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中心对于金融体制的改革，给以特别的关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有基本建设投资都由财政拨款，连定额流动资金也靠财政拨款，银行只担负产品周转中所需流动资金的贷款。银行还代管财政收支款项，几乎成为财政部的出纳机构。在给地方和企业提留部分利税以后，它们有了自有资金，能按市场需要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建设，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存入银行，银行可以贷款给企业进行扩建改建，特别是技术革新，银行的作用就开始扩大了。当时有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兼负货币发行和工商业信贷以及居民储蓄业务。由于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专业银行之上的独立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管理不严，也不可能管理信贷收支平衡。中国人民银行因兼营工商信贷等业务，与其他银行的矛盾很大，各专业银行不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控制。经济研究中心集各国金融制度的经验，并请前联邦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曾任德政府经济顾问“五贤人委员会”成员）来华交换意见，提出建议。1983年经济研究中心向国务院提出单设中央银行来管理各专业银行的建议，并提出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严格管理货币发行，保证信贷收支平衡，不经营一般信贷业务。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委托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四大银行提出具体方案。
在我第一次邀请四大银行开会时，由于过去相互间的矛盾很大，争论激烈，会议无法结束。于是在常务干事徐雪寒同志协助下，邀请四个银行分别开会，然后由经济研究中心提出方案，共同协商。徐雪寒同志还到上海去邀请四大银行分别开会，协调相互间的矛盾。由于另建中央银行要收回已发行的货币，所以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人民银行原来经营的工商业信贷和储蓄等业务，划归新设的中国工商银行接管（人民银行原管信贷业务的人员交给工商银行）。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就不直接经营信贷业务，只与专业银行发生信贷关系，真正成为银行的银行。这个建议经各银行讨论同意后，提请国务院讨论，并得到国务院认可。在研究过程中，我还一再强调，目前我国的银行不像银行，像个行政机关，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银行机关化，而要尽可能使它企业化。要用银行的办法来管理银行，不要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来管理银行。现代化的经济，要有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实现经济现代化，银行应该带头现代化。
经济研究中心还很重视价格改革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由国家统一定价的物价管理体制，整个价格体系越来越不合理。1979、1980年对价格体系进行过局部调整，主要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部分价格偏低的能源、原材料进行微调，并放开不少小商品价格，但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还远未解决。我从自己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和担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不改革僵化的物价管理体制、理顺价格体系，是不能正常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的，因此价格改革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82年我和前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等人交换意见时，我们一致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关键。从1982-1984年，经济研究中心会同价格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不久，在1982年，国务院又设立了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我当时兼任价格研究中心的总干事，刘卓甫同志任副总干事）组织有关方面专家，积极研究价格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步骤，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出意见建议。
价格改革需要解决两个相互有联系的问题。一是调整价格体系，理顺各类商品的比价关系；二是改革物价管理体制，绝大多数商品不要再由国家统一定价，而由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供求和竞争来形成，即逐步放开价格。我们认为价格改革的步骤，应当是调放结合，先以调为主，在条件成熟时转变为以放为主，最后达到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在1982-1984年间，我们经济研究中心着重研究的是价格体系的调整问题。
对于调整价格，当时是有很大顾虑的，主要是担心导致物价总水平猛涨，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有关部门提心吊胆，迟迟不敢有所动作。当时火柴每盒2分钱，企业亏本，不愿增产，市场缺货，不得不限量供应，其实每盒涨1分钱，人民负担增加不了多少，却能迅速增加供应。这件事议论了多次还是不敢动手。我们多次强调，防止物价总水平猛涨的关键，是要控制货币发行量，防止货币流通量过多。只要通货不膨胀，对部分商品价格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物价总水平仍可基本上保持稳定。物价总水平稳不住，根源在于没有管住货币。所以我们坚决支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制止通货膨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主张既积极又慎重地推进价格调整，可以先从条件比较成熟、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小的商品入手。
1982年第四季度，我们研究了棉花、化纤布调价问题。当时我国棉布因棉花几次提价而未提，出现亏损；化纤布因化纤工业发展很快，成本下降，利润很高。物价局因怕化纤降价影响财政收入，不让降价，致使产品大量积压，被迫减产。国家经委委托我召开一次纺织品价格会议，我大胆提出提高棉布的销售价格，同时大幅度降低化纤布的价格，以扩大化纤布的销路，代替棉布，使多年限量供应的棉花也就可能敞开供应。我说：“最好不要坐失良机，不要等化纤布降价降够后再提高棉布的价格，并且尽可能使这项调价成为今后较大规模调整物价的突破口”。1983年我患阑尾炎，住院动手术，赵紫阳总理到医院来看我，我谈了我再三考虑的意见，我认为棉布、化纤布调价没有风险，可以出台。不久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建议。这次调价很顺利，调价的结果，人民更多使用化纤布来代替棉布，群众因棉布提价多花的钱，从化纤布降价收回来，改变了人民使用纺织品的结构，棉布不久就敞开供应甚至出现积压了，化纤布也可以放手生产。这次调价的成功，提高了人家对调整价格的信心。
在此期间，我还写文章宣传价格调整的必要和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采取稳定物价的方针，到1978年，物价平均增长不到1%，1979年开始提高八类重要副食品的城市销售价格，物价上升较多，虽然国家对消费者给予补贴，但意见仍很多。1984年7月，我发表《怎样看待物价和人民生活》一文指出消费品适当提价后推动了生产迅速增长，供应大大增加。1978年猪肉的人均销售量为27.4斤，1979年提价后增至34.8斤，许多城市从限量供应变为敞开供应，鸡蛋等也是如此。究竟是压低价格、阻止生产发展造成市场缺货从而限量供应好呢，还是适当提高一点价格、鼓励生产发展满足市场需要从而敞开供应好呢，我看后者比前者好。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国务院指示《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书记处又指示电视台播放采访录像。之后收到不少群众来信，多数赞成我的意见，个别则表示不满。
经济研究中心抓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在1980年我去香港讲学时，看到对外贸易体制问题很大。过去香港对外贸易由外贸部的华润公司独家经营，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不但不能直接经营外销，连国外市场价格情况也向出口企业保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批准若干地区、部分企业可以自己进行对外贸易，香港一下子成立了几十个（后来发展到几百个）外贸公司或办事处，在香港市场上削价竞销，损失很大。在讲学时有人询问我国的外贸政策，我答过去的独家经营和现在的自相残杀都不对，应当改为“统一管理、联合经营”。后来原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周建南同志向经济研究中心提出他对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说得不到外贸部的同意，双方意见分歧，所以请经济研究中心来研究。
1983年，外贸部向国务院报告他们的体制改革方案，国务院否定了外贸部的意见，要求经济研究中心帮助外贸部另订方案。外贸体制的改革牵涉到外贸部与中央各部门的关系、中央与各地区以及与各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的关系、出口口岸与邻近各省的关系等，确实非常复杂。我又请徐雪寒同志（他在50年代初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帮助开会研究，提出统一管理、联合经营的方针。开始时外贸部怕提统一管理会受到各省市的反对，我说你们不敢提我们来提。在谈到联合经营时，外贸部又想走独家经营的老路。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对这一折衷方案我是不满意的，后来我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文第八节“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中说明了我的看法。
当时，外贸部是一个最大的亏损部门，原因是进出口商品作价不合理。早在60年代我任物价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国内产品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国外市场的价格。由于货币汇率定得太低，外贸部出口商品亏损很大，要求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来弥补亏损，以进养出。物价委员会建议提高汇率，又得不到银行的同意。所以规定进口商品的价格改按国内价格计算，借以保护国内的工业生产，并一举消灭了十多亿元的外贸亏损。现在时过20年，国际市场价格频频上升，国内价格大都未变，国外价格已经显著地高于国内价格。仍按国内价格计价，外贸部代理进口商品发生严重亏损。1984年国家对外贸亏损的补贴已经超过40亿元，所以建议改变进口商品的作价办法，改为外贸部代理进口，按进口成本作价，借以减少外贸亏损。在出口商品方面，许多地区为着完成出口任务，在国内高价购进，到国外低价卖出，亏损国家补贴。这些作价办法，应当迅速改变。
经济研究中心还研究了企业工资制度改革问题。从1982年第四季度起，我们邀请在京专家学者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讨论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提出以下原则意见：“第一，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劳动报酬要和企业的经营成果挂钩，能升能降。第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要使职工工资有计划按比例地增长，要统筹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使职工工资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增加。第四，要逐步改革工资管理制度，使企业享有一定的分配自主权。”这些意见，特别是后三条意见，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1983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十个问题，经济研究中心参加了其中六个问题的调查工作。这六个问题是计划工作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价格改革、劳动工资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问题。在一段时间内，经济研究中心的骨干积极参加了分别由张劲夫、田纪云、胡启立等同志领导的这六个改革小组的工作。
以上是1982-1984年初经济研究中心大量研究工作中几个重点问题。现在来看，我们当时提出的意见是符合改革的正确方向的。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以后，我们对上述各方面改革的设想又深入了一步。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感到，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我们既要抓住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又要抓紧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改革的配套措施。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整体，各部门各自进行改革，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忽视相互配合，就有可能互相牵制。有些改革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又在其他方向产生新的问题，出现新的困难。因此，我们既要深入研究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又要全面地研究各部门各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使之相互配合。有鉴于此，1983年夏，我在烟台写了一个题为《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小册子（初稿），对计划、财政税收、银行金融、价格、劳动工资、商业物资流通、外贸等各个方面的改革，作一次通盘的综合探讨。当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我把这个小册子在内部印发，供他们研究具体规划时参考。
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1984年上半年，形势的发展，要求对经济工作及时作出新的决策。前几年，我们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时候，必须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上面，改革要为促进调整服务；同时，改革工作的重点则首先是放在农村，城市中的体制改革只能是初步的。到198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接近完成。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客观上有必要也有可能把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调整转到改革上来；同时，经过几年努力，农村中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功，城市中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初步经验，需要把改革工作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在这种形势下，1984年5月中旬召开了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决定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城市中体制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子要加大，在办好经济特区的同时，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省。全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一个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写成《加强学习，迎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一文，向干部群众宣传要认清形势，更加自觉地投身到改革洪流中来。
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新形势面前，原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越来越显得不能适应推进改革的需要。在农村中，实际上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为主了；在城市中，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逐渐缩小，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这时，一部分同志开始提出意见，认为还是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主张恢复1980年“体改办”《初步意见》中的观点和改革思路。在1984年7月份，经济研究中心马洪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研究人员，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文章，分送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文中批评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认为应当重新肯定在1982年时被否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这篇文章得到中央一些老同志的称赞。与此同时，我还宣传，现在到了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要求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因为理顺价格，是使企业面向市场、增强活力、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关键。
在理论界建议恢复有计划商品经济提法的同时，9月9日，赵紫阳总理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建议就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原则问题（计划体制问题、价格改革问题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进一步确定党的方针。他在这封信中，“建议把我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意思：”
（1）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2）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3）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4）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现在来看，这封信虽然由于力求同过去的提法相衔接而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但是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定式，对于促成全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在我们国家，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认识的转变只能是逐步的。
这封信还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配合计划体制的改革，必须进行价格改革；同时要求改革国家的经济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要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这封信得到政治局常委的同意，成为起草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依据。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经过六天准备会议的充分讨论后，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正式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中对于计划体制的四点概括，同赵紫阳同志的信比较，其中第一点作了修改，改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在各方面的改革中，《决定》突出的强调企业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决定》还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较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我们过去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推动经济杠杆，并且把领导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一方面来，应该成为各级经济部门特别是综合经济部门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