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上海自由作家张远山曾有短暂的教书生涯，有一天上课时，他给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1”
倘这位学生回答说："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我以为这一答案也是令人满意的。
一
胡适弟子、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对《资治通鉴》评价极高，他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孰读的第一部书就是《资治通鉴》："我个人在中学时代，'读'了一部《通鉴》，那虽然是一个偶然又偶然的事件的结果，但我却深深感到这偶然中，充满着幸运--我'偶然'地摸上了治学的正途。积数十年的观察和经验，我觉得中国史学家--不管治啥史：世界史、欧美史、通史、断代史、秦汉史、明史、清史、明国史、政治史、学术史。第一部应孰读之书，就是《通鉴》。"“2”
在唐德刚看来，《资治通鉴》好就好在它浓缩了历史的精华："温公的长处，便是把十七史的精华，并旁采百家，纳于一炉，从而融会贯通之。精读此二百九十四卷，则赵宋以前，诸史精华，尽在其中矣。采精去芜，君实（温公）独任之，毋待足下烦心也。"“3”
唐德刚认为，不光学历史的，只要是学人文学科的，都要以《资治通鉴》为本：
"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离开历史，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花，《通鉴》既是诸史精华之荟萃，则《通鉴》也是通向一切诸家经史子集的总枢纽；掌握此一家，则其他诸子百家之杂学，自能脉络畅通，无往不利。
本乎此，我敢大胆地说，《通鉴》一书，实在是诸史之根，百家之门。"“4”
一句话，在唐德刚眼中，孰读《资治通鉴》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
无独有偶，唐德刚的老师胡适也是"读《通鉴》起家的"："'历史'原是他的'训练'，而他受'训'期间的看家本领，便是《通鉴》！"
论对《资治通鉴》的熟悉程度，唐德刚远远比不上他的老师胡适--唐德刚能背一句，胡适就能背一段。原来，胡适从十一岁时，就"啃"过《通鉴》。胡适"啃"过《通鉴》，显然从中获益多多，但他给很多学生开过不少必读书，却恰恰漏了这本重要的《资治通鉴》，对此，唐德刚也是深为不解："可是那时令我奇怪的便是，我的恩师十一二岁时，便'啃'过《通鉴》（显然获益匪浅），为什么他啃过的骨头，却偏不让那些可以啃，也情愿啃的青少年去啃呢？"
在我看来，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对于做学问的"秘诀"，有人愿意一吐为快（如唐德刚），有人只愿意像挤牙膏那样挤一点（如胡适），旁人对此其实无权说三道四。不仅是做学问的"秘诀"，像其他一些孤本秘笈，胡适也喜欢"金屋藏娇"，秘不示人。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曾对此有过批评："郑君之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5”
将孤本秘笈秘不示人，把做学问秘诀深藏于心，这本是各人的自由，无可厚非，但胡适一方面喜欢在各种场合大谈治学经验，开各种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对真正的秘诀真正应该读的书却闭口不谈，这是不是太有点世故了？
唐德刚是胡适的弟子，但这个弟子似乎总喜欢在文章中说一点老师的"坏话"，有人（如苏雪林）便指责他是出卖老师的"犹大"，其实，依愚之见，唐德刚说起老师毫无忌讳，口无遮拦，这一点，恰恰是得了老师胡适的真传。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对"传记文学"发表过一番高论："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传记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地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的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6”
胡适在给一些人做传记时，往往不仅写对方的长处，也写对方的短处。他在《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中曾说："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评的方法，也许能开一个创例。"
唐德刚正是按胡适所谓"不仅写对方的长处，也写对方的短处"的方式来写胡适的，虽然唐德刚笔下的胡适并非完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短处，但却真实、生动，并且也同样伟大。
二
文革时期，金庸在其主办的《明报》上屡屡对大陆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政治人物的命运作出大胆的预测，后来事实表明，金庸的预测几乎都是准确的。篇幅关系，这里仅举两例。
1967年12月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林彪渐露跋扈相》社评，在社评中，金庸对林彪做出如下预测："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然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7”
文革后不久，在一篇《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的社评中，金庸进一步预言林彪没有好下场，将死无葬身之地。当时林彪是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金庸竟做出如此惊人的预测，更惊人的是，后来的事实竟与金庸的预测丝毫不爽。
金庸对江青的政治命运的预测也极其准确。196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江青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其时，江青在大陆政局还是一个小人物，但金庸却预测她将很快成为政坛上的重要的角色。在社评《江青是毛泽东路线的代表》中，金庸指出："很明显，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在确立江青崇高的政治地位。以后，江青将愈来愈多地作为毛泽东的发言人而宣布各种重要的政策和决定，而毛泽东本人将愈来愈退居幕后。"“8”金庸说的一点不错，不久，江青即登上政坛，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但此时的金庸又发表社评《不知往哪儿躲》，对江青的政治命运做了大胆的预测："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儿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金庸在社评中的预测几乎弹无虚发、神乎其神，令人不可思议，对此，金庸是这样说的："我写社评时，我说林彪一定垮台，那时他是最威风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汉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这样厉害，太子的收场也不过如此，当直接威胁到权力时，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金庸孰读《资治通鉴》，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基本都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曾说："《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9”
金庸在社评中"喜做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与其孰读《资治通鉴》密切相关。
金庸孰读《资治通鉴》，对中国历史的规律洞若观火，但他既无意对中国历史怪圈的形成作追根溯源式的挖掘与剖析，也不想对文革时期大陆高层的混乱作义正词严的抨击，而是据此大玩预测游戏，一则为小市民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二来满足知识分子关注大陆政治局势的热望。金庸成功了。由于对文革的出色预测与评论，《明报》的发行量在1968年迅速突破12万份，以后稳定在10万份左右。
能从《资治通鉴》里读出"商机"，金庸可谓独具慧眼，别出心裁；更让人佩服的是，金庸还能迅速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商机"，将其转换成实实在在的发行量。其目光之敏锐身手之敏捷，丝毫不亚于他笔下的武林高手。
在我看来，唐德刚是个实心眼的"书呆子"，他从《资治通鉴》里看出治学的途径，且毫无保留一吐为快；胡适则是个智者，他也从《资治通鉴》看到治学途径，却秘不示人--老师比学生自然要稳重多了。金庸则是天生的商人，居然从故纸堆里读出生财之道。
如果说唐德刚从《资治通鉴》里掘出的"第一桶金"是做学问的途径的话，那么，金庸从《资治通鉴》里掘出的"第一桶金"则是明报暴涨的发行量。
看来，金庸虽是文人（有大量作品为证），也是学者（有博导头衔为证），但就其禀赋与成就而言，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商人（有寻觅商机的慧眼和把握商机的能力为证）。
三
说到《资治通鉴》，有两人不可不提，一是胡河清，一是鲁迅。
胡河清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1994年四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从他居住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坠地身亡。自杀的前几天，他曾跟他的朋友王晓明说，不愿再去读《资治通鉴》那样的书，那太令人压抑了。
导致胡河清自杀的因素想必很多也很复杂，但《资治通鉴》让他活得压抑恐怕也是诸多因素之一种。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奠基石。该小说中有一段话因振聋发聩而广为人知：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那么，鲁迅到底是翻开哪本"历史"，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的呢？或者说，是哪本书给了鲁迅灵感，让他一下看穿中国历史的本质。其实，鲁迅所翻看的这本"历史"或者说给鲁迅带来灵感的这本书正是《资治通鉴》。
鲁迅在给许寿裳信中曾谈及创作《狂人日记》的起因："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0”
在我看来，能从《资治通鉴》里看见"吃人"，看见中国历史的本相，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读《通鉴》者必须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金睛"，一是《通鉴》本身应是真实、可信赖的文本。而真实、不隐恶不虚美正是《资治通鉴》的长处，和《史记》相比，《资治通鉴》更为真实。正如唐德刚所说的那样："司马光是个小心谨慎的迂夫子，他不像他远房远祖司马迁，那样天马行空，大而化之。正因为他'迂'，他小心翼翼，所以他才能用了十九年的工夫，编出这部千古奇书、诸史之根的《资治通鉴》来。"
同样是一本《资治通鉴》，哲人鲁迅高屋建瓴从中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学者唐德刚触类旁通从中觅到治学的途径；弱者胡河清感同身受痛定思痛从中悟出历史之残酷与现实之无望；而商人金庸则慧眼独具从中找到发财之道。
由此可知，就阅读而言，读什么固然重要，怎样读同样重要。
注释：
“1”引自余世存编：《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27页
“2”“3”“4”引自唐德刚著：《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157页
“5”鲁迅著：《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02页
“6”引自胡适著：《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81页
“7”“8”“9”引自傅国涌著：《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08、207、210页
“10”引自鲁迅著：《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