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读书，我的记忆里马上就会清晰地映出几则苦涩而有趣的故事。
那是1968年秋季的一天下午，公社放电影的两位同志给全村父老乡亲放映了一部名叫《平原游击队》的电影。当看到银幕上的李向阳骑着骏马驰骋烽火连天战场的情景时，9岁的我激动不已。第二天一早我偷偷地约上同村一位小伙伴，向十里外的县城跑去。当我们赤脚走进神秘的新华书店时，上班的女营业员露出诧异的眼光厉声问道：“干啥的？”我胆怯结巴地说：“想买一本《平原游击队》画书。”营业员一边端详破衣烂衫的我俩，一边从玻璃柜台里取出一本《平原游击队》画书，说：“8分钱。”我赶忙松开右手，将5枚潮湿的硬币放在柜台上。“不够，再掏3分！”她见我摸不出钱来，声音很响地将书放回了原处，并没好气地命令说：“没钱快走！”就这样，我失望地离开了书店，离开了“李向阳”。
回到家里，斗胆地请求父亲给我3分钱。没想到父亲非但不给我，反而气呼呼地说：“吃了五谷想六谷呢？”当时我伤心的泪水像条奔流的小溪，奶奶见此把我拉进窑洞，翻箱倒柜给我凑齐3分钱，使我终于买到了那本魂牵梦萦的《平原游击队》画书。
1975年，我步入中学校门。我和6名乡下孩子联合起来，利用课余时间捡破烂，换钱买书。这一招使我们先后拥有了各类故事书20多本。这一时期，我认识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艳阳天》《家》《春》《秋》《欧也妮葛朗台》《悲惨世界》等多部小说。读书，让我认识了真善美与假恶丑，领略品尝了知识的力量。
1981年，我告别学生生涯，步入社会工作，每月领到少得可怜的工资后，总要跑进书店拥抱自己喜欢的书籍，然而这种“爱好”在成家后受到了限制。一次，领到工资后我疾步向书店奔去，用19.80元买回了一套《史记》。当我抱着一捆书回到家后，妻子发现近一半工资没有了，大发脾气后回了娘家，多日不肯回来，而我自己却很难改掉这种“恶习”。
如今，在我将进入“不惑”之年时，原本拥有的诸多激情已退潮褪色，唯有对书还是那么痴情。我坚信，读书人是最有力量的人。
（发表于1999年8月27日《宁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