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已经探讨了成人在道德指导方面成败的许多原因。然而这种分析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由于种族、经济阶层、民族与文化等缘故，父母的养育方式大相径庭，阻碍孩子成为好人的因素亦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小事，将会导致孩子不同的道德优缺点，形成他们思考道德问题的方式，影响道德规范背后的重要情感，并决定道德素质的表达方式。理解养育方式及其结果的差异非常重要，因为美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日益多元化，还因为孩子将决定美国的未来。但是理解它们的重要性还在于，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试图采取同样的解决方案、同一类药方来解决显然不同的问题。由于养育方式、社区信仰与行为、社区优势与困境等方面的差异，纽约白人聚集的豪华郊区所面临的挑战与成为正直之人的途径，与亚特兰大中产阶级黑人生活的社区，或者洛杉矶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聚居区绝不可能相同。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帮助在这些完全不同环境中的孩子成为具有道德规范的人。
理解这些差异的必要性还存在着另一个原因。大众眼中的形象和成见掩盖了许多贫困儿童以及不同经济阶层的移民子女及非裔儿童身上优秀杰出的道德品质。尽管这些品质在美国黑人和移民自己看来显而易见，它们却得不到其他美国人的认可。我并非在掩饰低收入黑人和拉丁裔社区中存在的令人不安的倾向，例如有许多年青黑人和拉美人沦为囚犯。然而与这些成见相反的是，不同种族、民族、阶层的家庭在培养儿童道德素质方面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之处。
显然，本书目的并不在于探讨目前美国各种不同经济文化群体的障碍和优势。本章亦不打算探讨不同经济、种族、族群内部存在的主要差异，这些差异源自区域价值、城乡差别、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在此我设法解决的是一些最为令人不安的成见以及几个关键问题：不同种族、阶层、民族中成为正直之人所存在的挑战和途径主要存在哪些差异？移民子女和美国黑人儿童主要拥有哪些令人钦佩的道德优点？什么样的养育方式与社区行为造就了这些道德优点？其中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移民子女的道德经历
“这完全是可以预见的，”山姆·迈克尔斯对我说，他是一名刚刚退休的中学校长，“移民子女来到我们学校时非常可爱非常谦恭。然而全校教师都会有一种颓丧的感觉。我们很清楚这些孩子将来的变化，过不了多久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与美国孩子完全相同。”
现在1/5的儿童来自移民家庭，而这一比例还在迅速增长。美国人对移民子女数量增加的担心在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面前显得有些多余。尽管大量移民到达美国时生活困窘，但一般说来，几乎所有移民群体的第一代子女，较之美国出生的同龄人，在每一次学校测试、体格检查或心理健康以及道德测试中表现要出色得多。虽然这些孩子的经历显然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触犯法律、出现行为问题、吸食毒品的可能性一般较小，也不容易遭遇各种情感困扰乃至影响健康、关爱他人关系的发展。我也接触过其他一些成人，他们同山姆·迈克尔斯一样，用各种热情洋溢的词汇形容新移民的子女——温和、可爱、坦率、谦恭。
这是令人振奋的一面，而事实的另一面则使人震惊。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移民子女在这个国家生活得相当不错，而他们的命运虽然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但与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仍存在巨大关系。然而一般说来，几乎所有移民群体的子女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健康指征、学校成绩、道德表现就越差。严酷的事实是，随着英语能力的提高，他们的学校成绩在下降：两者呈反比。似乎移民子女在美国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有可能不尊重成人，越可能存在令人不安的行为，如吸毒与犯罪。纽约大学研究员马塞洛·苏亚雷斯_奥罗斯科（MarcelOSuarez_OrOzcO）与妻子卡罗拉（CarOla）对移民子女进行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们注意到许多新移民子女“谈论的是美丽的校园，认为校长真是个好人”。几年后他们说的是些什么呢？“学校真无聊，而校长是个白痴。”更糟糕的是，每过一代，这些消极态度和行为就更为普遍，因此第三代移民子女有着以上行为的比率就几乎等同于出生在美国的十几岁白人孩子了。墨西哥裔与亚裔的儿童普遍地受到美国化的伤害（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两个移民群体，来自墨西哥的儿童数量最多，其次是菲律宾、中国和印度）。移民家庭并非像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对美国道德文化的威胁。恰恰相反：美国正在威胁移民儿童的道德发展。
移民子女在初到美国时的良好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有效培养重要道德素质的养育实践。研究表明，在各种移民群体中，尤其是在许多亚裔与拉丁美裔的社区里，父母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往往在于他们基本上避免了美国父母所犯的那些问题。他们不像中上阶层的白人父母那样认为孩子脆弱；在维护权威、要求孩子尊重父母、坚持子女遵守高尚道德标准等方面，他们的做法更令人欣慰。他们不太可能将权威与朋友的身份混为一谈。我不止一次听到移民家庭的父母表示，美国父母对孩子的放纵及无力管束令他们震惊和失望。“美国人害怕惩罚孩子，”来自海地的一位父亲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孩子不会尊重他人。对此我们无法理解。”
从幼年起，移民子女与非移民同龄人相比，就不那么注重自己的需求。人们常常断言这只是因为亚洲及拉丁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而美国文化强调“个性”，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简单。新的研究显示，许多亚裔与拉美裔的父母相当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而他们对责任感与个性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孩子不同的发展阶段与社会环境。许多移民家庭中的父母极为注重个人成就。然而，对来自几个国家的亚裔与拉美裔家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孩子较之同龄人更容易优先考虑家庭需求，在自己的需求愿望与家庭产生矛盾时淡化前者；他们更愿意为家庭做出牺牲，并通过分担家务和照顾家庭成员来直接帮助自己的家庭。因此尽管大多数亚裔和拉丁裔父母鼓励多种形式的个性和自以为是，但这种个性通常与强烈的责任感处于一种健康的张力之中。社会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指出，移民家庭是“社会保守派所谴责的过度个性的解毒剂”。
移民儿童所在的许多社区和学校使他们对他人更为关注。许多移民儿童善于了解各类孩子与成人的观点，因为他们自幼年起就生活在多重世界中，在主流的白人世界与自己生活的有色人种社区之间转换角色。来自多米尼加的卡洛斯是一名高大英俊的十年级学生，他生活在一个贫困社区，但经常在富裕社区辅导郊区孩子。我看到他身处两种环境，却一样显得非常轻松优雅。不难相信有一天他会实现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市长。在海地移民丹妮尔就读的学校中，学生种族肤色各不相同，而她被学校老师与同龄人视为道德领袖，部分原因是她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并对受到排斥的学生特别敏感。她还善于助人却不会留下施恩的感觉——她像母亲般照顾其他孩子，却丝毫不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
移民儿童初到美国时的良好表现以及移民家庭的优点包含着重要的养育经验。当整个社区的父母持有相同观点，倡导同样的高尚标准，让孩子们关注他人，重视集体责任及对他人的承诺，同时又鼓励孩子与社区之外的人交往，这样给儿童带来的道德教益是巨大的。在本章节以下部分，我将对其他美国家庭可以如何借鉴以上长处与优势进行进一步探讨。
道德水准的下降
移民子女融入主流文化之后道德水准的下降既显示了移民父母存在的优势，也暴露出移民在培养孩子道德观念方面所面临的具体挑战。有人指责这一下降是由于同伴文化这一典型原因造成的。有人认为移民儿童刚到美国的头几年，因为急于得到认可，便开始效仿非移民美国青少年在学校中鄙视他人、抨击成人，以及流行的幻灭感等种种行为。
尽管同伴具有相当影响力，但这种下降更可能是因为某种关系受到了破坏。这就是儿童道德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几年前，我第一次意识到使移民儿童面临困境的某些原因。当时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是波士顿的一名警察。他很担心曾离家出走的几个十几岁的越南孩子。我们首先咨询了越南社区的一名组织者，而她建议我们与越南裔的家长建立一个专题小组。
在专题小组讨论中，同一话题一再出现。家长担心子女因为别的孩子或美国文化的影响而不再尊重权威。一些家长说孩子受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拥有的种种自由的诱惑，开始忽视家庭责任。如同许多其他移民父母一样，这些家长认为在管教孩子方面，他们感到无能为力；特别是在他们国家世代沿用的体罚在美国受到禁止，甚至可能导致政府机构将孩子从他们身边带走（而停止使用这种惩罚方式并不简单，这在稍后我将详细谈到）。
此后不久，我与一位越南裔的大学女生安妮进行了一次交谈，她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些矛盾。她提到自己从小就感觉到有股强大的引力让她去“适应”出生于美国的朋友，但同时也一直敏锐地体验到随之而来的迷惑与“背叛”感。“你可以感受到必须成为美国人的巨大压力。但是你的心中也非常矛盾。你会觉得自己在尽力模仿，却终究无法成为地道的美国人。你一边适应这儿的文化，一边又在飞快地倒退。父母使你感到羞耻，因为他们不能理解美国风俗，在某些方面难登大雅之堂。而随后你又会因为自己的羞耻感而感到惭愧。你想成为美国人，可美国人总会问你某些问题——许多美国人问我越南人吃不吃狗肉，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想成为美国人。然后你会思考，自己对原先的祖籍国究竟担负何种义务。也许是所有义务。也许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开始撒谎。在中学我常对父母撒谎，因为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和男生约会这件事。我认为说谎也给了我一些空间，让我弄清自己究竟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移民家庭中离家出走的现象当然并不常见，并且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基于不同家庭、学校、社区及文化因素也存在很大差异。然而研究表明，这一关系的破裂对各种移民家庭都会产生影响，久而久之，许多父母丧失了其道德导师的权威。在很多情况下，移民子女觉得有必要与父母保持距离，或经常感到不得不在父母与同龄人之间挣扎，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对美国文化缺乏了解，认为父母信奉的价值观和所倡导的习惯将直接妨碍他们美国性格的塑造，妨碍他们被美国这个国家所接纳。当孩子接受了美国个人主义观念与自尊之后，他们就可能与父母产生冲突——许多父母担心孩子可能变得自私。正如上文那名越南大学生所说，许多孩子在对父母的矛盾情感中挣扎，包括感到尴尬。而且孩子可能经常对父母说谎，为的是获得同伴的认可，或者为了树立美国个性。有些孩子被迫在父母与美国的价值观之间，在父母与朋友之间作出选择。有些则选择了朋友。
还有一些因素可能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削弱父母的指导作用。许多移民子女对父母一直从事地位低微、没有前途的服务性行业感到羞耻。“许多孩子看到父母在工作中付出的一切，认为他们很愚蠢。”社会学家玛丽·沃特斯（Mary Wa_Ters）说。较之留在国内的同龄人，移民父母通常对自己的工作及收入感到骄傲，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中许多人不得不艰难对抗孩子的轻视。“当这些父母刚到美国时，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认为自己的收入不错，”沃特斯说，“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与其他美国人相比，自己的收入要低得多，他们感觉受到了欺骗。”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第一代移民家庭逐渐远离亲属，离开了关系密切的移民社区，搬进毫无特色的居住区，因此家长失去了支持的来源——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指导能力，并且削弱了社区传递给孩子的信息。
在另一种意义上，第二、第三代移民父母可能失去担任道德导师的能力。这些家长不太可能像第一代父母那样将基本希望（研究者谈到第一代移民具有“乐观主义”）传递给子女，而缺乏希望的孩子更易受到消极的同龄群体和各种消极活动的伤害。当然，许多第一代的移民即便对自己已经失去了希望，仍对孩子寄予厚望——这就是他们拼命工作的原因。但当以后每一代中都有许多人发现自己仍然从事使自己父母地位下降的同样低微的工作时（研究者们现在称之为下层阶级的幻想），这种希望也可能渐渐消失。
因此，移民父母在培养子女道德素质方面就面临着尤为模糊复杂的挑战。对于许多移民父母来说，寻找另一积极的管教方式是一个挑战。美国不应容忍体罚，但更改已经沿用几百或几千年的管教方法并非易事。此外，在很多情况下，父母过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反而将孩子推得更远。父母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孩子对美国个性的追求可能胜过父母的价值观念。
因此移民父母所面临的挑战既与美国其他多数父母相同，又大有差异。如同其他美国家长一样，移民父母必须了解孩子的世界，协调孩子与自己的观点，并能以第三方的视角看待问题，包括认真思考自身与父母的经历对自己的养育方式产生何种渗透与指导——或者是误导。然而移民父母还面临着一项高难度的任务。如马塞洛与卡罗拉·苏亚雷斯_奥罗斯科夫妇所提出的，他们的挑战是要维持牢固的家庭关系、让子女保持原来的文化、抗衡种族主义与美国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中最糟糕的方面，同时还要放松缰绳，帮助孩子培养“双文化能力”，19以便他们能在自己与美国文化之间轻松转换角色，这样孩子就不必在父母与同龄人的价值观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而在移民父母身上亦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他们努力培养孩子个性与品格时传递了一个对美国家长非常重要的信息。较之绝大多数美国家长，移民父母似乎不会认为自己的主要养育任务是确保子女时时刻刻保持快乐。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孩子的道德素质，特别是确保孩子尊重他人；而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情愿忍受亲子关系破裂的痛苦。波士顿一所学校的校长所生活与工作的社区中有许多移民家庭，最近他对我说：“我认识的移民父母大多来自海地和越南，他们非常重视保护子女的道德本质。因为这一道德使命，他们更容易与孩子发生争吵。”这么做需要勇气，这或许可以为我们大家增加勇气。
美国黑人儿童的道德经历
提及黑人孩子，许多其他肤色的美国人都会想到拉帮结派或被捕入狱的青少年抢劫犯，或是道德方面存在问题的其他种种形象。这些成见掩盖了黑人孩子许多完全不同的经历，以及他们及其家庭和社区所拥有的许多令人钦佩的道德优点。
这些优点是孩子们自己列举的。在兼收白人与黑人学生的学校中，我们询问了不同种族、阶层与民族的孩子，了解他们对白人与黑人孩子的钦佩与厌恶之处。其他肤色的孩子当然提到了黑人孩子的负面形象（而有时黑人孩子对自己的评判更为苛刻）。然而我们也发现其中许多孩子认为黑人孩子更加诚实、不那么虚伪、思想更独立、更愿意维护自己的观点、与同龄人相比不是更在意是否受人欢迎，而是更注重尊重；有时还兼具以上品质——一些黑人孩子自己也这么认为。“（黑人孩子）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且对不同种族一视同仁。”“黑人孩子并不在乎是否受到那种老套的欢迎——他们只管表达自己的意见。”“（黑人孩子）似乎更加独立，更有主见。”我们接触的几个在白人和黑人社区都曾工作过的成人也是这样评论黑人学生的。“这儿的黑人孩子即便要付出代价也会说真话，”一位老师如是说，“他们不会像我教过的郊区中学里的学生那样行为鬼祟。他们更为直截了当。”一些黑人及白人学生也认为与黑人学生在一起时有着“更多快乐”（尽管黑人学生对有些同伴的批评是有时会“相互拆台”）。“别人表现出色时黑人孩子一样觉得高兴，而且他们也毫不掩饰。即便他们根本不认识你，一样让你感觉良好。”道德发展学者玛丽·凯西（MaryCasey）在采访南部一所中学时发现，许多白人学生同样也认为黑人学生更为坦诚，更能在对方身上找到快乐。
几年前，我在哈佛大学硕士班教授一门关于学校改革的课程，我与学生观看了弗雷德力克·威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纪录片《高中2》（HighSchool Ⅱ）。片中一开始，校长助理正在与一对母子谈话，孩子似乎在学校出了问题，对老师怀有抵触心理。突然，助理说他认为真正问题在于这位黑人学生不喜欢在一所白人教师这么多的学校中学习。男孩表示承认，这让他的母亲很是不安。她说孩子得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无论肤色种族。如果他对某些人有所偏见或感觉愤怒，他必须学会“运用自己的情感”。
我的学生大多是白人，我问他们对这一幕有何反应；大部分学生表示宽慰，因为校长助理能够正视这个棘手的问题。随后我看到非裔学生瓦罗拉举起手，鼓起勇气说：“学校中都是白人老师对黑人学生来说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为什么校长助理认为这是学生在学校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很多黑人孩子上的学校也几乎都是白人教师，但绝大多数不会出现问题。他遇到麻烦的原因存在着其他种种可能。为什么白人总认为原因在于他们呢？”
在童年的某个阶段，大多数黑人孩子都必须与非裔美国学者珍妮·沃德（JanieWard）所谓的“双重现实”（dualrealiTy）现象抗争，而W·杜波伊斯（W。E。B。DuBOis）则称之为“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他们必须理解黑人文化的内容与视角，即黑人的现实，这是对白人现实要求的一种防御，同时又与白人一样看待世界。通常黑人孩子成长在一个种族多样化的环境里，在此环境中，他们与移民子女一样，学会了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孩子的视角与现实。为了适应这个社会，黑人孩子必须善于“理解”其他肤色孩子和成人，善于从他们的观点看待问题。
与此同时，黑人儿童必须接受的事实是，白人孩子与成人，如上文中所提到的校长助理以及我和班上的大部分学生，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解释现实，而现实还存在其他不同形式。拉尔夫·埃利森（RalPhEllisOn）的著名小说《隐形人》（Inuisible Man）谈论的是被人忽视的愤怒，这正是黑人不得不一直抗争的一点；书中还谈到黑人认为白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此的忽视。像瓦罗拉这样的黑人孩子不得不经常面对一些成年白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解释显得唐突无礼，例如，他们同那位校长助理一样对现实有一定了解，将其看得过于简单、过于自我中心。同样，许多白人学生引以自豪的是自己不抱有种族成见。这些学生既没有意识到不平等，也不明白理解种族含义对黑人孩子的特性与其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能力来说有多么重要——对于黑人青少年来说，了解种族是如何影响着旁人对他们的态度、影响着他们所接受的养育方式，以及种族与日复一日影响他们经历的文化规范存在何种联系也同样重要。
面对这些考验，显然黑人孩子可能采取欺骗、退缩或愤怒等消极形式。然而，为了学会应对公开的成见以及隐晦的鲁莽，另一些黑人孩子学会了处理自卑、玩世不恭与愤怒等情绪，有时还包括上文那位母亲所说的“运用自己的情感”，而这些处理方式是大多数白人学生感到陌生的。研究表明，这些应对策略可能是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同样自尊，抑或自尊心更强的一个原因。许多孩子与瓦罗拉一样，能够细致入微地了解应该如何倾听、学习或抵制，以及何时应该这么做。但这还需要另一层次的自我约束与同情才能使如瓦罗拉这样的孩子或年轻人去关心白人孩子和成人，尽管后者轻率鲁莽并存在缺点；才能让他们在那些对他们存在误解的人们身上发现仁慈、学会欣赏那些并不欣赏他们或不能理解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的人们。这正是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所追求的高尚标准，那时他恳求美国黑人不要屈从于不公正所带来的痛苦，恳求他们面对不公正时要一样去爱，成为事实上的“爱的极端分子”。
这些道德优点还存在许多复杂的原因，它们有着深刻的文化宗教根源，然而黑人父母显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不仅限于教育孩子“运用”或驾驭自己情绪这一方面。许多美国黑人父母高度重视礼仪与尊重他人，且研究表明，较之其白人同伴，黑人孩子更容易服从父母与其他权威人物。我们接触的几个黑人学生曾在郊区白人社区中生活过，他们看到白人孩子对父母的无礼态度时感到极为吃惊：“要是我那样对母亲说话，我一定会被赶出门，40岁前别想再踏进家门一步。”一些黑人家长坦言自己的孩子不得不表现得特别谦恭、有责任感，以挑战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偏见。“父母说我的表现必须要比人们的成见强得多。”一位十年级的学生如是说。在白人中上阶层社区中，养育方式存在的某些弱点往往会削弱欣赏他人的能力与自我意识的发展，如认为孩子性格脆弱，或将他们视为朋友、满足他们的每一需求，而这些都不是美国黑人家庭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黑人家庭通常注重的是逆境中的毅力，这往往也受到虔诚宗教信仰的强烈推崇，父母在孩子面前通常表现得坚强严肃，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传递着温情。非裔美国教育家德洛丽丝·霍姆斯（DelOresHOlmes）对黑人家庭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她也指出黑人父母并不会毫无节制地称赞孩子：“相反，黑人家庭传递的信息是：良好行为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帮助家人或邻居是你的份内事。孩子们就是这样培养责任感的。他们也是这样将这些事视为自己的责任。”与此同时，黑人家庭通常重视共同为一致目标付出努力，并且与移民家庭一样，重视相互依存和对家庭的尊重。
通常许多黑人孩子较白人同伴更为诚实坦率，原因之一是黑人成人往往对孩子坦诚相待。黑人学者指出，黑人家长和教师常常让孩子面对冷酷的现实，因为他们担心不当举止可能危及孩子的安全。许多黑人孩子可能与他人相处时感到“更快乐”，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许多白人社区不同的是，黑人社区中长期存在着强大的文化规范，禁止不顾其他孩子进步而让自己的孩子出风头的现象发生。
当然，美国黑人社区中道德方面问题的根源是多层次且复杂的，而种族与贫穷往往以种种错综方式交杂在一起。我们接触的一些非裔美国父母表示担心男孩缺乏情感能力，也担心其养育方式已经过时。“过去黑人父母不得不总是命令孩子、要求孩子言听计从，以约束并保护他们免受危险的种族主义白人的伤害，”一位黑人家长如是说，“这种习惯代代相传，但如今不那么必要了，而且对孩子也没有好处。黑人父母必须更注意倾听孩子的心声，孩子则应学会提高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黑人心理学家威尔·麦克马伦（WillMcMullen）多年来致力于研究黑人家庭，他关注到一些黑人家长倾向于在孩子年龄尚幼时就将他们定性为“品行恶劣”，并直接告知他们是“坏孩子”。贫穷黑人社区中孩子面临的问题，究其根底，是出于与移民社区许多产生消极作用相同的因素。世世代代，许多低收入非洲裔家长必须忍受曾拖累其父母的同样的贫困。与移民父母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必须在过上相对舒适生活与尽量同子女共处之间做出抉择，况且许多人所从事的工作还得不到孩子的尊重。此外，大部分美国黑人儿童的成长道路上缺乏父亲的陪伴。
我们不应只停留在对道德发展策略的泛泛之谈，而是必须帮助黑人孩子应对阻碍他们成为道德高尚之人的具体障碍。例如，与其他低收入父母一样，许多低收入的黑人父母可以得益于学校的帮助以及家庭支持项目，以帮助孩子应对愤怒情绪，为他们树立基本希望，尽管父母自身往往处于幻灭绝望之中。如果父母得以调动起来并有途径有机会影响改变所在的社区，那么孩子也可以感受到希望。美国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非裔及其他社区中父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系。在最后一个章节，我将对家庭支持项目和父亲的介入策略进行探讨。
与移民家庭一样，这些家庭的经验对其他父母极有帮助。例如，这将有助于其他许多家庭重视培养孩子面对逆境的不屈不挠精神；减少对孩子的称赞、传递良好行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一信息；不仅强调个人成就，也强调团队目标；引导孩子培养一种更为细微的理解力，明白何时应该倾听服从，何时应该抵制；帮助孩子欣赏他人（尽管他们存在缺点）；并且更加注重对权威的尊重。
有必要指出的是，许多这样积极的养育方式在一些白人非移民社区中也很常见。从某些方面看，例如低收入及劳动阶层的白人家庭的养育方式似乎与移民及非裔社区类似。研究表明，相对于较富裕的父母，在这些社区中许多家长注重维护其权威，较少称赞孩子，更倾向于期待孩子的良好行为。
中上阶层的白人家长并未意识到自己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机会向较低收入父母、移民及非裔父母学习。例如，许多较为富裕的白人父母与照顾孩子的不同肤色的成人常有接触——包括儿童保健人员、教师、保姆，他们亦长于担任道德导师的角色。然而，白人父母常常并未注意到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此外，家长可以设法为孩子提供机会，让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体验一下作为少数民族或无法融入主流者的生活，这种体验是绝大多数白人孩子从未经历过的，这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多数群体的思维与感受。这类体验可以包括参与少数民族的课外或体育活动。毫无疑问，如果父母让孩子明白理解其他文化人们的思维与感受是项毕生的工程，如果父母让孩子反省相对于其他美国儿童的经历，自己在美国主流中的特权地位，那么这些体验就不可能是感觉良好的象征性活动。显然，这些家长也可以在选择学校、课外活动与邻居时，有意识地考虑到多元性。
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教育哲学家奥黛丽·汤普森（Audrey ThOmPsOn）所说，接触黑人孩子的白人教师和其他成人往往未能“看到孩子眼中的世界”。尽管白人孩子常常认识一些其他肤色的孩子，后者具有成熟的社交知识及令人钦佩的道德素质，成人却很少能超越多元文化的泛泛之谈，高度评价并寄希望于各种肤色儿童的社交及道德优点。在美国的许多地方，也许是绝大多数地方，实际上家长和教师还在教育孩子不应存在种族歧视。除了努力指导贫困儿童及不同肤色的孩子以让他们更有效地适应白人社会之外，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些与常规安排相反的指导计划，让其他肤色的青少年或年轻人和白人的小学生结成对子？成人也可以帮助其他肤色的孩子认识到自己一样可能成为道德导师。许多美国黑人及移民子女尚未发现自己的这一潜能；他们并没有将自己与这种角色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是如何在一个多元化世界中发展这些孩子成为道德使者的能力，如何让他们的家庭对这个国家的道德生活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