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朝廷表达了一种信心：“今第一号系明轮，此后即继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接着，他破天荒地做了一件事。给这些从事洋务的官员与能工巧匠记功，请朝廷表彰他们。
提这个建议，需要很大的勇气，在那个时代，从事洋务的人，被人看不起。至于那些能工巧匠，在那些以八股为荣的大大小小官员眼中，是些不入流的“匠人”。
曾氏生于封闭的山村，但他如炬的目光穿透了那个时代，从俗世中拔乎其萃，特立独行。从买船、造船、制器、译书、设立学馆、选派子弟留学，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政治眼光的政治家。
这是曾国藩人生中，最灿烂的时节。
正是洋务运动，给中国吹来了春风，激烈澎湃的思潮，掀开了窥测世界的一角。让人们从沉睡的梦中醒来。
科学正一点点地击碎八股、虚妄、自大、固执。
同治七年八月，曾国藩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他调往天津，任直隶总督。
八月下的调令，他十二月才到达北京。
原因是除了一些公务没处理完，另外还有一点私事。他老弟曾国潢来南京了。
这位在家主持曾家家政的老弟，已七八年没有见到长兄了，于是，从老家千里迢迢赶到了金陵。
这是曾国藩人生中，最后的一次温暖的回忆。他是如此记录：“弟国潢来署，相见甚欢，大被同宿，纵谈家乡琐事，以为笑乐。”
这段记载非常珍贵。老弟来了，那份亲切，犹如回到了童年时代，两个人干脆睡在一起，共一床被子，谈起家乡的那些“琐事”，不时发出笑声。
这么多年没回去了，很想知道家乡的人和事，曾国藩打听这个，打听那个，问个不停。曾国潢就介绍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景况，乡人俚语，格外亲切。
他甚至问到了那个不肯借钱给他的王姓表亲家的现况。
这对于一个久处官场，天天在繁文缛节，虚与蛇委的官宦中人来说，曾国藩与老弟的这几天相处，算是最愉快的。
同治七年十二月，曾国藩到了京城。
一别十六年，再回到京城，一切都感到有点陌生。曾经的老朋友们，死的死了，杀的杀了，退的退了，还有一些，到地方上做官去了。
他成了这群朋友中最有出息的人，他回来了，带着点生疏感、惶恐感、成就感，唯独没有多少幸福感。
他一直是个幸福感不强的人。一生在战战兢兢中，甚至是在夹逢中生存。没成名如此，成名后更如此。
朝廷给了他很高的礼遇。慈禧一连四次召见他。
曾国藩都一一记录了双方的对话。
看过那些对话后，我一直纳闷，慈禧与这么一位重臣，谈的基本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身体好不好，夫人平时在家做些什么，一路上来，还平安吗，等等。偶尔谈过几句正事，比如你认为哪些人还能做点事，但问的比较简短。
很多官员，没有见到过这位出京十六年的曾大人。曾经熟识的，想看看这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老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曾国藩成了一位明星，入朝时，“千官瞩目，人人争睹其丰采”。
出京十六年了，与朝廷新贵没打过什么交道，曾国藩也借此机会，一一拜访，比如恭亲王、宝大人、理学同仁、亦师亦友的倭仁先生。
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他专门到了几个地方慰问。
一是登门拜访了塔齐布的老母。
两人见面，眼睛都红了，曾国藩很念旧，怀念塔齐布这位悍将，现在见到塔母，眼泪就出来了，拉着塔母的手，说了很多体己话。当然，他不忘送上一份厚礼。
二是访问了穆彰阿的后人。
穆彰阿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访问他的后人，需要勇气。一般人对于他的后人，都避而不见。曾国藩来了，给他们家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见到穆彰阿家破落的样子，以及他家后人那感动的情形，曾国藩心中无限感慨。
感恩，一种极其朴素的情感，可惜很多人做不到。
此外，他还以“宰相”之尊，叫上一个随从，到了琉璃厂“淘书”。这个级别的重要人物来了，是否要戒严，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在京的日子，他还记叙了“吃”。
这吃的是国宴，皇帝与大臣同乐。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那盛大的场面。
首先是皇帝出来，大家离开位置跪下，三呼万岁后入席，吃的呢，无非凉拌，八个大菜，汤，曾国藩提到了吃海鲜，大约那个时候的海菜，比现在珍贵，所以，不忘点出来，吃完正餐后是果碟，果碟有很多盘，任你吃个够。
曾国藩是作为汉大臣的领班大臣，坐第一席，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这些事情，他详详细细地写在家信中，好让家人也跟着他从“精神”上品尝一下大餐。
这是曾国藩最后岁月中，一段让外人觉得他特别受尊重，特别风光，特别惬意的日子。
但是，与曾国藩家信中那份风光惬意完全相反，此时，他真正的内心却是落寞、无奈、失落、迷茫、无序、痛苦、悲观。
他不敢把这些写出来。
但有一个人，暗暗地记录下来了。他就是曾国藩最真诚的幕僚赵烈文。
出了北京城，到了保定。一天晚上，用过晚餐，他与赵烈文坐在庭院中的梧桐树下闲谈。赵烈文问：中堂大人，人家入宫回来总是兴高采烈，我却发现您近来闷闷不乐，不知中堂为何事沉闷？
曾国藩摇了摇头，感叹道：“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訢）、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博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为忧耳。”
这段话说得明白点，就是他对朝廷这班人深深地失望。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竟然由这班毫无气象的人把持。
两宫，就是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位，她们的才能见识，太过平常。与曾国藩见了几次面，没有几句谈及国家大事。同治皇帝呢，几乎插不上话，坐在那儿就好像摆设似的。国家大事就全由恭亲王这帮军机处的人把持。权力超过皇帝。恭亲王这个人貌似聪明，但不沉稳，不像个做大事的，文祥呢，太正板，心襟不宽，师心自用。宝鋆呢，口碑差。朝中有点操守的是倭仁，但是，可惜啊可惜，他也与这个时代脱节了啊，他的见识过了时。至于其他人呢，更是碌碌无为啊。
不过，曾国藩这番话后面的深意，其实想说的是：这个朝廷暮气沉沉，与日新月异的世界格格不入了。
他觉得自己毕生为之维护的大清，已是一具行尸走肉，毫无生机。
十年征战，他看到了民间的疾苦，国家的凋零，官僚的腐败，体制的沉疴，也看到西方的强大，列强的文明，更看到了民间新生力量的成长，但这一切，在这个气数快近的王朝来说，他们仍然浑然不觉，即使有所触动，也束手无策。
如果没有与洪秀全的这场搏斗，他绝没有这样深的体会。在经纶事务中，他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西洋枪炮的威力无比。
长江上的洋舰横冲直撞。
战火中人食人。
底层知识分子的博学与奋进。
而这个朝廷呢，却死气沉沉，因循守旧，没有半点锐意进取的样子。谁能挽救这个王朝？
他迷茫了，甚至他觉得自己也不够格。他忽然发现，自己从小学到的那一套，在华蘅芳、李善兰那班人面前也显得捉襟见肘。
赵烈文说：中堂大人，世道已坏，您创造的咸同中兴，辉煌不过五十年。
曾国藩不再说话了。
他为之奋斗不息，努力中兴的美梦，在时隔十六年，回到让他尊敬的朝廷之后，他的梦，像太阳下的冰棱，正一点一点，渐渐瓦解。
化成泪，化成血。
天津教案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了一件怪事：多名儿童失踪。
6月初，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
于是，一个可怕的传说流传开来，说是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杀死孩子，挖出眼睛、心肺之类，作药材用。
这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天津市民就愤怒了，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6月中旬，一名嫌疑犯武兰珍被人扭送到了官府。
武兰珍供出了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
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其实，这只是天津人对外国人传教不满情绪的集体爆发。
当时，各国列强偏袒教民，凡是入了教的，就觉得跟现在某些人拿到了外国护照一样，瞧不起自己人。
于是，普通民众与教民就常常闹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