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到这部小说散文集的编者所取的书名《陈忠实解读陕西人》，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大恰当，在于“陕西人”这个概念太过宽泛，不仅为我的写作能力所不及，而且也不大切合我已经发表过的作品的实际，我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主要写的是关中人，这是顺理成章更是难得违拗的事。我是关中平原边沿白鹿原下灞河川道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脚踏的是关中平原的土地，吃的是这方土地生产的包谷和小麦，打交道的对象自然也是以这个村子、那个村子的关中人为主，对生活的体验也是由他们而发生，或短或长的小说里的各色人物，自然都带有关中平原人的色彩和质地。如果书名取为陈某人解读关中人，似乎更为恰当。
我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恰到”的感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对陕西版图上三大板块的差异性解释。以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为主体的陕北，历来以半农半畜和完全的畜牧业为乡民的生活形态；关中平原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农业开发区域之一；秦岭南边的汉水流域的汉中和安康，却更具南国水乡的风情和民俗了。这三大板块呈现着截然不同的地理风貌，更呈现着截然迥异的乡风民俗，突显着一方地域的人的群体性的气质特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人便被这一方水土养成了独有的气性风貌，且不细究文化和历史演变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关中人相异于陕北人，也相异于汉水流域的人，我写的主要是关中乡村的各色人物，笼统说成陕西人，在我就难免发生不踏实亦不恰当的感觉了。
略作筹思，又有了为自己开脱的余地，有一些作品涉及陕北人和陕南人，并非纯一色的关中人，其中一部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四妹子》，其主角四妹子就是陕北人，我把她从陕北嫁到关中乡村的一家农户，就是要展示不同地域文化引发的心理冲突。另有短篇小说《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主要写的是作家柳青。柳青是陕北人，是中国当代卓有建树的作家，也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写了他在“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个非常时期的两个生活细节，彰显的是作为人民艺术家的精神坚守和道德底线，与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中的堪称伟大的剧作家、关中渭南人李十三是相通的。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人格的坚守，无论面对的是极“左”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抑或是封建皇权的威压，都突显出宁折而不弯的品格。这种品格不因地域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而改变，不仅是陕西人共有的品德，也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如此想来，我便接受了陈某“解读陕西人”这个书名。
这本集子中收编了三篇“三秦人物摹写”的短篇小说，是我意识里异常明确的要面对陕西人的写作。先说三秦这个地理概念，是战国时代雄踞关中的秦国某个国王，把关中平原分为西、中、东三块，封给他的三个儿子统领，便有了三秦。陕西人至今仍习惯把陕西省称作三秦大地，概念已不是秦国时代的区划了，而是指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三秦实际已经成为陕西的别称。再说有关“三秦人物摹写”这三篇短篇小说写作时的心态，却是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小说的写作。以往的小说，多是对生活的发现和体验而谋思成篇，尽管不无感动的激情，然而，面对笔下的男女人物，却很难发生像面对“三秦人物摹写”里的三个人物时的忐忑不安到惶恐的心态。
这三位是真实的陕西人，更堪称顶天立地铁骨铮铮的三个陕西人，一位是我的灞桥乡党孙蔚如将军，他助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率领西北军立马中条山，打出了声威，堵死了倭寇西进的途径，让关中父老免遭日本鬼子的蹂躏。诸多的血战姑且不叙，单是八百关中子弟在被逼到黄河边的绝境时，纷纷从悬崖上跳入黄河，没有一人投降，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场景，闻之便有屏息闭气的压迫。我在获得这个真实的憾人心跳的细节直到写成《娃的心，娃的胆》，八百抗日壮士跳进黄河的画面一直萦绕于脑际，至今也未消弭。另两位都是文人，一位是陕北籍当代作家柳青，一位是关中籍古典剧作家李十三。且不说他们卓越的艺术创造成就，单是他们面对扭曲人格乃至生命危机时的精神坚守，却一样凛然，也让我发生忐忑不安、心跳加骤久久不能平静的震撼。柳青在“大跃进”年代被逼要放创作“卫星”的声浪里，咬紧牙关对抗着浮夸到疯狂的世风，竟然把自己的手指头抠得鲜血淋漓而浑然不觉得疼痛；李十三这位堪称伟大的剧作家穷困到自己推石磨磨麦子的状态，却被清朝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问罪，气的一口又一口鲜血喷吐出来……
面对这三位陕西人，在忐忑不安、心跳加骤久久不能平静的状态里的写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诚惶诚恐的仰视神圣的心态，我想到一个切合这种写作心态的词汇：摹写。摹写是一种在我少有的写作姿态，敬仰、崇拜，唯恐不及，更担心传达不出他们高蹈的精神境界和凛然独立的人格。稍感安慰的是，这几篇摹写我敬仰的陕西人的杰出代表的小说，见诸报刊后引起广泛反响，我不仅没有以往某篇作品得到好评的得意，却是那种忐忑不安到诚惶诚恐的心态得以平复，我的笔墨没有玷污他们精诚的鲜血。
仅就这三篇短篇小说的人物，不属“解读”，是摹写，是敬仰和崇拜情态下的摹写。
其余小说和散文，可以说“解读”。
（《陈忠实解读陕西人》自序）
2012年5月27日二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