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英
飞速发展的兰州已经很难寻觅旧时风物了，但耄耋老人满怀情感，记忆深刻，现记录四件，并略述它们的贡献。
水车
水车，又名“翻车”、“天车”、“灌车”。它是我国一种古老的省劳力、成本低、管理简便的农田提灌工具。水车像特大的木轮车，直径达八九米至十几米，提水高程可达15—l8米。水车轮的边缘装着几十个舀水水斗，水激轮转时，就把河水一斗斗提入顶部横置的木槽中，流入田间灌溉。
兰州水车创始人，是兰州段家滩人段续，据《皋兰县志》载：“续居里时，创为翻车，倒挽河流以灌田，致有巧思，沿河农民皆仿效焉。”于是大量水车建造在黄河沿岸。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统计，自青海贵德至宁夏中卫河段上，就建有水车360多轮。兰州解放前夕，市区近郊沿黄河两岸共有水车158轮（一说230多轮），灌地2万多亩。一轮水车昼夜灌溉农田少的一半百亩，多的五、六百亩。甘、宁、青三省总共利用水车提灌田地约10万余亩。一时人称兰州为“水车之都”。在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水车不仅发挥了水利效益，造福人类，并且点缀了兰州的独特景观。
黄河水利资源，在兰州河段，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以前，没有点滴利用。常造成岸上麦苗晒死，而任黄河水东流，望水兴叹的悲惨境况。段续，字绍先，号东川，明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在任云南道御史时，见当地江边木制的水车，利用水力提灌农田，效益显著。就想到十年九旱的家乡兰州为何不仿造呢？于是在云南详察水车的构造原理，深入群众，走访求教农民，并绘制图样。晚年告老还乡后，自备材料，邀请工匠，按图仿制。但因不洞悉诀窍，曾遭到几次失败。段续不顾年迈，又两次亲赴云南实地考察、访问，回兰后，经反复修改试制，终于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获得成功。自此以后，黄河两岸的农民，都竞相仿制，风行一时。段续制成的第一轮水车，架设在今城关区广武门外河水道的黄河南岸。以后又在小北街北口稍东架设了3轮。兰州人把它叫做“三轮水车”或“老虎车”，提灌附近农田、菜畦、果园600多亩。这片地方就叫“水车园”，沿用至今。
段续造水车，“谋造福于桑梓，遗德泽于后世”。为后世歌颂称赞，历久不衰。崔半僧（民国时期诗人）有《水车》诗云：
水飞轮转浪如山，引得黄流稼不艰。
漫把机心浊抱瓮，段公遗爱在民间。
诗人很生动形象地表述了水车制造的原理、效益以及水车创始人段续功绩。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水车逐渐被50年代的解放式（畜力拉转）水车及以后电灌等代替。但水车对人类水利效益贡献是名垂史册的。
砂田
甘肃自古以来，因受地理环境的限制，旱、雹、霜冻、风沙、虫害等多种自然灾害频发，尤以旱灾为甚。清朝左宗棠曾奏呈清政府称“陇中苦瘠，甲于天下”，以至后来清政府规定东南各省解交甘肃协饷银142万两，即东南“协饷省分”替甘肃上缴税赋。尤其是甘肃中部18个县、市，每遇大旱年景，春不能下种，秋收绝望，大片土地，寸草不生，颗粒不收，饥民号寒，哀鸿遍野，饿殍盈道，树皮草根，剥挖食尽。如近代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旱”，全省625万人中，饿死的就有140余万人。
兰州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在与干旱作斗争中摸索出了很多好办法。其中最典型的成功事例之一，就是在干旱田地里铺压砂田。据民间传说，有一年，皋兰县发生大旱，地里的麦苗，全都晒死了，就连人畜饮水都难寻。很多人抛家弃舍，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的逃荒他乡，讨饭求生。有一农民在逃荒途中，路过一个坡地时发现，一个砂砾堆中长出一丛麦苗，它不但没有被旱魅晒死，而且还长得葱绿茂盛，叶片上还呈现了许多耀眼的露水珠。他觉着非常奇怪，心想，一定要弄个明白。于是就去刨开上面的砾石，发现下面是一层细沙；再刨去细沙，露出了很湿润的土壤，麦苗就生长在湿土中。他仔细的观察慎思后，明白了沙子还有保墒的功效。第二年春播时，他在一小块地上铺压了砂田，作为试验，到秋收时，收成果然比没铺砂的农田要好得多。这一抗旱保收的好方法，有如特大喜讯，很快不胫而走，传遍了附近的各个村庄，大家都纷纷铺压砂田，争取丰收，不受饥饿。这就是兰州附近及甘肃中部各县对抗旱保收的一种因地制宜特别的耕作方法，即“砂田”。
甘肃平均年降雨量在330毫米左右，年蒸发量高达1800毫米，且降雨多集中在秋季。这样，砂田就减少蒸发，为农作物提供较好水分，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沙地种瓜，效益就更大了。如兰州七里河区范家坪的砂田“旱沙西瓜”，皮薄、个大，曾有过40多市斤的大西瓜，瓤甜、名闻金城；皋兰县青白石种植的砂地白兰瓜，瓜型浑圆，皮白瓤绿、清香扑鼻，驰名全国以至远涉国际市场。兰州附近的临洮、临夏、靖远、榆中、景泰、永登等县的瓜菜，如籽瓜、黄河蜜、醉瓜、金塔寺、番瓜以及茄子、辣子、蕃茄等，都是在旱沙地里培养并获得优质高产的。砂田的这些长处和良好效益，时至今日，好多地区还盛兴不衰。
铺压砂田工作量很大，并非一举手之劳就可完成的。好多地方农田附近没有沙子可取，得赶着毛驴、牛车、肩挑筐子，背着背兜，到十几里或几十里以外的深山沟里去挖筛，在洞中取沙子，还出现过伤亡事故。若完成10余亩砂田铺压，往往要花近一代人的劳力和血汗。铺压砂田时，必须预先把土地里杂草锄尽，施足底肥，打耱整平，表面碾光，然后把沙子以2—3寸厚铺在土地上面。以后每年春暖花开时，还要把砂田周边的野草连根挖锄干净，以免延生到砂田里。这些，都是农民在付出的辛勤劳动中创造的土法技术和经验。
羊皮筏
皮筏，是一种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在原始游牧社会时期，过河时，人类把猎取的野兽皮充气，一人抱一皮囊渡水。以后因生活需要，逐渐发展成串联几个或几十个皮囊，上置木架，由一人或两人划桨运货物、渡人畜，这就是皮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游，羊皮筏子触目皆是，居然形成“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水上景观。
据史籍记载：“汉光武建武二十三年（47年），王遣兵乘革（即皮筏）南下水”《水经注·叶榆水篇》。又“用牛皮为船以渡”《旧唐书·东女国传》。《宋史·王延德传》载：“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皮筏始与西汉，而传之于唐、宋、元、明、清，直延至民国晚期。
兰州皮筏创建何时，史无明确记载，但据民间传说，是清光绪年间开始兴起的。直到解放初期近百年时间内，皮筏是兰州一带黄河上的主要水上渡人、载物的交通工具。
兰州羊皮筏子，一般渡人用的是用十个羊皮胎吹足气扎制而成。它制作方法是，先在胎内充满气，连结好，再将用木棍扎成的长方形木架绑在上面即成。羊皮筏具有体积小且轻便，吃水浅，背负方便，操作灵巧等优点，十分适宜在咆哮浪急的黄河上航行。羊皮筏子上坐一人，手持划桨，这就是水手，民间通称“筏子客”。水手以回族人居多。水手必须具有谙熟水性，奋臂划桨，稳操航行的技术和体力。筏子经常穿梭在黄河两岸，摆渡行人，运载小型货物。抗战时期，五泉山风景区被国民党八战区占领，游人便乘筏子到雁滩游玩、观光风景，乘羊皮筏子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水而上。乘客到达目的地后，水手就要把筏子背到上游，再招揽乘客往下游某地。因此，就流行有：“下水时人乘筏，上水时筏乘人”的谚语。解放前，兰州除了人力车（兰州人称“洋车”或“东洋车”），达官贵人的专用马拉轿车外，别无代步交通工具。皮筏就成了南北两岸行人摆渡、旅游观光。运货的主要交通工具。上游河口、新城一带的瓜果、蔬菜，也是皮筏载运兰州市区销售的。皮筏以羊皮筏为主，但还有专供运载大宗货物的大皮筏。大皮筏是用牛皮胎扎制成的，民间叫做“牛皮筏子”。牛皮筏子一般用牛皮胎几十个、百十个，最大的则用600个，最大的牛皮筏长22米、宽7米，简直就是一艘大船。这种大皮筏，一次运载货物达20—30吨之间。全筏由6个或8个水手把桨划行。一般用于从青海西宁运载粮食、清油、牛羊肉到兰州出售。兰州至宁夏银川、内蒙包头也辟有皮筏运输线，大量的西北羊毛、水烟、中药材等土物产，顺流而下，破浊浪、闯险滩，20天左右可运到包头，对兰州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通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牛皮筏子还把大批军用物资不断运往抗日前线，为报效祖国出了大力。1941年，玉门油矿筹组羊皮筏子40个，从广元到重庆，开辟了1400华里的石油运输线。
左公柳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清末湘军军阀，洋务派首领之一。清同治时到西北，镇压过陕、甘回民起义，后来率兵击败阿古柏匪徒入侵，收复了新疆，对保卫祖国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甘肃的十数年间，做过创办工业，发展农业，兴办教育，整修驿道，植树造林等项工作，有所成就。
左宗棠在进军西北途中，戎马倥偬，犹能顾及“道周树木存者寥寥”的荒凉景象，便大力提倡沿“丝绸之路”植树造林。故有“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以为居民聚材用，庇利人”的下发命令。在整修陕、甘、新三省可供两辆车马并行通往新疆的驿道两旁，因地制宜，植树一两行或四五行杨柳、榆、槐等树。据载：“自泾川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数年以后，驿道两旁，夏日杨柳青茂，夹道以伴行人，蔚为大观，这就是著名的“左公柳”。其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仅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600里的驿道两旁，就植树264000余株。在今兰州境内达10万余株，永登境内即有7万余株。经过整修的驿道，每5里设一卡，10里设一站，100里设一营，每站都张挂告示，严禁乱砍乱伐树木，还经常派兵看管、修理。因此，道路平坦通达。杨柳绿树成荫，既绿化了大好河山，又保护水土流失和调节气候，还在必要时提供木材使用。至今平凉柳湖公园还能看到“粗三、四围，高数丈”标有“左公柳”标牌的大柳树。除在驿道两旁植树外，还在庆阳、定西、临洮、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大力提倡植树。后世者出于对左宗棠这一善举的思念，将当时植的树都称为“左公柳”。
左宗棠对保护所植树木，制订了严格措施。传他路过酒泉时，发现街道边有乡民进城拴在树上的毛驴啃树皮，就十分气愤地把驴拉到鼓楼上，当众把驴斩掉，并宣布：“今后若再有人拴驴于树啃掉树皮者，驴和驴主将与此驴同罪。”左宗棠“护树斩驴”的事，在民间传为美谈。酒泉人也因此养成植树、护树的良好美德。曾有一首诗记载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及左公柳之事。诗云：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对左宗棠这几件政绩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甘肃文史》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