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读书人做官，要经过“十年寒窗”，将军成名要经历沙场百战。企业家要办好一个企业，同样要经过披荆斩棘、砌砖垒瓦艰难创业的行程。但是，在官僚们眼里，这一个个成功的大企业，就像是一块块味道鲜美的肥肉，“端”过来就可以自己恣意享用。
以湖南省为例，在抗战期间，长沙设备最好的宝华玻璃厂，在内迁湘西辰溪时，借了湖南省银行的钱，于1941年11月被湖南省建设厅接管，更名为“湖南第一玻璃厂”。长沙市最老的厂，建于清光绪末年的和丰火柴厂，迁至湘西冷水滩，1942年就被接管成了官办企业。再如长沙的福新机器染厂迁抵桂林的第二年，就被迫与广西省政府合办，成了“广西纺织机械厂”……
当然，这些兼并，都是“省级标准”，也就是省一级的“胃口”，到了中央，“胃口”要大得多。他们的目光倾注在那些国内闻名、根底深厚而又有大利可图的大企业身上。如永利碱厂这样规模的民营化学企业，就是当时政府时刻觊觎的目标。
范旭东和他的伙伴们以大半生心血铸造了“永久黄”，经历重重磨难，在日寇侵华时，他们多次拒绝日寇的“合作”要求，不惜毁家纾难，来到后方“第二次创业”，然而，官僚们却不放过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这些国内外知名的企业据为己有。于是他们在国难当头，利用爱国资本家的爱国情绪乘机要挟。不说当时范旭东是紧跟政府“共赴国难”已作出巨大牺牲，就是对普通的中国人，如此趁火打劫，也很不道德。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永利于1937年8月就向经济部呈文，要求内迁，在南方设立新厂，申请在资金方面予以协助。经济部很爽快，在复文中提出四点：一、特许永利在南方办新厂，所有用盐免税和成品免税一律照旧；二、旧厂如果有必要需自行毁灭时，建设新厂，每年补助100万元，以三年为限；三、如果旧厂没有必要毁灭，永利从第四年起退还补助金，分六年还清，每年归还50万元；四、以上特许利益，从永利计划核定时施行。
这四项办法很快就得到行政院批准，并通知财政部照办。永利碱厂和永利厂都毁灭了，残剩部分也被日寇占领，财政部于1938年4月先拨款40万元。然而，这仅仅是鱼饵，在5天以后，政府就通知永利，300万元一次拨付，但不是补助费，而是作为“官股”，企图强行介入。经济部的“四项办法”，好话连篇，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蚕食，吞并。
范旭东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实业家，战前，宋子文曾两次提出与他“合作”的建议，并许以高官厚禄，两次都被他拒绝，他说：“我立志毕生从事实业，决不做官。”他对永利伙伴们说，“宋子文是官僚，不懂搞实业”，“企业到了他们手里，永利就完了”。面对官方的强行入股，他们于1938年5月19日答复经济部说：
公司股本350万元早已收足，并无余额添收新股。如要加股，必须召开股东大会，修改章程，始能实行。目前交通梗阻，集会殆不可能，应恳准俟时局稍定，再行定期决定。（档案：《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案》）
官府自食其言，反复无常，但永利公司却不敢公开拒绝，只能婉言辞谢，以缓兵之计拒绝接受官股。以后，永利以进口器材及塘沽、南京两厂损失惨重为由，请求经济部实现原来的诺言，将300万元补助费拨付到位。但经济部坚持说这300万元已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准作为官股，连原来已拨付的40万元“垫款”，也是官股，矢口赖账。
抗战八年，永利基本没有收入，范旭东靠举债度日，但他坚决不让“永久黄”人员离散，在困境中兴办了10多个企业。1943年，他看到日寇早晚必败的前景，他雄心勃勃地为“永久黄”企业集团拟订了战后恢复和建设十大化工厂的规划，其中包括五通桥合成氨厂、五通桥硝酸、硝酸铵及硫酸工厂、株洲硫酸铵厂等内地工程。对兴办这些企业的资金，他不敢再和政府有任何瓜葛，凭着他在国际化工界的声望，于1945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与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谈判，谈妥16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但需要由中国政府担保。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认为机会来了，他乘机向范旭东提出，希望得到永利官股，范自然不会答应，孔也就不肯在保证书上签字。范又去找行政院长宋子文，宋也一口拒绝，一次国外银行贷款就此“泡汤”。
经过这一次重大挫折，范旭东又气又恨，不久就病倒了，就在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不久，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与世长辞。在旧中国，就学识、品德、才干、声誉，范旭东都是万里挑一的实业家，但就是这样一位蜚声中外的企业界耆宿，化学界精英，也不容于那些身居要津的“白衣秀士王伦”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不肯将企业拱手奉送给他们！
范旭东之死，在永利、重庆，甚至在全国都引起巨大反响。侯德榜流着眼泪，在灵前沉痛表示：
“同仁继承先生遗志，遵范先生之计划进行，一切无变动。将来若小有成就，非同仁之力，乃先生擘划之功；若其无所成就，非先生之计划不善，惟予等小子无良。”
一位女工的挽词上写道：“你死了，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
追悼大会于1945年10月21日在重庆南园举行。毛泽东发表挽词：“化工先导，功在中华。”周恩来亲临吊唁，他的挽联是：
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重庆22个团体，于11月13日又举行了“陪都工业、文化界人士痛悼范旭东先生大会”，各界名流都参加了这个追悼大会，可见范旭东的精神感人至深。如今，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前永利厂）和天津碱厂（前永利碱厂），都矗立着范旭东先生的铜像，以示两厂后代职工对这位实业家的敬仰之情。
除范旭东以外，还有一块官僚资本啃不动的硬骨头，就是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
卢作孚曾经担任过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战时国家交通部次长、粮食局长，对战时军运、抢运疏散物资、稳定后方社会生活，建立不可磨灭的功绩，于情于理，官僚资本都不应该打他的主意。但旧官场的事情，往往无情可叙，无理可说。
1944年，因为民生公司业务突飞猛进，远远超过官僚资本集团经营的招商局和三北公司。财政部长孔祥熙找上门来了：
“中央要扶持贵公司前进，互助互利，中央信托局可以投资200万元。嘿嘿，嘻嘻！”
一听说“扶持”，卢作孚的头皮炸了！所谓“扶持”，不就是把你的民营企业“扶持”成他们的猎物吗？他只能打哈哈，说是和董事们再商量商量，他不敢得罪“财神爷”。
卢作孚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料行政院长宋子文又带来“意向”，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他要向民生公司投资巨款，由他担任董事长。卢作孚无法招架了！他只得向老友、曾经担任过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公权讨教。张也无力与宋、孔两家抗衡，却为他出主意，要他去找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和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前者是政坛不倒翁，后者是金融老资格。
果然，经过张、钱二位的多次周旋，宋、孔投资一事暂时搁浅，但也得罪了宋、孔两位“尊神”。不久，发生民惠轮沉船事件，孔祥熙就抓住不放，说“民生公司是民死公司”，民生声誉大受损失。这年10月，卢作孚去美国纽约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在美期间，他结识了加拿大政府驻华盛顿商务代表皮尔士，经过皮尔士的帮助，双方多次谈判，达成了向加拿大政府借款协议，用以支持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航业。但是必须由中国政府担保。
卢作孚碰到了范旭东同样的难题，要本国政府担保，要经过行政院、交通部、外交部、财政部四道关卡。果然不出所料，交通部提出十二条办法，“十二条”归纳成为一句话，即，民生公司先纳入官僚资本集团，然后再由政府担保借款。卢作孚宁愿放弃借款。
但天无绝人之路，卢作孚比范旭东幸运得多。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政府还都南京，急需民生公司运输物资和人员，又非卢作孚不可，只能答应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由政府担保。
不过，这件事从1945年7月一直拖到1946年10月，卢作孚才去加拿大签订了借款合约。
但官僚集团却仍不放过民生公司，这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资金入不敷出，招商局出面干涉，台湾银行冻结了民生公司台湾分公司的500万美元周转金。然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公司难以为继、卢作孚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他的九艘以“门”字号命名的新船：虎门、玉门、雁门、夔门、祈门、龙门、剑门、荆门、石门，横渡大西洋，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驶到香港，他开通了南洋航线、北洋航线和东南亚航线……
逆风狂啸，浊浪排天，但，飞得精疲力竭的沙鸥，仍在歌唱，那声音嘶哑而苍凉，那舞姿也显得沉重、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