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旅沪同乡会创立后所展示出的极其强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对于宁波帮迅速崛起，并在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独占鳌头，可谓厥功甚伟，也给青年时代的李达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来香港艰辛打拼，很希望也有这样一个组织，团结帮助旅港的宁波人，可惜当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在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35周年之时，他以自身感受深有体会地说：“初来香港的宁波人，虽有营商的丰富经验，但资本有限，再加上初来他乡，人地两疏，要重新开垦创业并非易事。大部分人为了创业或生存，历尽了辛苦。”
不过，“宁波人的特点是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办事认真，讲信用，重乡谊，经过十几年的拼搏，事业上稍有成就，即欲思乡报国。在一批有心的宁波同乡前辈支持下，开始集资创办同乡会。”李达三曾说，“组织同乡会，实际上不是我发起的。那时候有一批朋友提议组织同乡会，动员我出面筹建，我因为早就有此想法，所以也没想太多，当即表示赞成。”
据李达三回忆，最早提议组织同乡会的是王统元乡长。众所周知，纺织制衣业是香港早期工业起飞的先驱，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首，王统元则是香港纺织制衣业的先驱，在20世纪50年代就创办了香港纱厂，提议组织同乡会时，他已经获授太平绅士，跻身香港上流社会。王统元属意李达三，也许是因为他学历最高，在宁波帮群体中可谓凤毛麟角；也许是因为他诚恳务实、长袖善舞而且和蔼可亲；也许是因为他经商才华出众，发展潜力无穷，必定不会让众人失望。总之，不少有心的宁波同乡前辈，大力支持李达三出面组建同乡会。
这里面确实有个小故事。1967年的某一天，有位先生拿来一本签名簿找他签名，李达三接过来一看是本空白本子，就毫不犹豫地翻到中间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后的签名者都将名字签在了他的后面，这就意味着他仍旧是排在里面的第一个。其实，李达三当时的考虑是，在香港成功的和比他出名的宁波人大有人在，自己只不过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但这件事出现的戏剧性结果，使他成了想让都让不了的第一人选。换言之，要由他挑起同乡会会长的担子。他执意推让过，可结局还是如此。为使成立大会能如期召开，并不想振臂一呼的李达三担当起理事会临时主席的职位。
应该说，在香港的宁波同乡中，李达三的事业、财富谈不上出类拔萃，但对于担任同乡会会长这件事，他并没有心理压力，因为他是真心实意地想为同样身居异域的老乡们做点事情，不求任何回报。李达三说得好：“创办宁波旅港同乡会，对我事业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的很多生意都在新加坡。但是，真的做了就不能马马虎虎。总归要做些事情出来。”
1967年4月9日，宁波旅港同乡会假座香港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同乡会的服务宗旨起点很高，即“联络乡情，发扬互助合作精神；造福桑梓，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为香港的繁荣和祖国的富强作出应有贡献”。
李达三以宁波旅港同乡会理事会临时主席的身份参加了此次创会大会，由此开启了他与同乡会割不断的悠久情谊。李达三后来说：“因为总得有个人来主持，否则会不好开啊。”时间过去几个月以后，还是没人来当会长，李达三是不当也得当了。在其后的1968年1月27日举行的宁波旅港同乡会首次理事会议上，李达三正式被推举为同乡会会长，连任两届，于1971年卸任，后又于1975年再次出任会长，还是连任两届，于1979年卸任。
宁波旅港同乡会的初期会员共53人，当年在香港的宁波籍知名人士，如王统元、王宽诚、包玉刚、包从兴、安子介、邵逸夫、陈廷骅、马临、曹光彪、董浩云、顾宗瑞等，都欣然加入了同乡会。成立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同乡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监事会，下设司库、组织、秘书、总务、福利、妇女、学务等部门，租借九龙尖沙咀宝勒巷一号作为同乡会会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同乡会成立未及一月，香港发生了所谓的“六七暴动”。最初本是一些工厂工人自发性参与的劳资纠纷，到后期却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大规模暴乱。港英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前往镇压，其间有浴血花园道、强攻华丰国货及沙头角中英武装冲突等事件，伤亡数百人。香港社会乱作一团，自顾不暇，新生的同乡会自然也因此受到影响，一时连理、监事会也开不起来。
坦然面对困境，淡定处理事务，方显出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李达三处乱不惊、以静制动，生意、会务两不误：一面在危机中寻找商机，生意反而越做越大；一面信守诺言，为同乡会办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成立国剧组，举办文艺表演；特约义务医生，为旅港同乡诊病，等等。没有活动经费，大家自愿几十几百元地捐款予以维持。
迟至1968年1月27日，宁波旅港同乡会才举行首次理事会议。大家对他这位临时主席前期的工作非常满意，一致推举李达三任同乡会会长，刘培康、童振远、应鼎成任副会长。自此以后，会务活动开始进入正常轨道。作为创会会长的李达三，在首次理事会议上，决定当年要办三件实事。事后证明此举对宁波旅港同乡会而言，意义非同寻常，影响十分深远。
第一件事是广征会员，扩大同乡会规模。是年2月26日，李达三主持召开征求会员大会，公推刘培康为主任委员，乐彬庠、王剑伟副之。会上成立了数十个分队，广事征求会员，以积分的方式展开友谊竞赛。李达三以身作则，自己和夫人叶耀珍各带一个分队，再动员二哥李保龄也带一个分队。各路分队不辞辛苦，数路出击，游说并举，成效显著。至当年11月底，共征得新会员730人，会费收入计95140.35港币，超额完成了原定的新征会员人数和会费收缴目标。
第二件事是自置会所，附设同乡会餐厅。一方面，随着会员人数不断增加，原有会所已不敷应用，需要寻找新的更合适的会所；另一方面，理事们商量事情，习惯找个餐厅聚会议事。“有时候一点钟吃饭，三点钟还没有讲完，餐厅里的人就催我们走。”李达三后来说，“被他们这样一催，我们觉得心里不舒服，就打算自己买一个会所，附设一个餐厅。”有了计划就得设法付之兑现。当年的5月5日，同乡会成立“会所基金筹募委员会”，李达三亲任主任委员，应鼎成、王剑伟副之。新置会所工作就此拉开大幕。
“六七暴动”过后，香港地价大跌。感觉敏锐的李达三知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李达三将自己的想法知会各位乡长，动员会员捐集购楼资金，凑足20万钱款后，出手买下中环德己立街8号（现为2-18号）业丰大厦四楼，以此作为宁波旅港同乡会的永久会所。待一切准备完毕，于1968年8月3日宣布自置会所开馆。李达三请来一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徐诚斌主持揭幕。他不但是“阿拉宁波人”，而且是天主教香港教区第一位华人主教，所以远近轰动，盛况空前。
开馆之际，租用隔壁楼层的同乡会附设餐厅也同时开业。餐厅由苏浙菜名厨刘万云主厨，著名菜式有火腿鱼翅、苔条虾仁、面拖黄鱼、狮子头、煮干丝及拆骨鱼头等宁波名菜，点心有葱油酥饼、黑糯米百宝饭和应时合令推出的糖藕、蟹黄小笼包、冬笋炒年糕、豆沙汤团等，成为当时香港最著名的上海宁波餐馆。更令人惊喜的是，附设餐厅的赢利，除了应付一切开支之外尚有盈余，这也同时解决了同乡会的日常开销问题，可谓两全其美。
李达三的这两起惊人大手笔，使宁波同乡会在香港众多的社团中鹤立鸡群，成为让人羡慕的佼佼者。自置会所及附设餐厅不仅为会员间的联谊聚会创造了条件，也证明宁波人的精明务实与远见卓识，确实非同凡响。
第三件事是兴办学校，培养明天的人才。认定教育为社会进步之根本，捐资兴办各级各类学校，乃是宁波帮乡贤的优良传统，李达三本人也是这个优良传统的受益者之一。他曾就读的澄衷中学和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都是旅沪宁波帮前辈创办的。所以，在大家商议为香港社会做点“啥事体”，提议“我们也可以办学校”时，李达三尽管担心办学经费如何筹措问题，但“想想这总归是有价值的事嘛”，于是拍板决定创办宁波公学，并向港英政府提出申请。这是宁波旅港同乡会所做出的第一个有战略前瞻性的决定。
为确保筹建项目有条不紊地展开，宁波旅港同乡会首次理事会议决议成立建校委员会，筹设宁波公学，公推太平绅士王统元担任主席，应鼎成、童振远为常务委员；李达三、王剑伟、徐诚斌、马蒙、曹伯中、张肇元、董厚璋、刘培康、边耀祖任委员。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港英当局在经历风波之后，也在反思中总结教训，开始关注劳工阶层的教育、医疗、住宅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同乡会递送的办学申请报告，正迎合港英政府的思路，于是一切顺风顺水。1969年10月20日，港府工务局致函同乡会，核定拨给官塘公地5.55万平方英尺，供宁波公学建校之用；仅过两天，港府辅政司也来函同意提供免息贷款200万港币，以补建校资金周转之需。在宁波旅港同乡会的用心筹建和港英当局的鼎力支持下，宁波公学于1971年9月落成开学。在1972年2月23日的第三届第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李达三、安子介、马蒙、应鼎成、王统元共5人，被推任为宁波公学校务委员。
后来宁波公学校舍不敷使用，同乡会又在1987年筹建宁波第二中学，并于次年建成开学。李达三为此又前后奔波协调，忙得不亦乐乎，操劳自不待言。值得说明的是，两所学校的校名前虽都冠有“宁波”两字，但招生并不局限于乡贤子弟，而是面向全港社会。30余年来，两校已为香港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
李达三走马伊始即打了三个漂亮的攻坚战，而且以完胜收官，其领导艺术与决策能力为众人所信服，故连选连任，前后担任4届同乡会会长。早在1973年5月16日的第四届第二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李达三就因“对于本会及宁波公学业务，素检热心，出钱出力，不肯让人”，而被推举为同乡会的名誉会长；1985年6月25日召开的第十届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李达三被授予“永远名誉会长”荣衔。
作为同乡会日常决策机构的理事会，在李达三的领导下，各项活动内容丰富，进展顺利；可对决策实施执行情况履行督察职责的监事会，却常常因开会人数不足而未能承担起相应的职能，直至1968年的12月30日，才首次召开监事会议。从其讨论的决议中可以看出，监事会充分肯定了征求会员和兴办学校这两件大事，同时还提出：希望“会章修改，应立即进行”。除此之外，会议的决议对筹募会所的基金提出了意见：
筹募会所基金，原定目标为港币25万元，至本年11月底，共得港币18.7151万元。除购置会所，添设生财，装修餐厅，共用去港币约29.6万余元，不敷远甚。除由理事垫款3万元及将全年收入之会费全数移用后，方得勉强弥补。影响所及，使本会一部分会务活动，例如福利、助学、救济、医药、交谊等各项工作，均无力推动。特向理事会建议三点：
1.筹募会所基金委员会应限期结束，并请在限期内再接再厉，务求达成原定目标。
2.上项目标达成后，对会所基金之经募人员及捐款人，前曾明白规定勒石志名，以垂永久，仍应切实办理，以符信诺。
3.关于上项筹募会所基金之捐册，亦应于结束前予以收回，以清手续。
李达三列席了这次监事会议。其实，劝募就是化缘，全看缘分，哪能“限期”？况且，身为会所基金筹募委员会主任，李达三个人捐款4万元，在所有募捐者中是最多的一个，副主任应鼎成与王剑伟也各捐了2万元，3人捐款额约占全部筹募基金的45%，已经尽到筹募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责任了。尽管有些想法，但李达三毫无怨言，依然坚决执行监事会的决议。
针对首次监事会议中对于修改会章的决议，宁波旅港同乡会于1969年3月20日举行第十六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在修改了会章的中文本与英文本的基础上，李达三又主持讨论了中英文有出入之各条，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最后决议作如下调整：
1.第六条 拟改为除赞助会员外，凡在香港居住之宁波籍人士，如对本会作如下捐款，除根据本规程第四条之规定取得永久基本会员之资格外，并得由本会分别授予以下荣衔，并免交入会费及年费：
一、荣誉会员 捐款不少于两千元
二、名誉顾问 捐款不少于三千元
三、名誉会长 捐款不少于一万元
前项荣衔之授予，须经理事会之特别决议。理事会并得聘请德高望重之同乡为名誉顾问，或名誉会长，而不论其是否捐款；但现任理监事因已任实职，不能膺名誉衔。
2.第八条 本会每年在四月份召开会员大会一次，其时间及地点由理事会决定；如有特别需要，得由会长或副会长之一，依法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但应于二十一天前以书面通告开会日期，并应在通告内说明开会之目的。英文本在“副会长之一”之后加有“或有表决权之会员十分之一”字句。
决议：根据英文本加上“或有表决权之会员十分之一”字句。
3.第十条 赞助会员得列席于会员大会，普通会员得陈述意见，但无表决权。英文本为：赞助会员及普通会员均得列席于会员大会，但无表决权。
决议：原则上根据中文本，并加补充为：赞助会员及永久赞助会员得列席于会员大会，普通会员及永久普通会员得陈述意见，但无表决权。
4.第十六条 理事会得就理事中推选若干人为常务理事，遵照会章处理会务，对于日常事宜并得便宜行事，而提请理事会追认之。英文本无“提请理事会追认之”之句。
决议：以英文本为准，删除“提请理事会追认之”之句。
5.第十九条 理事会必须有八人以上之出席，方可开会。英文本为：理事会必须有理事九人以上之出席，方可开会。
决议：以英文本为准修正之。
6.第廿四条 监事会应就监事中互选监事长一人、副监事长一人。其后英文本有“连选得连任，但最多以两届为限”。
决议：以英文本为准。
7.第廿七条 会长副会长任期为两年，连选得连任，其后英文本亦有“但最多以两届为限”。
决议：以英文本为准。
8.第卅二条 校董会中应有九人为永远校董，其中一人为主席，由校董会就校董中互选之；其余校董任期为两年，连选得连任。英文本为：校董会中应有七人为永远校董，另选一人为校监。与中文修正条文不符。
决议：应维持中文条文，但永远校董改为七人。
9.英文本之卅三条 校董会得随时委任校务管理人，并应将校务管理人之名单呈送教育司，依照香港教育法例二七九条办理登记。与中文本迥异。
决议：以英文本为准。
10.第卅五条 理事会得选任另一校董以替代辞职、出缺、或任期届满之校董，并应遵照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例向教育司申请登记。英文本无“并应遵照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例向教育司申请登记”字句。
决议：应以英文本为准，将上句删除。
11.第卅六、卅七、卅八条 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例均与英文本所称香港教育法例第二七九条之规定不一致。
决议：应依照英文本修正之。
依据上述修正会章第八条——“本会每年在四月份召开会员大会一次”之规定，宁波旅港同乡会于1969年4月27日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虽然李达三在会上郑重提出：“本人因商业关系，时时需往外埠接洽，离港之日甚多，请在下届理监事候选人名单中除名，以免当选后贻误会务。”可结果，他仍以最高票当选理事；随后在第二届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蝉联会长。
监事会还关注同乡会的财务情况，在1970年4月16日第二届第二次监事会议上，专门提出“对1970年度收入之隐忧”和“对1970年度预算之支出部分表示担心”。但1971年3月18日第二届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监事会议，在审查1970年度之决算时予以通过，“尤以收支平衡表示满意”。对于自置会所之事，更是给予高度评价：“目前市价估值50万元，已较上届大有进步，亦可谓由筚路蓝缕之建造，已入小康安定之阶级。”——李达三后来为添置会所、补充会所经费，又再捐6万元。
同乡会在李达三的主持下，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尤其是最受会员欢迎的传统活动——春节联欢大会，自1968年开始从未间断过。这项活动在提高宁波旅港同乡会的声誉，优化社会印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盛况以1969年春节联欢大会为例：假座海天酒楼，游艺节目精彩纷呈，有弹词、相声、滑稽戏、永安公司时装表演，还有邵氏旗下电影明星拜年、唱歌等。抽奖礼品琳琅满目，都是会员无偿提供的，有西服、羊毛衫、名牌女装、虎油、塑胶盒、洗衣机、手表、笔、睡衣、领带、纱巾、毛巾、方巾、床罩、糖、酒，还有台湾双程飞机票等。而最贵重的礼品，也许要数李达三公司所提供的声宝牌电视机了。参加联欢的会员个个情绪高涨、欢颜笑语，人人高兴而来、尽兴而归。李达三除了为联欢大会提供自己公司的产品作为礼品外，还在大会筹备阶段，为其热心劝募广告费用，积极参与春节联欢大会的各项活动。
1971年4月25日，宁波旅港同乡会举行第六次会员大会，改选第三届理、监事会，李达三继续当选常务理事。因囿于会章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不能继续连任会长一职，他向各位乡长发表了卸任告别演说：
宁波人士素重感情，富有合作精神，同乡会在此种条件下培养出来。以往四年之中，深得会员乡长热忱支持，使本会今日稍具规模，在有形及无形资产方面均有成绩。就有形资产而言，已自置会所，附设餐厅，为会员服务。此外，现正积极筹办宁波公学，估计明夏将可落成。若以金钱数字估计，同乡会资产当在四十万元以上，建校委员会资产亦达六十余万元，两者共超过百万元之数。在无形资产方面，既得同乡人士的关怀，出钱出力，更获得政府当局及社会各界对本会之重视，评价至高，处处有生气，有能力。宁波人被称为有工商业天才的优秀分子。如此美誉，值得吾人欣慰。
本人认为，良好的收获，必定是经过努力耕耘的结果。因此，各位会员、各位乡长、各位理监事，在以往数年，对同乡会事务的大力支持、埋头苦干，正是本会今日所得成果的主要关键。
他列举了众多会员对同乡会所作的贡献，包括义务秘书主任江礼培，财政方面乐彬庠、曹伯中，餐厅戴行骅，总务部刘鹤仙、董春芳，康乐部水启宁，公共关系部周定怡，福利部朱国琛、应世华、何祖荫，组织部童振远、江礼培，妇女部李渝，监事会各位，宁波公学建校委员会主席王统元、工程师边耀祖等。之后又说：
本人担任本会会长，前后二届，忽已四年，自愧才疏学浅，殊乏贡献。幸得才学并优之副会长刘培康乡长、童振远乡长热心支持，多方协助；另有王剑伟乡长不时指导，更得各位理监事忠诚合作，使一切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不胜感幸！但欠缺之处，在所不免，此点本人自当负责。
最后，李达三深情地指出：“同乡会在过去四年，可说是初创时期，至今虽已略具规模，回想同乡先贤在上海及国内各地创造之丰功伟业，建树良多。例如在四十年前上海之宁波旅沪同乡会，已有学校十余间，学生万余人，并有医院及公所，规模宏大，为各社团之首。本会与其比较，相去甚远。今后本会将由初创时期步入发展时期，相信下届理监事会必由有声望、有才干之乡长出来领导。本会理监事中不乏精干优秀人才，倘能再加新血补充，以宁波旅港人士人力财力之充沛及服务之热忱，今后会务发展定将一日千里、前程无限！十年之后，本会之财政实力、工作规模及社会地位，将驾于一般社团之上，可以预见。而届时宁波人在香港之地位，必将更为提高。”
就这样，李达三于1971年卸任宁波旅港同乡会会长一职，但他与同乡会的缘分远远没有结束。他始终关注并参与着同乡会的成长历程，虽然不再担任会长，却因他在任期中“以英明手腕，奠定本会基础，厥功甚伟，出钱出力，有目共睹”，所以在随后的第三、第四两届，又被同乡一致推选为负责财务的常务理事。“就任以来，计划周详，使本会经济状况日益巩固，尤以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为大家所尊重。”这些都是同乡会会务报告中的评语。因此在1975年4月，李达三再度被全体会员选为宁波旅港同乡会会长，可谓众望所归。
可能是由于自身经历的关系，李达三十分看重教育。在担任宁波旅港同乡会会长一职的8年里，他始终恪守教育为社会进步之根本，把捐资兴办学校这一宁波帮乡贤的优良传统与美德发扬光大。在卸任会长以后的日子里，他继续关注并积极参与同乡会推出的各项教育举措。他的职衔，除了永远名誉会长，就是宁波公学与宁波第二中学的校董会主席。正是在他对教育事业的格外重视下，两校的教学相长局面才得以格外喜人。
这两所学校地处观塘（官塘），当时相对偏僻，生源的素质只能说平平而已。但经校方的多年努力，以“恒毅”为校训的宁波公学，已被列入正增值学校榜；中学会考成绩，多年来均高于全港平均水平；高级程度会考，也有多科成绩优于全港学校的平均合格率。多位毕业生获得各大学颁发的优良学业成绩奖项。1986年成立的宁波第二中学，以“恒德、弘毅”为校训，其高级程度会考合格率，同样取得喜人成绩，也高于全港学校的平均成绩，多人获本港各大专院校录取修读学位课程。而且中学会考成绩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两校考获五科合格的学生，人数比例均已升至八成以上。所有办学成果的取得，应该说内中含有李达三对莘莘学子的一份爱心。因为他长期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董会主席，直至今天仍乐此不疲。
李达三对于同乡会教育事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创办宁波公学与宁波第二中学，并担任校监、校董会主席，还表现在对学子们的学业、前途的支持与帮助。1986年，宁波旅港同乡会多名乡长积极响应宁波公学就业计划，为部分毕业生提供就业、实习机会。其中，李达三赞助毕业生到荣声电器有限公司就业、实习。此次响应活动“在学校引起很大震动，师生均为振奋”。同年，为提高宁波公学的教学质量，同乡会各位理监事乡长捐助宁波公学购置电脑设备，李达三更是慷慨捐助港币10万元。同乡会为纪念捐助了大部分所需资金的李达三和陈廷骅，特意命名该电脑室为“李达三陈廷骅电脑室”。1987年，李达三又以创会会长的身份向宁波第二中学捐助20万元港币。
李达三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大部分都在同乡会会议的记录中有迹可循，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未能记载下来或者可能遗失。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影”。李达三的倾情付出，同样刻印在一代学子的记忆中，并闪耀于历史的长河里。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宁波旅港同乡会会在众多会员的辛勤耕耘下迈进了“不惑之年”，从最早只有53人的小小团体，成为拥有3000多名会员的知名社团。回眸过往，李达三欣喜地发现：“本会联络乡情，互助合作，兴办福利，造福社会，情系桑梓，贡献祖国的宗旨，四十年历程中都一贯始终。”
事实上，宁波旅港同乡会为香港振兴、祖国腾飞所作出的努力，早已得到全社会的肯定和赞扬。在同乡会四十周年大庆之际，当时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送来“心怀乡梓、泽惠宗谊”八个大字的匾额；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吕新华也赠送八个大字：“甬港同气、爱国爱乡”。2007年1月28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向宁波旅港同乡会亲致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贵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本人谨代表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向贵会致以诚挚的祝贺，并向旅港宁波同乡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贵会成立四十年来，在历届会长的领导下，在全体理事会乡长、会员的共同努力下，秉承“兴办福利，造福社会，情系桑梓，贡献祖国”的优良传统，为推动香港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家乡教育和福利事业的进步，为确保香港的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为增进香港与家乡的经济合作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海内外各界和家乡人民的一致称誉，充分展示了“宁波帮精神”。
衷心祝愿贵会会务昌盛、人才辈出；“宁波帮”光荣传统继续发扬光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相信宁波旅港同乡会的前景将更加璀璨光明。
面对亲历亲为的四十年风雨进程，感慨万千的李达三，以罕有的激情和满腔的热情，浓墨重笔坦言自己此刻的心境：“随着老一代乡长的荣休告退，如今喜见一大批年轻一代继承者，承担其主要会务，肩负起服务乡梓、造福社会的重任，令人深感后继有人、老怀欣慰。欣逢本会四十华诞志庆，纵观本会取得的诸多成就，自感为香港振兴、祖国腾飞尽一己之责，心中充满欣悦与自豪……随着时代的进步，本会承继深庆得人，深信全体会员同心协力，坚持创会宗旨，与时俱进，继续造福社会、贡献祖国，前景必定更加璀璨光明。”
值得注意的是，李达三对于创办社团的热情与专注，恰如对待其个人事业一般。他曾于1972年在宁波旅港同乡会年刊上，发表一篇题为《发扬宁波精神》的文章，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也许可以进一步理解李达三创办同乡社团的热情源泉之所在。
宁波人有句俗语“突肚过江桥”，此表示宁波人于困难时，虽然饥肠辘辘，但仍振作精神，突起肚腹，劲道十足过繁盛之老江桥，充分表示我侪同乡虽败不馁之精神。
但另方面宁波人于成功得意时反而时喜缅怀当年之艰苦困难，并对于处于困难环境中之同胞、同乡或亲友给予援手不遗余力。此系我侪同乡胜而不骄，乐于助人之优良德性。于本同乡会成立至今五年之中，余接触旅港同乡为数甚多，观感所及，同乡辈确系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努力实干之优良民族，具毅力，富气魄，有远见，广胸襟，强团结，待人宽宏大量，对己刻苦认真，凡事精打细算，以期精益求精，故于此二十余年中，几许同乡赤手空拳来到香港，而今已名成利就。尤可贵者，彼辈于事业成功之后，仍继续不断努力，并以取之于社会者仍用之于社会，乐于协助他人从事具有意义之社会各项工作，此种精神及优良传统诚应予以赞扬并大力推广。
现环视今香港社会，经济方面近数年来虽有良好成就，但社会风气渐近骄傲、自私、短视以及取巧之趋向，际此情况，则我侪之宁波精神更应予以发挥及宣扬，冀能纠正风气于万一，使香港社会更趋繁荣安定。
最后，际此新春佳节，余谨祝我同乡进步快乐！
或许是因为对宁波人“取之于社会者仍用之于社会”精神的深刻领悟，才使李达三身居高位而依然不忘报效社会；亦或许是因为“时喜缅怀当年之艰苦困难”，才使他身兼数职却对创办同乡社团以“从事具有意义之社会各项工作”而坚持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