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救治瘟疫的思想
明代瘟疫的巨大危害，促使当时的人们积极摸索救治瘟疫的方法，形成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瘟疫救治思想。其中对瘟疫救治理论贡献最突出的是吴有性。
吴有性，字又可，明末吴县人，撰有《瘟疫论》二卷，另有补遗一卷，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对疫病提出许多新认识，对疫病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瘟疫的病源，《瘟疫论》将其归结为“戾气”，有时又称之为“杂气”、“厉气”、“邪气”或“异气”。书中说到“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疫者，感天地之厉气”；“夫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名曰温病”；
关于瘟疫的病源即戾气感染人体的途径，《瘟疫论》认为有两个。书中说道：“邪之所著，有天受，有传染”。所谓的“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的空气来感染；而所谓的“传染”，是指通过接触患者而被感染。此外《瘟疫论》认为，戾气感染人体后，只是具备了使人致病的可能性，但被感染者不一定都发病，即使发病者也不全是马上发作。这是因为戾气的感染量及被感染者的身体状况不同所决定的。身体健康，“正气”充盈，就能虽受感染而不发病或晚发病；只有“邪气”过分强大，或人体的“正气”由于某种原因而受到削弱时，造成“正气”不敌“邪气”的局势，才能使被感染者发病。《瘟疫论》在论述这个道理时说：“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瘟疫论》还认为“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声哑俗；名为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瘇，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痎，俗名为疙瘩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总起来说，就是认为戾气有不同的种类，其所侵犯的脏器部位及引起的疾病各有不同，即病原体有器官定位的特异性和致病的特异性。
《瘟疫论》还认为，使人和禽兽致病的戾气是互不相同的，使各种禽兽致病的戾气相互间也有区别，即病原体有种属的特异性。《瘟疫论》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这个观点在古代看来是比较正确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的瘟疫病毒不断出现，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也有可能感染到人类，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各种禽流感，人类也有可能感染到，并且具有致命性。
现代各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方式，大致有大流行性和散发性两种形式，《瘟疫论》对此也有论及，它说：“至于发颐、咽痛、目赤、斑疹之类，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纎悉相同，治法无异，此即当年之杂气，但目今所钟不厚，所患者希少耳”。这其中所论及的“偶有一、二人所患者”与“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所指的散发与大流行的两种传播方式。
《瘟疫论》还总结了一些治疗瘟疫的原则，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点：及早治疗、因人因病制宜和抓住发病的原因。关于及早治疗，因人因病制宜的原则，《瘟疫论》论道：“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但要量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关于抓住发病的原因的原则，《瘟疫论》论道：“今时疫首尾一于为热，独不言清热者，是知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
吴有性的《瘟疫论》对瘟疫的论述是十分全面的，虽然它在某些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对传染病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奠定了明清以来我国中医传染病学的基础，对后世医学影响十分巨大。
除了吴有性之外，当时的一些医学家也对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摸索一些原则，总起来说，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重视隔离。明代医家主张对瘟疫患者进行隔离。如对天花患者主张“患痘疮，无论兄弟妻子，但一切避匿不相见”。李中梓《医宗必读》还对密切接触肺痨者提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
其次是祛毒御邪。明代医家认为疫之为病，范围之广，影响之恶劣，因而不可不抵御。胡正心《简易备验方》中已经提出了蒸汽消毒法。薛铠《保婴撮要》中提出了用烧灼脐带的方法预防新生儿破伤风。郭子章《博集稀痘方》、李时珍《本草纲目》，还分别记载了用（白）水牛虱和粉作饼或烧灰存性和粥饭服下，可以预防天花的方法。
再次是切断传播途径。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了运用抹墙、堵洞以及采用酒石灰等几种草药杀灭老鼠及蚊蝇的方法。瞿祐《四时宜忌》则记载古代“塞鼠穴，可绝鼠”的灭鼠习俗，起到切断传染源以及控制传染途径的作用。这是一项重要的卫生预防措施，有效地避免或减少了疫病的传播。
还有主动防疫的原则。明代医家认为疫病为害甚重，杀人无数，罪孽深重，人类自不会束手待毙，而是应该积极、主动地探索防治疫病的各种方法。如在探寻预防天花的道路上，当时医家发现麻疹与天花如已患过者则不会再病，明代万全《痘疹世医心得》中曾谈到患过疹子与痘疹的病人之后就不会再患此病。
明代医学家的这些救治瘟疫的思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这对当时及以后的瘟疫救治工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二）明代救治瘟疫的措施
明代救治瘟疫的措施，总体说来有两个层面，一是完善医疗制度，从而在瘟疫流行时期能够从容应对；二是临灾救治措施。
明代的医疗制度有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中央主要是设太医院，王府设良医所，在地方府、州、县以及“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
中央的太医院，“掌医疗之法。凡医术十三科”，初名医学提举司，“后改太医监，又改太医院。设院使，院判、御医、吏目等官”。其官员配置及品阶为“院使一人，正五品，院判二人，正六品。其属，御医四人，正八品，后增至十八人……吏目一人，从九品，生药库，惠民药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医官来源，根据规定，太医院“院使、院判、御医多奉特旨升用，御医有缺，或行本院于医士内选补”。太医院，主要是满足宫廷需要，还负责对全国医官的考核选拔。各府、州、县、卫、所的医官及医士“俱由本院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而殿最之，以凭黜陟”，一岁一考核。太医院还担负着对医官的培养任务。如规定“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试、再试、及黜陟之”。除此之外，太医院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在遇到疾疫时，太医院要参与政府的救治活动。如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京师之人多有疾不能得医药者”，“令太医院如方制药，或为汤液丸或膏随病所宜，用于京城内外散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盛夏炎热，京城疾疫流行，“都城内外民僵仆相继……上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惠。”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时近京地方饥荒，民流入京者甚众”，“上悯念之，令部臣详议事宜以闻。”于是部议“凡京赈饥民，病不赴医者……太医院仍给药调治”。此外，各王府均设良医所，“正八品良医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良医所，主要满足各王府的医疗需求，各良医所良医则由太医院“俱于（太医院）医士内选用”。
在地方上，医疗机构多是惠民药局，其人员明政府规定“各布政使司，各府，首领官，医学正科各一员；各州，医学典科各一员；各县，医学训科各一员”。
惠民药局在平时主要是救治“贫病”的社会弱势群体，“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所给医药，有免费给与，有平价售给。如贵州普安卫军士盛全“家贫，母病……有司嘉其孝，给医药以治，母子俱（获）全”。明政府在全国，无论是内地，还是边关卫所，普遍设立了这样的机构。嘉靖时佥事林希元奏议：“令郡县博选名医，多领药物，随乡开局，临症裁方。”“多出榜文，播告远近，但有饥民疾病并听就厂领票赴局支药”。此处之“局”即为惠民药局。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河南大荒，光禄寺丞钟化民，受命往济，“令有司查照原设惠民药局，选脉理精通者，大县二十余，小县十余人，官置药材，依方修合，散居村落，凡遇有疾之人，即施对症之药，务使奄奄余息得延人间未尽之年，嗷嗷众生常沐圣朝再造之德。据各府州县申报，医过之人何财等一万三千一百二十名”。
在瘟疫流行时期参与地方政府的救治活动则是惠民药局的重要职责。如前所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盛夏炎热，京城疾疫流行，时任礼部侍郎的孙承恩“乞命太医及顺天府惠民药局依按方术预备药饵，于都门居民幅奏之处，招谕散给庶阽危贫困之人。”如万历九年（1581年）交城县“辛巳，自春徂夏大疫，至有举家毙绝者。知县吴腾龙集医于惠民药局，施药活之”。
关于明代救治瘟疫的临灾救治措施，首先的一条是遣医送药。瘟疫发生之时，大批的普通民众或被感染，挣扎在死亡线上，或面临被感染的威胁，此时受灾的民众最需要的就是医生和药品。在瘟疫流行之时，明朝政府一般都要派遣医官巡视灾区疫情，并由惠民药局散发药物。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盛夏炎热，京城疾疫流行，时礼部侍郎孙承恩“上言：‘迩者，盛夏炎郁，散为疾厉，都城内外之民，僵仆相继，臣考之周礼，医师之属，有疾医以掌万民之疾病，凡以惠元元重民命也。乞命太医院及顺天府恵民药局依按方术预备药饵，于都门居民辐辏之处，招谕散给庶阽危贫困之人，得以有济，虽有厉气不为灾矣。’上曰：‘顷闻疫气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悯焉。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恵。上亲捡方书制为‘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仍命礼部刊行。’”万历十五年（1587年），以“近日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小民无钱可备医药”，命“太医院选委官医，多带药料，分投前去五城开局，按病依方救药。复差祠祭司署员外郎高桂等五员，分投五城监督”。此次遣医散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至五月底，共医治“患病男妇李爱等一万六百九十九名口，共享银六百四十一两九钱，四分钱十万六千九百九十文”。至六月十五日，“共医过男妇孟景云等十万九千五百九十名口，共享过药料一万四千六百一十八斤八两”，“不但贫民得生，且于可过之家更益普济，以故京城内外有病无病之人，莫不感仰皇徳，欢呼万岁”。
掩埋尸骨也是救治瘟疫中必不可少的措施。因为瘟疫的致命性往往引发大批人死亡，严重的瘟疫往往造成村落荒芜，尸横遍野，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蚊蝇滋生使环境卫生恶化，则又促使灾难进一步加深，形成恶性循环。明朝政府在瘟疫发生之时经常积极掩埋疫死尸骨，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如正统八年（1443年）“七月戊午，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张淑言：福州府古田县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夏四月，境内疫疠，民男妇死者一千四百四十余口。已令有司瘗葬，及设法拯救”。景泰七年（1456年）“”十月癸卯……又湖广黄梅县奏：‘境内今年春夏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恸地，实可哀怜。死亡者，已令里老新邻人等掩埋；缺食者，设法劝借赈恤’”。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
另外，明代在防治一些瘟疫的技术上有了重大的突破，这其中最突出的是防治天花的种痘技术。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危害极大，我国古代人民与之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最终找到了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即种痘技术。接种方法有痘衣法和鼻苗法两种，前者是将患者穿的内衣给未患病的人穿用，使之传上天花而产生抵抗力。后者包括浆苗法（以棉团蘸患者的疮浆，再塞入健康人的鼻腔内，使之感染）、旱苗法（将痊愈期患者的痘痂研细后，以管吹入健康人的鼻腔内，使之感染）、水苗法（将痊愈期患者的痘痂研细后，加水调和，再以棉团蘸附，塞入健康人的鼻腔内，使之感染）。这几种方法中以旱苗法和水苗法的效果最好。关于种痘技术发明的时间，有的记载说是唐朝，有的说是宋朝。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清人俞茂鲲所撰的《痘科金镜赋集解》一书卷2中的记载：“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明代发明的人痘接种法，是更加安全的牛痘接种法发明前预防天花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瘟疫发生时，明朝政府除了采取以上积极的办法救治外，还经常采用祈神的办法来驱疫。明代的人们对疫病的发生虽已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以天命解释灾难和疫病的发生，认为天意不可违的思想仍然存在，所以上至朝廷下至各级地方官也常采用斋戒祈祷的方法驱避疫气。如天顺五年（1461年）“夏四月辛卯，陕西布政司奏：‘西安府三十三州县地方自去年雨水连绵，秋成失望，人民缺食，至冬无雪，今年春又无雨，二麦不遂发生，况瘟疫大行，人多死亡，乞遣官致祭境内西岳等神’。上遣太常寺丞丘晟往祭”。成化七年（1471年）“五月乙亥，顺天府府尹李裕等言：‘近日京城饥民疫死者多，乞于户部借粮赈济，责令本坊火甲瘗其死者，本府官仍择日斋戒，诸城隍庙祈祷灾疠’。上允其请”。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一种消极的救灾措施，对于缓减疫情并无实际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则体现了在天灾面前官府的权威，可减轻民众对瘟疫的恐惧心理，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
明代的沙尘天气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天气频繁出现，给国家经济活动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沙尘暴天气发生的次数较过去明显增多，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沙尘暴天气产生原因和发生规律的普遍关注。其实，沙尘暴天气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天气现象，在我国历史时期也曾多次发生过，而且在某些时期程度还非常严重，明代正是这样一个沙尘天气比较严重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