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的读书故事》书稿，看到目录中排列的收入文章的作者的名字，我便发生惊讶，活跃在当代陕西文学界的各个年龄档的学者、理论家和作家，竟有近四十位之多，他们有的是学富五车卓有建树且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型文化人，有的是专事文学评论已成一家之言的人；更多的是作家，有新时期文艺复兴刚刚潮起时便跃上潮头且著作等身的大家，有刚刚崭露头角发出不同凡响声音的青年作家；能把这么多人的读书故事收拢一书，颇令我惊讶。惊讶的同时伴生着好奇，或者说是探秘心理，这些时常见面且令人敬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是怎样读书的，他们都读过什么书，才使他们攀登到各自艺术创造的高峰，探秘的兴致便自然发生了。
《我的读书故事》集子里收录的首篇《缅怀往昔论读书》的作者霍松林老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更贯通中国古今的大学者，在我素来就有高山仰止却也莫知底里的神秘感，读罢他写的这篇读书记事，我才见到冰山神秘的一角。霍老先生从三岁起便读《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即使普遍重视孩子智力开发的当今，三岁的孩子多是从看图识字开始启蒙，可见霍老先生幼时的早慧。到了上学年纪，恰逢新学兴起，父亲不屑于“大狗叫小狗跳”这样粗浅的识字课文，竟然把他关在家里实施家教，让他背诵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十余种国学经典，而且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小说，这是在十二岁以前完成的。我几乎不敢想象更难以估量，一个扎扎实实趸下这么多传统文化古典艺术经典文本的年仅十二岁的少年，为后来的创造性思维打下了怎样坚实的基础，令我辈生畏。上学到小学高年级再升入初中，他把新文学兴起时的鲁迅、胡适、郭沫若等十几位大家的主要作品都读过了；此间又大量阅读了外国文学作品，从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几部剧作，直读到苏联时期的高尔基等大家的长篇小说，我约略数算了一下，大约不下百部（篇）。我又一次感动感慨，却仍不敢想象更难以估量，一个装满中国古典、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初中学生的霍松林，他的艺术视野扩展到怎样幽远和开阔的空间？眼见的事实是一位卓有建树享誉国内国外的大学者霍松林。
霍老先生的重要启示，在于做读书笔记，又写读书感想和札记，似乎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做读书笔记既可加深记忆，又可采撷精华；做读书感想或札记，就是思考和辩证了，既融汇了所得的知识，也磨砺了自己思想的锋刃。还有霍老先生背书的经验，我不知现在是否适应时尚，在我却以为受益无穷，博学多才是相对于学浅才疏，尤其是中国古典那些经典文本，我因自己的错失而至今抱憾。说到这里，还有年轻的学者型教授炜评可堪钦佩，一个年轻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竟然是在“文革”批判孔子的运动中接触《论语》，却兴趣十足地背诵起来；天生一种好记性，装了满脑袋“之乎者也”，成为一个古典文学教授，说事辩理，信口便是经典句子。炜评又善于思考，独立见解自成一家，本书收入的《“风流宝鉴”〈世说新语〉》和《〈论语〉的读解》两篇随笔，可见一斑。
在《我的读书故事》一书中，我饶有兴趣地读到几位堪称大腕作家青年或少年时期偷书的轶事，贾平凹、莫伸、孙见喜等都写出了当年的“不轨”行为。贾平凹和孙见喜的偷书经历有相同的背景，都是“文革”毁灭文学书籍的非常时期发生的事，差别仅在前者是在初级中学遭毁的图书室里偷，后者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偷。如果以偷而论，贾、孙不过是顺手牵羊，而真正有预谋更有冒险精神的偷书行为，却是眉清目秀堪称俊男的莫伸干出的。不必赘述他们大同小异的偷书过程，我却感知到他们三人共同的一点，便是对文学书籍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阅读欲望，都是发自带有先天性的敏感文字的神经，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在无人诱导的少年时期发生的。当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潮声初起，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两篇小说发生重大反响的时候，文学界却纷纷发问这两人来自何方，竟有如此杰作爆响，及至后来获得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殊不知他们从少年时期——尽管属毁灭文学的“文革”——就已经嗜读如命接受艺术熏陶且练笔写作了。
读书可以重新激发起艺术创造面临枯竭时的清波。这是我从张虹的文章《〈沉船〉拯救我的灵感》得到的启示。她说在上世纪末，“正是我步入中年，出效率出成果的时候，可是，我却突然文思枯竭，失去了艺术灵感。”后来通过阅读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沉船》，竟然发生了始料不及的神奇效应，“灵感已像日出照耀黑暗那样突然来临。”阅读激发激活的创作灵感，在张虹而言，不仅是小说创作的再度恢复，更在于作品的质的裂变。尽管张虹把“失去灵感”造成的“文思枯竭”现象似乎说得有失夸张，在我理解却是一个作家创作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国内国外的大家都遭遇过的事，甚至不止一回，即阶段性出现的面临突破而尚未完成突破之前的困惑，以至不堪的痛苦，甚至常有人以为自己江郎才尽而陷入绝境。一当完成突破，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别一番艺术创造的绝妙境界了。不同的作家实现创作突破的途径殊多不同，而阅读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等书籍，似乎在不少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都发生过如此神奇的效应。张虹的这篇短文又是一个生动的验证。
这部《我的读书故事》收入肖云儒先生六篇关于读书的短文，都是这位同代人从莘莘学子到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再到富于创造思维的文化学者历程中，几种对他发生过重要启迪的书籍，有最早出版的十卷本《鲁迅三十年集》，有幼年时期阅读的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有青春时期引发强烈阅读兴趣的杰克·伦敦的几部长篇小说，而且在多年后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杰克·伦敦救我”的惊险经历。他读了俄罗斯被他奉为“很大很大又各有不同”的三个“大斯基”的著作，读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某个细节，他竟然“我哭了，灵魂大恸而涕泪横流”。这是他读高中二年级时的阅读经历。任谁都会想到，这种阅读对一个处于少年到青年交接处的人的灵魂的审美锻铸。
这里我想着重说几句肖云儒著《流连在美的历史长廊中》一文。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读到了李泽厚先生的专著《美的历程》，且先后通读过四遍，“进入了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深处”；且“把《美的历程》当作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美学史的字典，随时查阅、翻读”，“一直延用了二十年。”我便想到，作为评论家和学者的肖云儒是怎样丰富自己的知识，怎样扩展自己的艺术视野的，有了今天的成就当属必然。他在这篇短文中谈到一个真切的又极富启示意义的感受，“随时用作者的创造性观点点燃自己的再创造思维，也随时用自己的思索去延伸、丰富他人的论述。”诚哉斯言。无论自然科学，无论文学艺术，那些卓有建树的人，无不都是先接收前人在某一领域所创造的成果，然后再进行自己新的开创性的创造活动，把自然科学推进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尚未认知的境界，把文学和艺术推进到别一番新鲜而又陌生的“桃花源”，我以为都是借助巨人的肩膀，探索再抵达自己的创造天地。
据我所知，《我的读书故事》里收入的这些文章，都是由西安财经学院《西安财经报》约稿，在《我的读书故事》专栏发表的。我颇多感慨，一张大学学报开辟读书专栏，且持续五年，把西安地区的名家几乎一网揽入（此网非电脑彼网），既可见得良好用心，又能见得持之以恒的韧劲，才把这样一部好书呈现给读者，这是本书编者严琳成就的一件好事。
2011年4月25日二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