南宋著名词家辛弃疾曾写过一首《鹧鸪天》，词曰：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云雨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这是一首送别词，作者以惆怅迷惘的心情，嗟叹世途艰难险过江上风波。对历尽风雨饱经沧桑的人来说，世事历来如此，中国民族工业所面临的，就不仅是“江头风波”，而是举步维艰，行路难，难于上青天！
拥有10多家缫丝厂的民族工业巨子莫觞清，由于生丝外销权完全操在洋商手里，汇率又变化莫测，盈亏毫无把握，他于1920年在上海徐家汇马浪路（今马当路）开办了美亚织绸厂。以为开了绸厂，他所开设的缫丝厂的生丝销路就有了回旋余地，洋行退货的“降牌产品”（检验不合格的厂丝），就可卖给绸厂。这个主意本是不错的。
然而，这时国际生丝市场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丝织品的角逐也非常严酷。仅仅湖州一地，大中型绸厂就有10多家，民间零散织机不下数千台，以后意大利和日本的人造丝绸输入我国，价格低廉，色泽光亮，真丝绸遇到新的挑战。所以，莫觞清在丝厂失败丝绸销路欠佳的困境中，于1921年将美亚丝绸厂交给他的女婿蔡声白经营。
蔡声白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质专业，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耳濡目染，并不陌生。他一上任就先看车间机械，不禁脱口而出：“用这种机械生产出来的产品，非但不能与外绸竞争，即与同业中的大绸厂相比，也望尘莫及。”于是他提出16字治厂方针：“添置机械，罗致人才，革新管理，扩大营业。”
如今一些工矿企业都很重视“治厂方针”，什么“开拓进取”、“求实创新”，什么“质量一流”等等，书写在厂门口的粉墙上，贯串于总结报告之中。显然，这都是些只有“共性”、不见“个性”的口号，光靠口号是办不好企业的。真正的“治厂方针”应符合本厂实情，反映企业特色，而不应该是专门给领导观赏的千篇一律的“大路货”。
蔡声白上台后，首先向美国订购一批最新型的阿脱喔特（Atwood）络丝车、并丝车、睰丝车等，以及克劳姆登（Crompton）全铁丝织机，从而使工厂能够生产出阔幅双绉、乔其纱、绉缎、单绉等新品种，他聘请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虞幼甫、张叔权担任分厂厂长、分公司经理；又邀请“纹制高手”莫济之负责花样设计，以致美亚厂一周就能推出一个新品种。他设立检验所，严格检验产品出厂质量；他使美亚织工工资比同业的工资高出10%……
蔡声白办这些事情，不是等企业有了盈利才办。他一请大老板莫觞清增资，二靠银行贷款。他跟老同学、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张嘉趝商量，以厂房、机械、成品、原料作抵押，贷款100万元，由银行派员驻厂管理监督。20世纪20年代的百万银元，已可做一番大事业，蔡声白显然是“背水一战”。
企业的出路在于产品销售，当时丝绸市场形势依旧严峻，但蔡声白在促销上做足文章：
他将原来委托广帮天生锦绸庄经销，改变为自办“发行所”，开设绸缎店，雇用多名“跑街”，产销见面，推售美亚产品。
1922年端午节前，正是“华丝葛”盛销季节，各绸缎店货源短缺。但他以按市价7折售出“华丝葛”3000匹。这一旺季打折出售畅销产品的举措，震惊市场，从而使美亚声誉扶摇直上。
1928年5月，他带领一批营业员先后考察了暹罗（泰国）、安南（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每到一地，就向当地新闻界发布消息，在各电影院放映《中华丝绸》短片，他本人站柜台售货，当听到一位顾客反映：“我们这里天气热，如果能比‘华丝葛’再薄一点就好了。”他听后如获至宝，回沪后立即与总工程师商量，研究出一种比“华丝葛”更轻更薄的丝绸，仅一星期，就试出小样，命名为“爱华葛”，售价比“华丝葛”低廉，销往南洋，很快被一抢而空，订货单纷至沓来，当年就销出三四万匹。
丝绸厂商一向把目光视向国外，但蔡声白却重视内销。他们由副总经理高事恒，率领一批营业员溯江而上，从镇江、南京，再去芜湖、九江、汉口和重庆等15个城市，他们和沿江城市的绸缎商号洽谈业务，举办绸缎展览会，在展厅设立零剪柜台。不久，原班人马继续南下，前往福州、漳州、泉州和广州、香港等地。此行很有收获，30年代初是经济萧条年月，但美亚厂的客户却从原来的400多家，增加到600多家，渡过了这一难关。
当然，这些都是“生意经”。但蔡声白的“生意经”却很不平常，其中不少是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人家是旺季畅销货奇货可居，他却是打折大量抛出；人家注意海外的大宗贸易，他却是零打碎敲地经营国内丝绸市场。他总是寻找别人不注意的空间，从隙缝中突然崛起，独树一帜。市场，风云变幻，企业，潮涨潮落，在蔡声白以后，也有过不景气的年月，但主事者砍了“三斧头”，看看无效，就颓然作罢，坐着、守着，“等，靠，要”！这和当年蔡声白从夹缝中求生存、总经理当售货员一竿子到底的精神相比，差劲多矣！
蔡声白惨淡经营10年，办了天纶美记、美孚、美成、美生、美利等8个绸厂，美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大大增加，但流动资金仍很拮据，这几乎是当时民族工业创业者的共同点，把每一点盈利都用于扩大经营规模，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像狮子滚雪球一般，企业越“滚”越大，但资金永远靠东拉西补，企业开支始终是“天天大年三十”。你说它是小农经济思想也好，你说它缺乏当代企业家气派也好，它以中国式的点滴积累来弥补“先天不足”，从而将寒碜的小工场“滚”成了现代化的企业集团。
如今有些企业经营者，学会了前人的举债办厂，并赋予一个好听的名字，曰“借鸡生蛋”。可惜的是，他们只会“借鸡”，不会“孵蛋”，借来的鸡生了蛋，并未孵出小鸡，而是煎荷包蛋吃了！有限的盈利，用于上下打点、撑足场面、沽名钓誉……银行的钱，“贷到”等于“捞到”，永远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在这些地方，国家贷款就像是“肉馒头打狗，有去无回”！看到这些，令人扼腕心痛，因为毕竟都是小民血汗！可当事者们却自我感觉良好，至多换一把交椅，从这“长”调任那“长”，找不到半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羞愧和自责，在他们本应该是鲜红的良心四周，早已结上一层厚厚的老茧。
然而，60多年前的蔡声白却没有今人的幸运。他在外资绝对控制下的丝绸市场“钻”出一“缝”立足之地，但依旧好景不长。这时，日本人造丝产量猛增，售价比厂丝便宜一半左右，人造丝绸在南洋廉价倾销，到1931年，美亚厂的南洋市场几乎全为日商攫夺，美亚外销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为了求生存，蔡声白只有从夹缝中再找“夹缝”，他提出创办“关栈厂”的设想。什么是“关栈厂”？就是，既作堆栈，又做工厂。由海关派员监督，人造丝进口免税堆放关栈，织造成品出口，凭我国廉价劳动力，成品售价可以比日本人造丝绸更低。他们并决定将上海闸北八字桥的美亚十分厂，改为“关栈厂”。
创建“关栈厂”，在我国史无前例。因为事关免税，而人造丝进口税率为200%，故需要当时的财政部核准。1932年6月，蔡声白拟定一纸公文，经上海市商会，转呈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催促，恳请，打点，斡旋，扯皮，一直到1936年9月才获批准，一共拖了4年零3个月，总算批准美亚十分厂为“关栈厂”。
虽然夹缝很小，终于看到一丝亮光。海关关员进厂监督，工厂立即赶制产品，工人们日夜开工，果然，美亚人造丝绸就像“华丝葛”一样，光滑，坚挺，鲜亮，而且售价低于日货，首批运往南洋，就被争购一空，订货函电雪片般地飞来，接着又打开了印度市场，全厂职工欣喜若狂。但“关栈厂”只建办了10个多月，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关栈厂”地处战事前沿，第一天就被日军炮火炸毁，机器厂房、原料成品全部付之一炬，仅账面损失，就达7.7万银元，千辛万苦，化为炮火中的断壁残垣。
“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鲁迅《赠画师》）在夜色如磐的年月里，蔡声白，一个为发展民族丝绸工业苦斗了一生的中国人，想从铁板一块的天地里打开一道缝隙，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当东南一壁的丝织厂纷纷倒闭，惟有他，面对萧瑟山水，“独立寒秋”，从夹缝里寻找夹缝，但也经不起几声轰炸，一阵炮火，一切努力都化为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