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双方必须休会，让尼克松和周恩来进行短暂的会谈，继之以另一个宴会。周恩来的祝酒词很短，并且提到了“我们双方之间有着巨大的原则分歧”。尽管尼克松和周恩来一个星期内在他们一般的讲话中不断地重复这一点，尽管周恩来在结束他的祝酒时愉快地表示中国人民将致力于同美国的友谊，一些不安的美国记者们仍旧认为他们觉察到谈判中突然出现了“紧张气氛”，因为这个祝酒词里似乎有些细微的暗示，而且宴会的整个气氛似乎也不如第一天晚上那样热烈。由于双方同意对谈判的要点保密，在没人指点的情况下，记者们挑出最有戏剧性的可能性加以渲染，那是可以原谅的。事实上，到开宴会的时候，公报的关键问题已经解决，只不过美国代表团内部还有一些小的争论。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星期五下午的一小时会谈中，根本没有提到公报。如果说主宾席上的谈话兴致有所减弱的话，那部分是由于连续开夜车，人们普遍都感到很累了，那些谈判者更是疲惫不堪；还因为双方都是按照礼宾顺序就座的，也就是说，在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上，双方都是和同样的人为邻。到那时，大凡搜肠刮肚能找到的闲聊话题，双方的人们都已谈遍了。美国新闻界自我为中心地认为，有他们在场，也就是深入的新闻采访，使尼克松经不起中国人的压力，因为他需要一个成功的结局，殊不知中国下了一样大的赌注，也许是更大的赌注。不论原因如何，报纸上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标题：《美军星报》上说“宴会祝酒词暗示麻烦”，《华盛顿邮报》则题“尼周会谈似陷僵局”，还有一些毫无具体根据的关于僵局的长篇报道。
星期五这次宴会之后，乔冠华和基辛格在晚上10点30分再次会晤，并在15分钟之内解决了关键问题。乔冠华接受了基辛格向周恩来解释过的所有的美方措词。在这次会晤中，美方取得了乔冠华对以下提法的同意，即：我们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省”，这样就消除了彼此从属的含义。这有关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让人把有关台湾的这一段打印出来，送到隔壁楼里给尼克松。像在所有的谈判中一样，两人在主要目标上取得一致意见后，尼克松就让基辛格主持会谈。总统对不同的措词方案设有特殊的兴趣，直到出现了一个须经他最后批准的文本。有一次，基辛格请尼克松给台湾问题的一份草案作了批注，然后拿给乔冠华看，以加强基辛格坚持撤出美军要有条件的立场。现在，决断的时刻到来了。美国手头上有了一份他们可以接受的方案。星期五晚上10点50分，尼克松和基辛格逐字逐句地研究了这份草案。和前几份草案比较的结果，说明美国人达到了他们的基本目的。美国重申他们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他们对于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军事力量的原则表示同意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目标，而且联系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撤军将取决于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双方都明白，美国在台湾防务中的作用并不依靠驻在台湾的那点军队，这为数很少的军队主要是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活动服务的通信人员。美国对台湾安全的真正作用是由1955年的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在上海公报中，双方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而尼克松在去北京前一个星期发表的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重申了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仅如此，中国之行许多破格做法当中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当基辛格后来于2月27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所承担的义务。
公报中关于台湾的这一段文字，并不是哪一方的胜利；建设性的关系不能建立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在主权国家合作进行的事业中，一项协议只有在它得到遵守时对双方都有利，才能够持久。这次实际上是把台湾问题暂时搁置起来，而双方都维护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继续存在，美国和中国的修好却加速进展了，因为双方都严重关注世界局势所受到的威胁。
尼克松批准了关于台湾的这一段以后，基辛格和乔冠华关于其他未决问题，主要是贸易和交流问题的谈判，很快就结束了。中国方面原来的草案上只简单地、不明确地提了一句。美方强调，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个领域里的进展将是衡量美中新关系的一个尺度。乔冠华接受了美方的建议，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双方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到凌晨2点，大功告成。文本只待双方领导人确认了，而前几天的经验告诉人们，这将不过是个形式。
星期六，在乘坐一架中国飞机离开北京赴杭州前，临时在北京机场候机室里开了个短短的全体会议，目的在于使外长们也同两国政府首脑在一起让记者拍拍照，同时批准前一天晚上的工作结果。
国务院的人把总统气得发疯
应该说整个会议进行得很愉快，只是讨论公报有点减色和不便，因为双方离开宾馆前打印工作刚刚结束，双方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还没有看到公报。大家请两位外长谈谈他们在这个星期里会谈的情况，这花的时间不长，为了避免冷场，周恩来谈到尼克松参观十三陵时的一个小插曲。有一个目光敏锐的美国记者，发现一些穿着花衣服在玩耍的小女孩像是经过很好的排练，于是对他们是不是自发地在这里玩儿提出了疑问。周恩来很有风度地表示抱歉说：“有人搞来一些孩子，想让十三陵显得漂亮些，这是制造假象。你们的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承认这样做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不想掩盖在这件事上的错误，我们已经批评了做这件事的人。我自己没有去十三陵。我承认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们要那样做。我还是昨天晚上从你们的报道中了解到这件事的。后来一调查，我发现事情确实如此。我要感谢那位记者。”
尼克松很得体地说，他真的很高兴见到那些孩子，不管她们是怎么去的――然后抨击了新闻界，说是不可信。周恩来承认这个错误，需要极大的自信心和高度的机敏。这不但表现了可钦佩的坦率，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强调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的严肃态度，这里甚至连错误的可能性都不能容许。在杭州，基辛格又碰到身着彩色民族服装的孩子在做游戏――那是在那个时期在其他情况下中国城市灰色的街道上绝对看不到的场面。两年后，周恩来因病不再主持政府工作，基辛格在苏州又碰到同样的情景。这是在那时中国欢迎贵宾的标准做法，连周恩来都无法将它取消。
可以说，在尼克松一行离开北京以后，这次中国之行的公事部分就宣告结束了。在美国人眼里，杭州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杭州建在风景秀丽的湖畔，到处是精致的花园、庙宇和殿堂，气候温和。杭州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学术和诗歌的发祥地。13世纪马可？波罗访问杭州的时候，赞美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它是这样的美，以致人们以为自己置身于天堂之中。黄镇大使在巴黎时曾告诉沃尔斯特将军，中国有句俗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尼克松在游西湖时对周恩来说，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像一张明信画片，西湖的诗情画意把尼克松也征服了。
基辛格自己只在杭州游览了一次。他认为这里最美的风景之一是一个湖心小岛，而这个湖本身又位于被一个更大的湖所环绕的岛中心。中国在里面的那个小岛上修了一系列简单的建筑，恰似一扇扇窗框，通过他们，人们看风景好像看画一般。漫步时，眺望那些秀丽的小山，它们宛如从水里长出来的高大植物。在框边上，一棵孤独的柳树妩媚地垂着。一切都安谧与恬静。突然，沃尔特？克朗凯特蹒跚着闯入了画面。他显得有点疲劳，身穿更适合于到极地探险的厚厚皮衣，脖子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照相器材，压得直不起腰来。基辛格有些恼怒，沃尔特破坏了这恬静的景色。
但美国人的情绪无论如何同这景致的平静不相协调。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它的草拟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可以预料的，他们觉得公报不够圆满。美国随员们认为，这是把职业外交家排除在谈判之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基辛格认为，那些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所克服的障碍，自然可以尽情树立理想的目标，如果由他们主持谈判，恐怕第一天就会催着放弃这些目标的。或者他们可以挑剔公报的文体，指出一些巧妙地臆想出来的、重要的微妙差别――世界上谁也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并不存在。基辛格曾建议让助理国务卿格林参加谈判小组，但尼克松不同意，生怕走漏消息，因为他宁愿只有一次而不要日复一日地同罗杰斯就公报的起草问题进行不可避免的对抗。正像没让罗杰斯参加同毛泽东会见那件事一样，基辛格认为，这下可付出代价了。
美国人一到杭州，罗杰斯国务卿就对尼克松说公报不理想。他交给总统一份由他的工作人员准备的单子，列举着应进行修改的地方，既多又琐碎。例如，他的专家们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他们觉得这句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他们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个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如此这般重要的修改大约有15处，其中包括一个合理的建议，即在英文文本中，应当把顺序颠倒过来，这是惯例。
尼克松气得发疯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告诉中国方面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很可能使此行变得很不愉快，特别是要解释那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尼克松穿着睡衣，烦恼得在杭州漂亮的宾馆里气呼呼地来回走动。他威胁说，一有机会，他就要收拾一下国务院，这种话他已重复过许多次了。他一会儿说他说话算话，过一会儿又说他不能带着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基辛格建议在饭后由他再找乔冠华谈谈，尽管这很难启齿。如果中国坚持原来的草案，美国只得遵守原先的承诺。
虽然这一次的饮食非常精美，基辛格却没能好好享受，心里老嘀咕着宴会后要干的事。基辛格与乔冠华在晚上10点20分会晤。基辛格知道，惟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他向乔冠华解释，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这一次，如果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全部的目的；美国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他们的方针。因此，如果乔冠华能够进行合作，使得美国国务院觉得自己也做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随后，基辛格提出建议要修改的地方。
基辛格没有完全说服乔冠华。乔冠华尖锐地回答说，双方已经走得很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听到美国说总统已经接受，政治局前一天晚上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发表公报不到24小时，怎么来得及重开讨论呢。中国人是注重实际的，而且中国领导人是明智的。因此乔冠华暂停晤谈――无疑是为了请示周恩来――回来时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中国不能考虑修改台湾部分；他们已经对美国的意见做出重大照顾；他们的领导人进行过很多辩论才批准了这个文本。任何要修改这一部分的企图都会排除第二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但是乔冠华准备讨论美国的其他建议，看看是否有可取之处。
于是，双方又开了一次夜车。最后中国同意了对公报中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修改。凌晨2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次日清晨，获得了这种批准。星期日中午，在上海，乔冠华和基辛格又用了两个半小时检查新完成的文本。他们俩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甚至核对了标点符号，并做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
然后，基辛格向乔冠华扼要介绍了当天下午他准备就公报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基辛格强调，双方决不自称取得胜利，也不要自作聪明地进行解释。这是美方对章文晋部长助理的一个不很隐讳的告诫。基辛格的主要目的是让乔冠华明白，在对记者的谈话中，他要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承担的义务。他希望中国方面对此不要做出什么反应。乔冠华回答说，他希望基辛格会处理得很好。
周恩来不搞小动作
基辛格认为，他在上海工业展览会宴会厅里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肯定是中国土地革命以来发生的最自相矛盾的事件之一。一个外国官员在这里说明，他的国家将继续承认与他谈判对象政府相敌对的那个政府，而且还要用武力保护这个敌对政府，防备他的东道主对之进行侵犯。基辛格还引述了几个星期前刚刚发表的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的若干有关段落，重申防御条约继续有效。中国很明智，没有作任何反应，他们知道轻重缓急。
中国对公报文字翻译的处理，是尽心尽力的。在所有的会谈中，美国人都用中方的译员，主要因为尼克松认为美国国务院的译员会走漏消息；而且中方的译员也比美方的强得多。美国方面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利条件，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方面受英文文本的约束。由于时间紧迫，美国人甚至连检查一下中文译文的机会也没有――在美国人跟苏联人交往中，如果美国省略这一步，那简直就是自杀，美国在宣布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时就吃了这种苦头。但周恩来不搞小动作；他明白，相互相信要比辩论中的得分更为重要。令美国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中文译文比英文本对他们的立场还更有利。后来，基辛格把他的工作人员理查德？索罗蒙做的一个分析交给了尼克松，这个材料的末尾写道：
“在台湾、印支战争和文化交流三个问题上，中英文本之间发现有重大差别。然而，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中文本把英文本中意思含糊的地方讲得明确了一些，或者把美国立场阐述得对美国更为有利，而不是不利。关于台湾的前途，中文本甚至比英文本还更少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美国接受了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观点。中文本更有力地表现了美国无意卷入有关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争论，并且更突出地表达了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
上海公报和公报所确定的新关系一样异乎寻常。公报的开头部分载明了双方在朝鲜、日本、越南等许多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美国的立场是用和解性的词句强调美国主张和平解决、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原则。这是美国首次向中国人民阐述他们的价值标准，他们努力强调美国代表着人道和希望。中国方面的措辞较为强硬，但比起以前的文风，调子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干部来说，要使自己看得惯中国领导人和美国人会谈已经够难的了；要完全抛弃革命口号，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多次承认，偶尔放些“空炮”是为了记录在案。
这些强烈对照的声明，反而更突出了双方阐述的共同观点中所体现的中美关系的革命性转变。中国和美国实际上等于声明放弃以武力解决两国间争端。双方宣布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霸权野心。双方同意不参加任何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协议。双方同意促进交流和贸易。双方以维护各自尊严、自尊和义务的方式处理了台湾问题。
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指导了两个大国间的关系达7年之久，从来没有对公报的解释发生争议，直到1979年它为中美正式建交协议所取代。公报没有秘密条款和补充条款。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的含义。公报的重点并不是台湾问题或双边交流（尽管新闻界作了这样的强调），而在于国际秩序。公报把两个曾经彼此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解决双边问题――这些问题再推迟一个时期也无妨――而是要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来处理普遍关心的安全问题。
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渐近尾声了。在上海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此时此刻，紧张情绪烟消云散了，人们开怀畅饮茅台酒。尼克松对一切很满意，颇有些情不自禁，发表了他的即席祝酒词，险些提出美国为中国提供军事保护。乔冠华和基辛格对开夜车已习以为常了，似乎不再开一次就不舒服似的。二人从2月27日晚11点05分到28日0时30分再次晤谈，讨论了越南问题。基辛格说明了他们的谈判立场，比尼克松向周恩来说得更为详细，表明如果河内谋求军事解决，美国决心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击退河内的攻势。乔冠华重申了中国对北越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但他同周恩来一样，解脱了中国同河内的谈判立场的关系。这些是美国和北越之间的事，中国不打算发表意见。乔冠华没提出任何警告，也没有暗示，如果美国实施了它的威胁，会受到什么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