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利的混乱，宋蒙战争暂告一段落，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但蒙古国自建立以来，横扫世界，威震天下，却唯独在中原遭到了南宋激烈的抵抗，尤其之前蒙古大汗蒙哥战死钓鱼城，对蒙古军打击重大，几乎使蒙古丧失了灭亡南宋的信心。在关键的时候，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了灭亡南宋的重大战略构想，促使忽必烈下定攻灭南宋的决心。刘整熟悉中原局势，向忽必烈建策，提出将蒙古军主力由四川战场转向荆襄战场，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
刘整就是前面在《钓鱼城》一篇中提到的宋朝骁将。刘整，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县，在当时属于北方人）人。金国灭亡前，南下投奔南宋，隶属名将孟珙（时任京湖制置使）麾下。孟珙攻打信阳时，刘整任前锋，某晚仅率十二名勇士攀上城墙，一举俘虏了敌方的守将。昔日唐朝名将李存孝曾率领十八名骑兵攻打洛阳，孟珙认为刘整比李存孝还要英勇，因而特意命人在刘整的旗子上绣上“赛存孝”三个字。宝祐二年（1254年），刘整随当时的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入蜀，选拔为将，屡建战功。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身为北方人的刘整以武功获得升迁，加上他为人狂放自负，桀骜不驯，深为一些南方将领所忌，这其中就有后来守卫襄阳的主将吕文德。刚好此时权臣贾似道为了排除异己，在各路武将中推行所谓的“打算法”，即派遣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大将多获罪，赵葵、史岩之、杜庶等名将均因此罢官，还被勒令赔偿。另一名将向士璧被夺官下狱，被逼而死，家族又被拘押偿付军需。名将高达、曹世雄对不学无术的贾似道十分轻视，贾似道怀恨在心，命党羽罗织罪名，逼死曹世雄，罢了高达的官。又嫉妒在钓鱼城立下盖世奇功的王坚，故意把他调知和州，罢了他的兵权，不久王坚即抑郁而死。吕文德当时为策应大使，与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勾结起来，打算利用“打算法”迫害刘整。刘整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却投诉无门。当他看到比他名气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后，“益危不自保”，于是秘密派人与蒙古成都路军马经略使刘黑马联络，表示愿意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由于刘整是宋之名将，他突然以蜀之要冲的泸州要求投降，让蒙古方面感到难以理解。当时蒙古将领多认为刘整投降之举真假难辨，不可辩信。只有刘黑马认为刘整此举毫不可疑，最终，他力排众议，决定派儿子刘元振前去受降。景定二年（1261年）六月，刘整召集手下官员，杀死反对投降蒙古者，开门迎接刘元振入城，被蒙古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宋理宗听说后勃然大怒，命俞兴讨伐刘整，结果却被刘整打败。吕文德奉命务必收复泸州。宋军首先克复了泸州外堡，然后采取步步为营、坚壁围攻的战术向泸州推进。刘整难以支持，次年（1262年）初撤出，将泸州民众徙往成都、潼川。正月，吕文德收复泸州。宋朝廷改泸州为江安军，但其所隶之州，除泸、叙、长宁、富顺外，均为蒙古军占有。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使南宋的水军优势荡然无存。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降将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宋朝兵制初探》）。就连当时的南宋人，也对刘整叛宋的后果感受深刻。襄阳陷落后，大臣汪立信曾上书说：“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兴奴仆庸材器，量褊浅，务复私仇，激成刘整之祸，流毒至今。”（《度宗本纪·卷四十六》）虽然将责任完全推到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身上未必公正，但也可以看出宋人对刘整因受迫害被逼投靠元军是极为痛心疾首的。
因为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充足，可支撑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熟悉情况的刘整建议忽必烈不要强攻，而是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立即派人将情况报告给吕文德，加以提醒。但吕文德麻痹轻敌，认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根本不把蒙古军放在心上。等到后来发现不对劲时，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大军兵锋直指南宋，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
刘整又向阿术计议，认为蒙古军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之前，阿术曾率军攻打襄阳，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阿术本人也在混乱中坠马，差点被宋军活捉。后来还是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兵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蒙古军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一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刘整的建议使蒙古军的水军迅速形成战力。尤其是刘整提出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战法技高一筹，使蒙古水军的战斗力超越了南宋水军，成为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后来蒙古军会攻临安，以及最后灭亡南宋的□山之战中，蒙古水军均发挥出超强战力，战败了舰船数量超己方数倍的对手。
忽必烈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长围起自万山（今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蒙古军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朝廷为了挽救危局，开始了大规模的援襄行动，于是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各自集中重兵争夺的焦点。
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人。蒙古军南下时，河北大乱，张柔聚集乡邻亲族数千家结寨自保，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金国由此任命他为定兴令，隶属于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后苗道润为其副使贾瑀所杀，张柔决意为苗复仇，率部降蒙，后俘获贾瑀，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后随蒙古军伐金，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守将投降后，蒙古军争相抢夺战利品，只有张柔不取金帛，赶到史馆，运走了《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并拜访当地耆旧望族，护送北归。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张柔俘获状元王鹗，即解其缚，待以宾礼。正因为张柔礼贤下士，金国灭亡后，金士大夫有相当一批投奔到他门下，如王鹗、郝经、乐夔、敬铉等名士子均是他的幕僚。王鹗教授张柔儿子读书达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问也与张柔有密切交往。张柔为元朝立下功劳甚多，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只有张柔与史天泽被称为“拔都”（英雄）。忽必烈却认为张柔功劳还在史天泽之上，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张柔有十一个儿子，其中最有名的是张弘范，就是他在厓山一战中消灭了南宋最后的主力。
为了打破蒙古军的鹿门、白河之围，襄阳宋军发动了一次反包围战，主动出击蒙军，但被蒙古军打败，且伤亡惨重。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派京湖都统张世杰率军援救襄阳，被蒙古军打败。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领舟师至新郢，又被阿术战败，损失两千余人，战舰五十艘。贾似道再次派爱将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吕文德婿）率军援救襄阳，也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最好笑的是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导致宋军群龙无首，军中大乱，士兵溺死于汉水者甚众。
张世杰，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一种说法说他其实是张柔之侄。后来张柔投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襄阳。襄阳主帅吕文德也不重视，只让他当了个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名震一方的优秀将领。最后在厓山被张弘范打败坠海而死，与陆秀夫、文天祥并称“宋亡三杰”。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当时有谣传说，吕文德是被蒙古人派奸细暗中下毒而死。这种说法可信度有多少，实在难以确定。虽然刘整痛恨吕文德，但对于蒙古军而言，吕文德并不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对手，而一旦吕文德死去，接替他宋军主帅位置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还不可预测。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吕文焕要比他的兄长吕文德更为精明。
因为宋军援兵屡屡战败，南宋群臣多主张派名将高达前去支援襄阳，认为只有高达才有能力入援成功。高达看不起贾似道，还因此被贾似道迫害，二人一向不和。贾似道又担心高达一旦入援襄阳成功，会削弱吕文焕的权力，露骨地说：“吾用达，如吕氏何？”（《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坚决不肯起用高达。而吕文焕当上襄阳主帅后，竟然也跟贾似道一样的想法，生怕朝廷会派高达到襄阳来，于是将捕获蒙古军哨骑数人谎报成襄阳初战大捷，使得朝野一度也不把救援襄阳当回事了。其实，朝中根本就没有高达援襄一事。
高达原为孟珙部将，后成长为名震一方的将领。他曾在军中公然讥讽不知兵事的贾似道，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进攻号称江陵外城的沙市（今湖北沙市）。高达当时任湖北制置副使，负责守卫江陵，不发兵援救，导致沙市城破，元军屠城，沙市军民被屠杀殆尽。不久，高达以江陵降元。江陵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地位十分重要。宋失江陵后，京湖防区全面崩溃，荆蜀宋军再也无法联兵东下，攻取临安的元伯颜军后顾之忧解除。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为了摆脱困境，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古军早有准备，事先设下埋伏，诱宋军深入后，突然反击，宋军大败而归。此后，襄阳宋军无力再出击，只能困守孤城，等待援兵。
当年，南宋朝廷派李庭芝（原孟珙部将）出任京湖制置大使，领兵出援襄、樊。范文虎却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说：“我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帅（指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接到信后，竟然不顾大局，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总是敷衍道：“我还没有接到朝廷的旨令，不能出兵。”借故停兵不进，还大肆购买歌童舞女，日恣淫乐。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李庭芝几次上表自责，请求能够代替范文虎，但贾似道出于私利，没有同意。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燕京，今北京）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同时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以牵制宋军。因为元将张弘范屯军在鹿门，断绝了襄、樊的粮道，宋将范文虎受命率舟师十万督运粮饷输往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趁夜色逃跑，一百余艘战舰、辎重都被元军夺去。
樊城守将张汉英为了求援，招募了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将救援信藏在发髻上，人藏在积草下，打算从江面浮水而出。结果守卫江面的元军看到水中积草很多，就想钩起来焚火用，结果送信人由此被发现，救援信也被搜出。救援信中写道：“鹿门已被敌人占踞，现在只能通过荆州（今湖北荆州）、郢州来救援了。”于是，元军又刻意封锁郢州、荆州的通道。南宋朝廷生怕元军就此顺流南下，立即诏令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以守住关键。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屯驻在郢州的李庭芝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它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人便军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出重赏招募到勇敢善战的三千壮士作为民兵，由智勇双全的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率领。张顺、张贵均为当地农民，因智勇双全，成为民兵领袖。出发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三千民兵群情振奋，没有一个人退缩。于是张顺、张贵乘船领先，船上不但装备有火枪、火炮、巨斧、劲弩等，还运载有大批食盐、布帛等物资，沿江顺流而下。
当时元军严密封锁江口，根本没有任何缝隙可以通过。张顺等人不得不强攻，“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战斗十分激烈。一直转战一百二十里，才冲破了重重封锁，杀出一条血路，于黎明时分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被围困四年，第一次看到援军突破元军的包围圈到来，不禁踊跃欢呼，勇气百倍。
不过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四处寻找不见。数天后，才看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四创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据史书记载，张顺虽死，“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顺、张贵率三千民兵突破元军的重重阻击，入援成功，导致襄阳战局形势为之一变，带来了解围的一线希望。对比之下，坐拥精锐大军的宋援军统帅范文虎却屡战屡败，不由得让人怀疑到底是宋军的战斗力有限，还是范文虎根本就无心援救襄阳。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泅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到郢州，给范文虎投书送信，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到郢州的交通线。按照计划，由范文虎率五千精兵到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前去会师。到了约定的日子，张贵辞别吕文焕，发舟出战，顺汉水而下。半路清点人数时，张贵发现军中少了一名犯过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当即意识到这名亲兵也许是叛变投敌了，不禁大惊失色，对部下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于是果断地改变了行动计划，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赶来阻截。
张贵边战边行，快到龙尾洲时，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的接应部队，立即举火为号。对方船只看见灯火后，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张贵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原来由于张贵亲兵叛变，元军已经事先得知了消息，并抢先占领了龙尾洲，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而本该来接应张贵的范文虎不但没有按约出兵，而且还引兵后撤三十里，将防地拱手让给了元军。张贵猝不及防，仓速应战，又是孤军奋战，身上受伤多达数十处，最终力尽被生擒。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龙尾洲一战，张贵全军覆没，宋军也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增援襄阳的机会。
张贵死后，元兵有意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以此招降襄阳守军。城上宋军望着张贵的尸体，均忍不住哭泣。吕文焕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将张贵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张顺、张贵并非宋军将领，能以农民之身，行国士之举，这种慷慨赴国难的行为在南宋苟且偷安的大画面上添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人有诗赞道：“忠臣张顺救襄阳，力战身亡庙祀双。此是忠臣非盗贼，休将《水浒》论行藏。”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上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完全可以想象他心中是何等绝望与无奈，主帅如此，宋军官兵的士气便可想而知了。
襄、樊如此危急，临安城内的权奸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以事实发话，直斥贾似道等权奸。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贾似道说：“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大惊失色，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名把她逮捕，秘密处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再敢告诉宋度宗。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个叫金履祥（即仁山先生）的奇才，凡天文、地理、礼乐、图乘、兵谋之书，无不通晓，因奸佞当权，绝意仕进，但仍忧心国事。元兵围攻襄樊时，金履祥上书朝廷，进牵制捣虚之策：主张发重兵，由海道直趋河北，抄断元军后路，则襄樊之危将不战而解。他还详细画出了海运所经的远近难易，极为详实。这确实是一条上上之策，可惜南宋朝廷置之不理。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襄樊被围第六年。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蒙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西域回回人亦思马（也译作伊斯玛音）所造的巨石炮运抵樊城，元军立即投入战斗。这种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因首次在襄阳使用而得名。它并非火炮，而是巨型发石机，威力巨大，发射时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所击无坚不摧，入地七尺。樊城的城楼便被巨炮一炮轰碎，最终被攻破。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上吊自杀而死。宋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果然不攻自破。
襄阳炮作为当时的新式武器，在之后的战役中相继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的渡江战役中，宋军水师在长江江面上布防，数量远远优于元军的水师。亦思马之子亦思布伯布在北岸设置襄阳炮，将宋军战船一一击沉，宋军由此大败。这是武器优良性能影响国家安危的又一明证。
自咸淳三年（1267年）冬襄阳被围以来，守将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权相贾似道不学无术，不知兵事，对襄樊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均不以为意。还指使监察御史陈坚等人上书说：“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大有决定放弃襄阳之意。樊城破后，襄阳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一步。襄阳城中宋军多次突围不得，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肘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
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术一面派人用巨炮攻襄阳，动摇城中人心，一面派人入城招降。刘整曾经在城下喊话，被吕文焕派人以伏弩射中，幸好身上穿了坚甲，这才保住了性命。因此刘整曾经立下重誓：“必碎襄阳城，执吕文焕以快意。”元将阿里海崖为了安抚吕文焕，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忽必烈的招降诏书：“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许以高官厚禄，并当场折箭盟誓。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终于举城投降。
至此，历时五年的襄阳保卫战彻底结束。襄阳降元后，宋沿江诸城守将多是吕文焕的旧部或熟人，立即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