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对传宗接代这件事总是特别关注，身居豪宅深院的大户人家如此，寓寄陋室工棚的普通百姓也同样，足见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以及家庭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这里所说的“传宗接代”，不单单指家族人口和姓氏的传承，还包含着家族事业和荣誉的延续。这一观念作为一种文化能流传至今，必然有其社会性和合理性。对事业有成的李达三来说，重视商业世家人才的培养，即家族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无可厚非。近代中国风云家族屡见不鲜，无论是从政的还是从商的，真正盛传于后世的终不多见，难逃“三代必亡”的怪圈。于是乎，“三代消亡论”的观点甚嚣尘上。而李达三采用“润物细无声”的培育方式，终于收获硕果，亲手实现了李氏家族世代交替的终极目标，不能不说是个完美的结果。
1987年8月，日本夏普公司与乐声公司再次以均等股权（50%：50%）的合资方式，成立声宝—乐声（香港）有限公司，由李达三任董事会主席，日方出任总经理。
李达三曾经很自豪地说过一件往事：“我和夏普集团的董事长常常打高尔夫球。卡尔登酒店开业之后，有一天我带着立峰一起去了。打完球，立峰和一个年轻人坐一部车子先走，我们两个老头坐另一部车子随后。这位董事长就跟我讲：李先生，我们都要老的，不能永久的，你将来怎么打算？很明显，他希望我将来继续跟他合作，又担心我把精力转向酒店去。我就对他讲：我有两个生意，一个是夏普生意，一个是酒店生意。我有两个儿子，都可以接上去。他笑着说：好，我放心了。”
这说明，李达三那时还没有认真考虑第三代的接班问题。但是形势发展比人预想的快，接替他管理夏普生意的人选必须尽早确定下来。因为进入新世纪，李达三亦届耄耋之年，是到把培养第三代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他知会已经在美国工作的孙子李本俊，希望能来香港帮助他打理乐声—声宝公司。李本俊是他的长孙，也是唯一的孙子，他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对象可以选择了。
李立峰与夫人潘裕琪，原先都在美国读书，相遇于香港，一见钟情，举办婚礼时，连夏普当时的社长佐伯旭夫妇也来喝喜酒。1976年，潘裕琪生下李本俊，又去美国读书。李立峰倒是回来了，但襁褓中的儿子，是由爷爷奶奶抚养照料大的。1979年，李立峰去新加坡打理李氏产业。1981年，潘裕琪才携儿子移居新加坡。所以童稚五年，李本俊都是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下长大的，虽然印象淡薄，但对李本俊性格的形成打下了十分深刻的烙印。用宁波老话来说，他对爷爷奶奶的亲气，要比对爸爸妈妈都强。
李本俊在新加坡读完小学、中一和中二，然后跟父亲一样，初中没毕业就去了美国，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他没像爸爸那样继续深造读硕士学位，而是进了一家投资银行，在旧金山的硅谷，斯坦福大学附近。那时候很多网页公司上市，他的专业就是经济学，学以致用，如鱼得水，做得风生水起。现在，爷爷打招呼叫他回香港来帮忙，他没有片刻留恋，没有一句怨言，打理好美国善后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踏上返乡之路，重回爷爷奶奶的身边。那是2001年的事。
也许是因为祖父长期代理声宝电器之故，李本俊自幼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日文，并在大学里将其选为辅修课程。从外界看来，爷爷叫他到声宝—乐声（香港）有限公司工作，可能看重的就是这个有利条件。出乎人意料的是，李达三自己不懂日文，这么多年来如果想学，凭他的执着早就学会了，但他不想去学日文，与日本人打交道都通过翻译来沟通。因此，他也并不要求李本俊如何提高日文程度，反而要他好好学习掌握中文，意思就是别数典忘祖，别忘了自己是龙的传人。李本俊自然唯爷爷意见是瞻。他的父亲李立峰后来不无感慨地说：“我儿子刚回香港时，比我还外国派。我父亲叫他学中文，他也蛮听的。他现在的中文可能比我还好。”
李达三培养人的思路是“响鼓亦需重锤敲”。李本俊刚加入公司，同样被要求像他父亲一样从基层做起，而且每个部门都不能赦免。企业客户、电子元件，他全都要接触，而重点放在产品业务科与行政总管科，这就是李达三的过人之处。“我觉得两件事情——赚钱和培养人——都很重要。因为基础都是用金钱衡量的，成功不成功，也要看会不会赚钱。所以这两方面都要紧，最好是在赚钱的过程中培养人。”李达三如是说。
下面引用声宝—乐声公司某位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从中很能说明普通职员对老板处理问题方式的认可。
李本俊在爷爷的悉心安排下加入了声宝—乐声（香港）有限公司工作。开始的时候，他由低做起，并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及学习，让他能够充分地了解公司的业务及运作。而在众多的部门中，他于行政管理部门及产品销售部门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因为爷爷认为公司的财务管理及销售，对一间贸易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李本俊在爷爷所建优秀管理班子的支持及辅助下，各方面表现都相当出色，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
2009年8月，经过长达8年的锤炼，李达三实施培养第三代接班人的计划，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把声宝—乐声（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位置，放心地传承给李本俊，时年李本俊33岁。
李本俊是一位既帅气又阳光的青年。在与他接触交谈过程中，一点儿也看不出这是位掌管偌大产业的主宰者，他给人的印象是待人谦和、坦率诚恳、毫无架子。他对自己10年来的心路历程，颇有心得与体会。
这10年，头3年是在学习，中间那3年开始负责一些小的部门，之后就开始做管理，直到两年前我爷爷把他自己的位置给我做了。具体的事务倒还一般，感受最深的是爷爷对我的潜移默化，使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最初的陌生、抗拒到现在的熟悉、认同乃至敬佩、热爱。
我从5岁离开香港，就从未想过要来香港发展事业，每年寒暑假回来两三次，住上几天，看望爷爷奶奶。所以我回到香港，很陌生，很不习惯。那时在美国的银行已经做得很好，也有点想不通。刚进公司，因为我对香港不熟，对中国人、日本人的管理和关系不了解。这个生意和我以前所做的完全不一样。速度也很不同，所以头几年真的就是学习、适应环境。感觉很痛苦。
我在美国接受教育，头几年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上课不讲话。这是因为在新加坡学校就是这样的。但是美国教育提倡个性张扬。在美国读书，美国人是没话好讲也要讲，鼓励你尽量发表个人的观点。这么多年下来，我改过来了，在美国也的确行得通。可是到了香港又不行了。每次不需要都讲那么多，反而更需要谨言慎行，也不能直白地表达意见。记得一开始与日本人接触，家里很不放心，怕我用词不当，虽然我的日文程度不错。
这个生意表面上看很简单，事实上跟香港人、日本合作方打交道，没我想象中那么容易。可能是年纪轻，也可能是美国化，我做事情喜欢痛快，好的就给钱，不好的就开除，很简单。但是在香港却行不通，老是碰到软钉子。其实，我也想做好一件事，不是要跟谁作对，但又不了解自己为什么错，以致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时候真的很痛苦、很不开心。后来才明白，不是每件事都要比人家拿得多、利益最大化，也不是每件事都要争取赢。做那样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幸而时间不是很长，大概三四年吧。这是多亏了有爷爷不动声色地指点。他对我的栽培，好像中国古诗描写的“春雨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着痕迹地运用水磨工夫来影响我。他从来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我，出了问题也从不埋怨，而是让我自己去琢磨。因此我的转变，不是靠逼就能逼出来的。如果他逼我，不给我钱，也可以逼出来一些，但达不到今天这样几乎脱胎换骨的变化。
我对爷爷的态度，头几年的确比较困难，我和他在处理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看法。当时尽管尊重他，但这种尊重，只是出于晚辈对长辈应有的礼貌。而我回来四年后对他的尊重，则是发自肺腑，从心底里认识到，很多事情他是对的。很多东西我逐渐明白了，以前真的不太明白。正因为这样，才导致我产生那么大的转变。这几年我尊重他，不仅仅因为他是长辈、老板。我的朋友、我太太都看到我很尊重他，敬佩他。我太太常常说，这10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爷爷。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反而没有这么亲近。
现在他是董事会的顾问，很多事情我可以不去找他，但我不管有没有困难，都会主动向他聊一聊。特别是跟日本人的合作，基本上都会征求爷爷的意见。他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很了解他们的想法。虽然我读书念的是日文，熟悉日本人的历史。可实际上他对日本人的了解比我深了很多，看到了民族性本质。
爷爷曾经和我谈到过中日关系。他说：“曹其镛先生，也是香港宁波帮，他捐出很多钱来想改善中日留学生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他，这是很难改变的。‘二战’结束后，一部分日本人很服帖美国人，而不服帖中国人。跟日本的关系，我不是很乐观，有些人还是不忘记帝国主义精神，不像纳粹在德国的影响力已不大。在我看来，日本人侵略中国，最大的责任在日本天皇。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唯一条件，就是保留天皇制度。这个‘根’留下来，对中国是不利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国家要强大。尽管共产党曾经做过一些不正确的事情，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功劳。我一直想自立，也是觉得以日本人的性格，可能会有变化。”
在经营管理上，我从爷爷那里学到许多经验。比如他特别强调的是“看高望远”，这正是我最需要他帮助的地方，我到现在看的还是不够远。我的想法，常常是觉得今天不买明天就没有了，比较心急。而他的想法，却是今天我不买，可能明天就可以买两个。这就是差距。再打一个比方，他经常在想怎么避免有火，而我是等到有火了就去拿水。这个比方，可以比较简明地解释我与他不同的地方。爷爷有一句话振聋发聩：“一个人不可以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而我就跟很多年轻人一样，有两个手机，时常都在做事，却没有时间去思考，想一想我所做的是不是最好。可以肯定，他思考的时间比我多得多。
举一个例子。这几年夏普公司也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因为电子行业竞争很激烈，我们公司里面也有很多变化。有一次遇到一个困难，记得他跟我说：这个困难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应该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了。可爷爷却认为，应该要几年才行。而事实上，真的是需要几年才恢复到正常。他在很多时候看得比我深，比我远。可能这需要几年时间，才会发觉他之前的看法是正确的。以后我在做一个决策时，就会想到他的“看高望远”。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向我传递了一些很好的压力。那就是他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每天都还上班，上班的时间也不短。这就是很好的压力，或者说是榜样的力量。我担任董事会主席后，我的同事会问我：你现在做了主席，怎么还和我们同时上班？不是不用上班吗？我说不可能！我的老板90岁了还在上班，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他去上班。我一个年轻人，如果不上班，这压力岂不是太大了？这也是他经常强调的“勤力”！勤劳努力。
我跟着爷爷学习，说实话，假如我现在回美国，都会不习惯了。现在我和美国朋友聊天，觉得跟他们真的有差别。他们也做得很好、很成功，但我觉得，怎么去看一个家庭，怎么去看金钱，怎么去看生意，我和他们的理解已经相当不同。我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化，但外国人的思想已经减到很少了。说来有趣，10年前我自己也想象不到，10年后的我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爷爷的人格魅力对我潜移默化的结果。
在与李本俊交谈的时候，爷爷李达三静静地坐在旁边，一言不发，面部流露着欣赏的微笑。交谈未结束，李本俊因有事需处理，就先走了一步。这时候李达三才笑眯眯地开口：
“这些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希望是这个样子。我不想影响年轻人做生意，凡事都要他自己愿意。企业大还是小不是很重要，最要紧的是发展方向，就像我们宁波人讲的，要诚信，要对社会有贡献。我的家庭第二代是两个儿子，第三代是一个孙子。希望他们成功，对社会有贡献，对自己有好处。”
李本俊接任声宝—乐声（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之后，别的不说，仅仅在积极实施“环境战略”，运用“诚意”创造“绿意”方面，已经取得喜人的成绩。
2009年的5月16日，公司响应由“社联”会同不同的社福机构、社会福利署、公益金及公民教育委员会而策动的“好好生活”活动，组织员工派出义工队，到各区派发“好好生活”纪念品，送上香茶及贴纸，宣扬好好生活讯息给市民大众，协助政府推动正向思想、关心家庭等正面讯息。
6月21日晚上，公司将高挂于繁忙商业及购物区大厦顶部的大型霓虹广告牌的灯光熄灭2小时，用行动参与及支持由香港“地球之友”发起的“够照”活动。
7月，公司举办玩具、精品及儿童图书捐赠活动，把筹得的物品全数捐赠给香港明爱国际性慈善团体。10月，公司又把19台旧计算机捐赠给香港明爱，以支持其“计算机再生计划”的推行。
10月，公司再次荣获环境保护运动委员会主办的香港环保卓越计划之一的环保“减废”标志（卓越级别）。
12月30日，公司组织了33人的义工队伍，参与由绿色力量举办的售旗日筹款活动，身体力行地为建设绿色香港出一份力、尽一份责。
2010年的5月21日，公司响应“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而举办诺亚方舟环保之旅，有95位员工及家属参与，以互动方式教育下一代爱护环境的重要。
8月，公司捐赠50件旧电器给圣雅各布福群会，以支持他们所推行的“电器回收重用计划”。透过回收计划，让市民知道部分被弃置的电器是可以重用的，减少资源浪费。
10月，公司荣获香港环保卓越计划之一的环保“减废”标志（卓越级别）三连冠。同月，公司将筹得的300余件食物捐赠给圣雅各布福群会的众膳坊。众膳坊每天为300余位低收入家庭、儿童、长者及露宿者提供干粮及热饭。
2011年2月，公司荣获由香港“地球之友”颁赠的“《良心回收》约章认证”。《良心回收》约章的目标之一，是善用适当的废物回收及处理途径，减少不当回收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月，公司又荣获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颁授的“商界展关怀”标志2010/2011，以表彰及嘉许公司过去一年对社会的贡献和实践良好企业公民精神。
3月26日晚上，公司响应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策动的“地球一小时2011”活动，将高挂于繁忙商业及购物区大厦顶部的大型霓虹广告牌的灯光熄灭1小时，表达对抗气候变化的诉求。
9月，公司推出节约能源计划，将服务中心现时使用的旧式光管，更换成省电节能的LED光管。此计划的覆盖范围包括服务中心的走廊及写字楼，为节省地球资源及保护环境尽一份力。
富过三代，长孙可期。长者李达三以自己的育人方式完成心路历程，使李氏家族世代交替圆满对接。人生如斯，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