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颓废文人的生活不检点本属意料中事，令人不快的是，某些颓废文人一面寻花问柳，一面还挖空心思为寻花问柳找理由。如此，他们的荒唐行径便有了堂皇的借口，在借口的掩护下，颓废文人得以有恃无恐地放浪形骸；又因了这些借口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一些善良的人们往往会对文人的放纵睁一眼闭一眼，甚至会对他们的荒唐予以一份宽厚的理解，仿佛这些颓废文人具备了道德的豁免权。
在我看来，文人不应该放纵自己，更不应该为自己的寻花问柳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放纵本身就是错，为放纵找理由就错上加错。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不难看出，颓废文人为自己的荒唐所寻找的理由其实是十分苍白，十分牵强附会的。
郁达夫是在日本的妓院破了自己的童贞的。1915年的一个飘雪的夜晚，郁达夫在日本的一家妓院与一个肥白高壮的烟花女子缠绵了一夜。翌日清晨，躺在裸体妓女身旁的郁达夫陷入极度的懊悔和深深的自责中："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懊悔和自责是真诚的，但也是短暂的。嫖娼如同吸毒，有了第一次，也就一发而不可收了。自此以后，年轻的郁达夫便常常陷入寻花问柳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一开始，每次完事后，郁达夫总会懊悔、自责；随着荒唐的行为日益频繁，再懊悔、自责，连他自己也觉得虚伪。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为自己不可救药的荒唐找了一条一劳永逸的理由："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如此一来，郁达夫光顾妓院的心理障碍就消除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流连花街柳巷了：满足形而下的欲望，是为了寻觅形而上的"佛性"。频频光顾妓院能否找到所谓的"佛性"尚难预料，但染上花柳病的可能到是肯定与日俱增。也许郁达夫觉得上面所说的那条理由还不足以开脱自己，后来，在《苏州烟雨记》，他又提出另外一条理由："我想人既是动物，无论男女，欲念总不能除，而我既是男人，女人当然是爱的。"郁达夫这句话或许是对的，至少具备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男女相爱与青楼买笑完全不是一回事。男人爱女人是正常的，但男人在妓院里拿女人当泄欲工具就不正常了。在另一篇文章中，郁达夫把自己在日本的颓废理由说得更为高尚更为动听："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报复的心思。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即使我们同意郁达夫的这一说法：他在日本的"游荡"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报复的心思"，是为"我国娇美的女同胞"出一口鸟气，那么，他回国后，在祖国的怀抱，面对"我国娇美的女同胞"不也旧习难改，照嫖不误吗？
通俗作家包天笑也是一位渔色文人。他在上海《时报》任主笔时，当时的报界即有这样的说法："时报馆冷血（另一位编辑）好赌，天笑好嫖，哪里办得好？"
有段时期，包天笑长住北京的东方饭店。在这家饭店，包天笑曾"做了一次狂荡的事"--耗资100元与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子共度良宵。关于这次难得的体验，包天笑有精彩的记录，奇文共赏，照抄如下：
我叩门而入，先之以一握，继之以一吻，好戏开场，顺序而进。有三节目，我名之曰三重曲，第一曰"入浴"。我先入浴，她助我如助产妇的濯婴儿，极为周到。浴罢，她命我上床安眠，她即入浴。浴罢，作画家模特儿的型式，飞身上床。第二曰"同眠"。同眠无他奇，只"拥抱抚摩"四字而已。第三曰"动作"。动作则似乎她是主动而我是被动，既而她娇呼一声曰："非纳虚"。这就是三重曲的尾声了。旋即为善后事宜，她再入浴，并为我洁身。休息五分钟，她似乎余勇可贾，而我已倦鸟归巢，奉身告退了。自始至终，不过二小时，简言之：她是做了二小时的劳动工作。她为了博取金钱，我为了解决性欲，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以此中并无爱情可言，只可说是一场幻梦罢了。
半年后，我又到北京，又住东方饭店三层楼。凭栏凝望，则室迩人遐，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询诸侍者，他说："自从你先生回上海后，不久，她也回国去了。"我想：关于性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仅此一缕余恋而已。"
最后一句话"我想：关于性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仅此一缕余恋而已"可谓一箭双雕，滑头之至。既洗刷了自己，也顺带调侃了"正人君子"们："为了解决性欲"开开"洋荤"，算不了什么；压抑自己才是死要脸活受罪的假正经。如此强词夺理，如此颠倒是非，真乃匪夷所思。其实，"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决非"仅此一缕余恋而已"，而是人懂得克制、懂得约束，不会像禽兽那样不分场合、地点，不择手段地去"解决性欲"。为了开脱自己，包天笑不惜把文明的"人"降低到野蛮的"兽"的档次，这当然是对"人"的侮辱。聂绀弩曾云："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污点，是旧世界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制度的最丑恶，最不合理，最高度，最尖端，最集中的表现。是人类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标志，是人类社会必须改进的标志。"可见，在包天笑和金发女郎的"交易"中，藏了多少"垢"，纳了多少"污"？
包天笑虽然强词夺理，但毕竟承认自己是"做了一次狂荡的事"，与金发女郎做了一次"交易"。还有更不堪的文人，明明是嫖了对方，还偏偏说自己是助人为乐做好事。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曹聚仁。
关于曹聚仁，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评介："曹聚仁先生即使谈不上多么伟大，却至少属于'走一个少一个'的类型。我们可以说他是报人、记者、行者，或别的什么，如统战人士，但他首先是一位不辱没职业担当的作家，一位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文士。"关于曹先生是否伟大，关于曹先生的文化业绩，本人由于学识浅陋，无法多谈。但下面这段话，足以证明，曹先生在"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还做了其他让人羞于启齿的事，而且，在我看来，这件发生在曹先生身上的事，不仅辱没了"作家"的头衔，也顺带辱没了"人"的称号。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南京陷落那年，曹聚仁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还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
首先，必须说清的是，曹聚仁的这次"艳遇"，决非如他说是什么"好事"，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嫖，因为那一夜，少女出卖了肉体，曹聚仁则支付了现金，如果花钱买性交不算嫖，那么什么才算得上嫖呢？虽然，曹聚仁事后既支付房费又额外送了母女十块钱，但这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只能说曹聚仁支付的嫖资较别的嫖客丰厚罢了。
不可思议的是，曹聚仁做了这件事后，竟十分心安理得，仿佛他做这件事是于人有利于己有益，堪成"双赢"--对方有了回家的路费，自己有了一夜的缠绵。多年之后，回忆这件事，曹聚仁无半点悔意，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我说了上面第三个事例，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以上文字，出自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写这本书时已年过古稀，所以文字显得特别"老奸巨滑"。先是用一句似是而非的"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把自己洗刷得一干而净；接着，又借母女俩之口，告诉我们，他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最后，他还试图一劳永逸地堵住所有胆敢对他的行为不以为然的人的嘴。你不赞成少女出卖肉体，你就是道学家；你批评曹聚仁的"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你就是在说风凉话。另外，曹聚仁还意味深长地提到那一块带血的白手帕，真难为了一个老人，事隔多年，这样的"小事"，这样的一块白手帕，他居然还牢记在心。如果不是记忆力好，那就是这块白手帕有深意存焉，所以，曹先生才会铭心刻骨。
在我看来，那位少女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是屈辱的，也是令人同情令人唏嘘的；而曹聚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行军途中竟然"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在我看来，曹聚仁这种行为岂止是浑水摸鱼，简直就是是趁火打劫。（抗战时期，傅斯年先生曾这样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而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竟然一面"救火"，一面"趁火打劫"。如果是在太平盛世，曹聚仁做了这种事，我们可以说他一句"意志薄弱"，而在国难当头，外敌入侵的非常时期，曹聚仁做出这种事则是可耻甚至可憎的。当曹聚仁与那位不幸的少女苟合时，放假的，岂止是道德，更有一个记者的良知乃至做人的底线！
表面上看，曹先生似乎很有勇气，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出一桩难以启齿的事，做到了"要写，必以真面目对人"（张中行语），但他那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的辩白，却使他内心的懦弱暴露无遗。他越是虚张声势，越是强词夺理，越说明了他内心的软弱--不敢正视自己的丑行，不敢正视问题的实质。
不过，用虚张声势、强词夺理来掩盖自己的丑行和内心的懦弱，注定是徒劳的，在我看来，这种遮羞布如同皇帝的新衣，穿上它，只会有一个效果--欲盖弥彰。
曹聚仁强词夺理，不敢直面问题的实质，是出于道德上的担心。他在回忆录中披露这件事，是既想显摆自己敢作敢当、实话实说的"勇气"，又想以攻击"道学家"的方法来为自己开脱。道学家固然是迂腐的僵化的教条的，但一个战地记者以"战争时期，道德可以放假"来为自己的"越轨"开脱，恐怕很难让人接受。试想，如果一个军队，由"道德可以放假"的士兵组成，其战斗力如何就无须多说了。妇人与女孩尽可以把一个慷慨的嫖客视为恩人，而嫖客自己不能因为支付了双倍的嫖资就可以心安理得，更不可以嫖客的身份来讥刺道学家。在我看来，道学家和嫖客在"性"趣上可谓一丘之貉，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
年轻人犯了一次错，有过一次丑行，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能正视自己的错，能从丑行中吸取教训，那么，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像曹聚仁这样极力为自己辩解，只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知耻者勇，曹聚仁缺少的正是这个"勇"。基于这一点，如果曹聚仁"属于'走一个少一个'的类型"的作家，那实在也不是一桩坏事。
女人必须从一而终，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在。对一些花心男人而言，这一糟粕为他们玩弄女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胡兰成就是一位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来玩弄女性的猎艳高手。
和张爱玲秘密结婚后不久，胡兰成离开上海去汉口办《大楚报》。此间，他与一位年仅17岁的周姓护士眉来眼去"好"上了。17岁，按现在的说法是未成年人。所以，无论周姓小护士如何心甘情愿委身于胡兰成，后者也脱逃不了教唆犯的嫌疑。为了表明自己和周姓小护士不是逢场作戏而是一见钟情，为了表明他和周姓小护士之间的缠绵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而不是令人侧目的"包二奶"，胡兰成煞费苦心在《今生今世》里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但是小周到家里去了回医院，与我说："我对娘说起你了的。"我问娘听了怎么说，小周道："娘说要我报你的恩。"她这样告诉我，显然心里欢喜，她的人立在我身跟前，只觉得更亲了。我没有帮小周做过一桩什么事，财物更谈不到，连送她一块手帕，我亦店头看了想过几天才决定，因我不轻易送东西，而她亦总不肯要人的。她娘说的恩都不是这些，而是中国女子才有的感激，如《桃叶歌》：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
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又如说一夜夫妻百夜恩，只因为是这样的亲，又如说女为悦己者容，与士为知己者死一样的有侠意。
胡兰成这番话说得极有文采，但却毫无道理。"一夜夫妻百夜恩"当然没错，但问题是胡兰成与小护士并非夫妻，可怜的小护士，连妾的名分都没有啊！固然，胡兰成在小护士的眼中，是有身份的贵人，是有学问的才子；但，是"贵人"是"才子"就可以随便与年仅17岁的少女发生关系吗？小护士母女，自然是愚昧的不争气的，错把流氓当牛郎，而胡兰成恰恰利用小护士的愚昧玩其于股掌之间：既玩弄了她的感情，也控制了她的思想。如此一来，胡兰成可以始乱终弃随时抽身，对方却是死心塌地至死不渝了。
"感郎独采我""女为悦己者容"，在胡兰成手中就是一碗迷魂汤，当他让小护士周训德喝下这碗迷魂汤之后，对方不仅会主动委身于他，而且还会因此对他感恩图报。这，正是胡兰成的刁滑而阴险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