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有的来自旧营垒。他们原是阀阅门第钟鸣鼎食之家，在那风雨飘摇的封建末世，深感政局难测仕途艰危，不得不另谋进退，或脚踏“官、商两条船”；或在封建废墟上重起炉灶。孙多鑫、孙多森和他们的通孚丰资本集团，就是如此。
安徽寿州孙氏，是个“五子四登科，一门三及第”的大族。与翁同騄同为光绪师傅的孙家鼐，是咸丰状元，历任工、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侄儿孙传鼎任江西临江知府；另一侄儿孙传樾为江苏候补道。传樾的儿子多鑫、多森，前者是举人，曾为江苏补用道、直隶候补道，钦加二品衔；后者贡生出身，官至直隶劝业道，二品。一门中顶戴花翎几大箩。孙氏大族占有寿州一半土地，人称“孙半城”。
孙家势大财大，已属惊人。况且，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的外祖父、安徽合肥人李瀚章，时任两广总督，为封疆大吏；外叔祖李鸿章，更是红极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就使寿州孙氏家族分外显耀煊赫，花团锦簇。它有趣地告诉人们：旧时官吏的计量单位，不应该是“一个个”，似乎应该说“一串串”……
孙多鑫曾跟随外祖父在两广总督府学幕，李瀚章卸任，孙多鑫北返扬州经营盐务。但这时盐务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时局不宁，盐运有风险，于是他和二弟多森商量另辟新路。他们从海关进出口货物的调查中，发现外国机制面粉进口数量多，利润丰厚，我国大量白银外溢，又风闻英商在上海创办增裕面粉厂，中国商人也在天津办了贻来牟机器磨坊和芜湖益新机器磨坊。他们既不甘心中国人的银子让洋商独赚，也想借此为孙氏家族创下一番新业。
宰相子孙办厂，气派果然不凡。他们先派家人宁钰亭去芜湖、天津、上海调查，宁钰亭从扬州购买小麦300石，委托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加工面粉，结果出粉率约合八折，只是粉质较潮。结算成本，除去麦款、运输、加工等费用外，净赚320余元，显然是本轻利重。于是，孙氏兄弟集资30万两银子，在上海建办阜丰面粉厂。30万银两，当时合银元41.7万元，相当于后来荣氏兄弟初办面粉厂资金的10多倍。其中，孙氏家族占70%，身居清王朝军机要职的孙家鼐，自己不便出面，而以儿子孙传蓕的名义入股。
接着，孙多鑫雇用了翻译同去美国考察，以2.2万美金（约合5万银两）购买美国机器，按美国图纸建造厂房，由美国技师负责设备安装，以每月200美元高薪聘请美国技师指导生产。阜丰面粉厂于1900年开业，是上海滩第一家华资面粉厂，日产面粉2500包。
当时阜丰面粉厂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洋商。由于孙氏兄弟不懂经营，产品竞争不过洋粉，第一年就亏损了7万余两银子。亏损，是割去了他们的“心头肉”，纵然是簪缨门第宰相苗裔，也会觉得心疼，不像有些官家企业的头儿，亏损100年也无动于衷，依仗着“等、靠、要”，只要保住自己那把“交椅”就行。孙氏兄弟吃一堑，长一智，他们狠抓产品质量，“阜丰”生产的“自行车”商标面粉（俗称“老车牌”），其色泽、口感都与洋粉不相上下。在市场推销方面，他们“薄利多销”，洋粉每包49斤，“老车”粉每包足秤50斤；洋粉每包售价1.6元，他们每包只要1.2元；而且对经销商先提货后结账，佣金回扣从丰，不久就夺得洋粉的江南市场，从此逐年盈利。
孙氏兄弟稳扎稳打，他们发家后并没有另办新厂，而是通过增建厂房添置设备来扩大企业的规模。说穿了，是防止“大权旁落”，保持权力的高度集中，封建制“官场”多年积累的经验，移至商场同样适用。1904年，“阜丰”增建厂房购进美机，日产增加到5000包面粉；1927年和1932年两次扩展，到1936年，日产面粉能力已达到2.6万包；账面资本从办厂时的40万元升值为300万元。他们于同年投资建造了自动化圆筒麦仓，当时被号称为远东设备最好的面粉厂。
孙氏兄弟办实业打开了局面，但他们并没有忘掉官场。据说，当官也跟抽鸦片一样，是会上瘾的，官场上人离开官场久了，会觉得孤独寂寞，这是“官之常情”，无可非议。庚子事变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他通过天津道周学熙（也是一个安徽人）物色办实业的人才。这时，阜丰面粉厂业务已日趋稳定，于是应周学熙之邀，阜丰厂副经理孙多鑫于1904年北上天津进入袁世凯幕中，不久被委派为直隶官银号总办，成为北洋财政实权人物，北洋早期实业的创建，他是重要的策划者。但他只活到41岁，于1906年病故。
袁世凯又将孙多鑫的二弟、上海阜丰面粉厂经理孙多森调到天津共办实业。开始他担任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和启新洋灰公司协理，1908年袁世凯罢官回乡，周学熙丁忧离职，孙多森升任直隶劝业道，掌管北洋各官督商办企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委派他为中国银行总裁；1915年，袁指令财政部总长周学熙拨款成立托拉斯性质的通惠实业公司，举孙多森为总裁，“通惠”上下，顿时全部是孙氏家族成员和上海“阜丰”的原班人马。从此，孙多森和周学熙这两位“皖系同僚”，为了各自家族和个人利益，矛盾日益激化，他们既有官场的权位之争，又有商场的利害较量，最后终于分道扬镳。
孙多森“官商两栖”，做官像官，在商言商，运作娴熟，水乳交融，将寿州孙家的传世格言“朝中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发挥到最佳境界，为后世官员的“下海”、“上岸”、“半上岸半下海”、“明上岸暗下海”，提供了赖以传世的“蓝本”。他当了几年“北洋财官”，孙氏实业迅速扩展，1915年他在北京创建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1916年在天津开设中孚商业银行，并拆迁上海阜丰部分设备办山东济宁面粉厂；1918年在烟台办通益精盐公司，同年又在哈尔滨办了通森采木公司……这些企业以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阜丰面粉厂为主，故通称为通孚丰资本集团。
和一般地主官僚家族不同，寿州孙氏家族培育后代思想很开放。自从孙多鑫于1899年访美回国后，就将孙氏子弟陆续送往美国留学，在1900年左右的留美学生名单上，孙氏子弟就占6名，年龄最长的，是20岁的孙多钰；最年幼的孙震方只有16岁，而当时即使在江浙一带留学生仍是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以后的孙家子弟绝大部分都曾留美读书，回国后各自在孙氏企业中独当一面。孙多森于1919年8月病故，就由他六弟孙多钰任中孚银行总经理兼通惠公司总裁，多钰在美国学的是铁路工程，回国后在铁路部门工作多年，曾任宁湘、沪宁铁路管理局局长，但为了继承孙家事业，不得不挑上这副重担。在抗战前后，控制孙家南北事业的，是留美回国的孙晋方和孙豫方。
孙氏阜丰企业的设备，都是当时一流的美式机器，是“正宗”的大机器生产。但其企业体制却是家族统治，全厂上下都采取封建官僚式的管理方式。早期的阜丰面粉厂，像座知府衙门，厂门上方悬挂虎头牌，对每个进厂者张开狰狞的血盆大口；左右两边竖着“肃静”、“回避”高脚牌，使人望而生畏；两侧还陈列着红头军棍，不知是揍工人还是打顾客的？只有去问站在厂门口的一个个巡丁了。厂内也是如此，办公室门前也是虎头牌高挂，红头军棍“肃立”，仿佛跑去谈生意的人时刻要准备着“挨揍”！所以，当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刚筹办茂新面粉厂，跑去参观阜丰厂时，就被挡驾门外不准入内。
辛亥革命后，阜丰厂的虎头牌、军棍不见了，1915年孙元方（也是留美学生）任总经理时，取消守门巡丁，但以印度巡捕（上海人俗称“红头阿三”）代替；以后又改雇用白俄巡捕守卫。“换汤不换药”，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种“气派”，使工人俯首，小民心惊，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胎里毛病”。
阜丰厂主要股东是孙氏家族，创办时只吸收了极少数非孙氏股东入股，如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的兄弟颜子庆、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等。厂内管理大权都在孙氏手中，“父业子承”、“兄亡弟接”，在抗战胜利前，阜丰厂的历届总经理和协理，都是“清一色”的孙氏子弟。除了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员不得不聘用外地人员外，即使是招收工人也都限制在本族、本乡范围以内，负责招工的，是代孙家管理田产收取地租的孙绥之，厂内管理工人的“大工头”，是孙绥之的儿子孙以芗。全厂职工中安徽人占90%，形成了安徽帮派，总经理就好像是“族长”，下层职工又仿佛是个帮会，层层控制，滴水不漏。
很难想像，一个又一个留学生所控制的现代化生产企业，却施用最原始的管理制度，俨然是个小小的封建王国。可见，“洋面包”和“洋墨水”，可以使马褂变成西装，或者让咖啡代替老浓茶，甚至生活上全盘西化，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个可爱的“洋名字”，然而，却很难改变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底色”。
在他们眼里，这是最合适的管理制度，对深深植根于小农经济土壤中的土地占有者来说，你能指望他们还能使得出什么“新招”来呢？
不仅孙氏企业如此。企业中的家族统治和“家长制”管理，始终是影响我国企业现代化进程的毒瘤。“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全仗父子兵。”只靠父子兄弟上阵对垒，毕竟成不了大气候。遗憾的是，孙氏模式的游魂，至今仍在有些私营工业企业中游荡，“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此，我不敢说三道四。但在一些集体企业中，也常常看到，来一个厂长，换一班人马，特别是有些乡镇企业，上下左右几乎都是厂长的兄弟叔侄姑表姨舅，甚至连基建承包、物资采购也都“肥水不流外人田”，在这些企业里，耳濡目染，总会觉得企业虽然姓“公”，但实际上早就成了私家天下。
在跟着“升天”的同伙中，也许不乏能人，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更多，上一辈含辛茹苦创下的企业，到了他们手里，不消几年，就“露出下半世光景”，结果是“富了和尚穷了庙”。所以，和孙氏家族相比，我们也不必苛求前人。
几乎和孙氏家族同一时期，是湖南衡山的聂氏父子兴办的民营工业。
聂氏办厂也是脱胎于洋务派的官办实业。聂缉是后起的洋务派官员，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女婿。他担任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于1890年升任苏松太道，在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新局中，占有股本5.4万两。在开工后的五六年中，由于竞争对手少，每年有盈余。甲午战争后，外资纷纷在华办纺织厂，华资纺织厂也增多，规模小设备旧的“华新”渐处下风，连年亏损，债务缠身，多数股东无意经营。精明干练的聂缉从困境中找到机遇，1904年，他支持他的内账房汤葵生出面组织复泰公司，承租“华新”，次年春，汤葵生病死，聂家继续收买“华新”股票。“复泰”经过改组，聂缉派他的儿子聂云台任总理，另一个儿子聂管臣任协理，聂家控制了“华新”。
但聂缉此刻的身份是“官”。他于1894年调任浙江按察使，以后又署理江苏巡抚，1903年改任浙江巡抚。1905年因浙江铜元局舞弊案发被撤职。他这才结束了“官商两栖”生涯，1909年以32.5万银两买下“华新”的其余股票，改为聂氏独资经营的恒丰纺织新局，后称恒丰纱厂。
企业从“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改为个人民营，是所有制的改变，今人称为“改制”。聂氏家族买下“华新”厂，什么时候拿出多少银两？史料都有记载。但是多数改制的官办企业却并非如此，因为清帝逊位后，中国就陷入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这些洋务派企业改制时，其中“官股”交给了谁？语焉不详。更何况，不少收买企业的实业家，就是昔日企业中的官方代表，公有资财“流失”到他们的口袋里，当时根本无人追究，真是一笔糊涂账！
但话又说回来，开始洋务派企业的“改制”，多数是经营不善办不下去；以后是清王朝的灭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处理这批企业的归属，就像“落市的青菜，三文不值两文钱”，谁有资格去买到这批“便宜货”？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就促使一些洋务派官僚，后来成了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家。正如现在有些集体企业的经理厂长们，本来无所作为，连年亏损，但一旦“改制”后自己成了工厂主，就有声有色地大展身手，其中的道理谁都清楚，但谁也说不清楚。
聂缉的儿子聂云台，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企业家。他13岁中秀才，此后在上海跟随外国人学习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西学，他和母亲曾纪芬朝夕相处，深受曾氏家学熏陶，集中学西学于一身。他于25岁出任“华新”总经理，当时企业亏损，经营艰难，他抓住日俄战争前后日纱进口减少的短暂一瞬，新官上任放了“三把火”：
聂云台以“行家”的眼光和胆识，改革生产技术，他在华资纺织业中，第一个用电动机代替传统的蒸汽锅炉；购进20台40英寸的钢丝车，淘汰了旧有的37英寸钢丝车；又将原有的细纱车罗拉、车头、钢领等关键部件，统统换成新式产品。他致力于聘用和培养技术人员，他聘请光裕洋行技师来厂，教练润滑油加添方法；聘用德商瑞记纱厂的英籍工程师为工程顾问，随时到厂查看机器保养和指导修理。从1909年开始，他连办8期技术人员训练班，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当时，“恒丰”一般工人月工资7元左右，膳食自理；但技术工人月工资可得20元，由厂方供给膳宿，从而刺激普通工人都要有“一技之长”。
聂云台技术革新的成果是：每枚纱锭的日产量由0.5磅增加到0.9磅；每台布机的日产量由1匹增加至2匹，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畅销。在此基础上，他果断地废除了包工头制度，建立原料采购基地和产品推销网点，疏通灵活的融资渠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恒丰纱厂的“黄金时代”，资本由60万两增加到108万两，纺锭1.5万锭增加到18.1万锭，布机从350台增加到450台。到1921年，他又新建恒丰第二纱厂和布厂，棉纱生产能力扩大4倍，棉布生产能力增加1.5倍，成为一个有职工3千余人的大厂。
聂云台的成功，不仅使他成为聂氏家族的中心人物，而且也成为上海工商界的巨子，1920年他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在全国抵制洋货的实业救国潮流影响下，他于1919年6月创办大中华纱厂；于1921年和张謇、荣宗敬、穆藕初、杨翰西等人发起创办中国铁工厂。他还发起创建以外贸经营为主的中美商业公司，在崇明开办大通纺织公司、上海纱布交易所和恒大纱号，在长沙创办协丰粮栈等企业，形成初具规模的聂氏企业集团。
在创办大中华纱厂过程中，聂云台再次显露了他的经营才干和改革精神。他引进世界一流设备，纺织机器由英美最新制造，发电机系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投入资金近300万两。投入之巨惊人，但它平均每万纱锭成本费为60余万两，和当时一般纱厂每万纱锭成本费至少70万两以上相比较，节省了很多资金。而且，全厂职员只有60余人，程序简捷，办事效率高，并率先在财务上实施成本会计制度，严密而精确。“大中华”开工初期仅开动2万枚纱锭，但3个月就获利3.8万余银两。它有力地表明：只有上规模重科技的企业，才能在强手如林的外商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条经验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为一个又一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反复证实。它告诉人们：多灾多难的中国人，生活可以满足于梦寐以求的“小康”，倘若是企业，特别是现代化生产的企业，一旦满足于“小康”，往往是滑坡甚至覆灭的前兆。
这，是“能人”和庸人的分界线，也是创造农业文明和创造工业文明的区别所在。
然而，颇具独创精神的聂云台，仍然无法挣脱家族经济的桎梏。他的经营活动受着家族利益和人事关系的掣肘，聂家于1904年在湖南洞庭湖畔开垦5万多亩淤田，建成一个大农庄，名曰“种福垸”，一直拖到1916年才算基本完工。从1904—1915年，上海恒丰纱厂共汇去资金60余万两，使得恒丰纱厂在10年中没有得到发展。特别是恒丰和聂氏家族之间家厂不分，任意取用，竞相拖宕，其利润大量用于消费和挥霍，无法积累。此外，“恒丰”高级职员都是湘籍，培养和使用的工程师几乎全是湘籍，连招收的工人都是来自两湖。狭隘的家族、乡土观念，势必不能广用人才，加上家族内部的权利之争，也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此外，摊子过多，延时过久，举债过大，促使他们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外资冲击下全面败北。
对这个历史时期民营工业的衰落，人们往往归咎于列强的经济侵略，这是个决定性因素，纵然思想再开放观念再更新，也无法改变铁的事实。然而，同样的历史条件同样的环境背景，为什么有些企业能渡过难关而有的却难逃此劫？这不能不从“内因”中去探本求源，几千年赖以构筑封建大厦的宗法制度这块基石，并未因清王朝的垮台而灰飞烟灭，它们的游魂代代相传，成了人们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当然，这不是提倡“六亲不认”。有人正根据西方“洋家族”模式来研究剖析中国家族制企业，但愿能获得成果。孙、聂两家经历表明，只有扬弃那陈年老屋里的坛坛罐罐，才有可能面向更广阔的世界。
聂云台的事业失败了，但他在当时工商界仍享有盛誉。这并不因为他是曾国藩的外孙，而是在他引进工业文明初期的勇于变革和创新、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