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这一天，世界上无数的人，当然也包括几亿中国人，都在等待着一个富有戏剧色彩的历史性场景的出现：尼克松——一个在位的美国总统将要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到社会主义中国作一回稀客。
1969年1月，在尼克松上任后对他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所作的第一道指示，就是要他“探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基辛格对此起先还不大赞同呢。
在中苏发生武装冲突的问题上基辛格的观点与尼克松不谋而合。他认定：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尼克松完全赞同，说：“前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就是在这种基点上，尼克松开始了他的带有冒险意味的同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最初接触。经过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内的努力，秘密的、公开的、一轮轮、一次次地对话，会谈，中美双方终于共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极其重要的一步，就安排在1972年2月21日这一天。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乘坐着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到了。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身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就设想好了该如何做好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决意要以一个很显眼的行动纠正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的傲慢失礼之举，并突出他本人在此时非同凡响的举止，因而特意对下飞机的程序刻意地作了安排。
飞机一停定，尼克松便先行出舱，而所有随行人员则缓走一步。虽然此举早已通知过了，尼克松仍派了一个高大的警卫守在机舱口，以防其他人紧随其后也下机去，干扰尼克松的行动。
尼克松和夫人走下舷梯后，在还没到尽头时，尼克松就在欢迎他的掌声中急切地伸出了手，向周恩来微笑着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烈握手。
这一历史性镜头无疑就被许许多多的摄影镜头所摄下了。尼克松为了这一时刻而做出了许多努力，终于在这一次壮观的握手中得以完美地勾出了最妙的一笔。他在后来自己所著的书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总理在陪同尼克松一起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和尼克松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牌轿车往宾馆去的路途中，与尼克松亲切交谈，说：“你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25年没有交往了呵！”
中国方面对于如何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是作了很细致的考虑和准备的。因为这是一种毫无先例的事：两国过去多年敌对不和，又无外交关系，而尼克松又是一个大国的在职元首。
考虑定下的接待方针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原则。决定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在北京检阅三军仪仗队、军乐团，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不搞群众欢迎，只由周总理等领导人前去迎送。
为了创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和气氛，周总理还布置客人拟去的各地方刷去了街上的反帝标语，恢复了一些店铺的老字号名称。甚至在欢迎会上要演奏的中美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安排。
中美两国毕竟是做了20多年冤家对头了呀！
这也才是两国开始走向和解的最初尝试，成不成还是个未知数呢。
下午2点40分，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翻译唐闻生、记录王海容；美方在场的有基辛格、记录洛德。
尼克松不可能知道，在他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见前一个多月，毛泽东的身体很差，曾经突然休克，经过一番抢救才重新醒了过来。此后毛泽东便一直身体状况不好，有时整夜整夜地咳嗽。
但这位历史巨人却一直记挂着美国总统来访这件大事，在尼克松预定到达中国的这天早晨，他一醒来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尼克松到了没有？”
工作人员急忙向他汇报情况。到中午时，毛泽东忽然说：“我今天见他吧。”
他的话就是命令。机要秘书立即通知周恩来总理，而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忙碌起来，有的为他理发、刮脸，也有的忙着打扫整理客厅。
在尼克松以后写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病中的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而且虽然此时毛泽东说话有些困难，思绪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使这位美国总统油然而生起了敬重之意。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显得很精神，也很健谈。原定会见一会儿就结束的，但他兴致很高地一直跟客人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在会见中，毛泽东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
最后双方一起站起来，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对他的这句话未置可否，只是说：“我不送你了。”
晚7点，周恩来总理设国宴招待全体美国客人。席间军乐队演奏了中美两国民歌。尼克松听到演奏《美丽的阿美利加》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并指定在就任总统的典礼上演奏的乐曲。敬酒时，他特地到乐队前表示感谢，并说一定要给他们发奖。
罗杰斯国务卿是美国方面的主要谈判人物。他负责和中国外长姬鹏飞谈双边关系中的其他一些非主要的事项。
因为在对华问题上，尼克松同意基辛格的提议，不愿让国务院插手主要问题的研究和商谈，所以罗杰斯在与中国方面谈判时难免会说错，或闹出一点小笑话。
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一共谈了5次。中方有总理助理熊向晖等；美方有助理国务卿格林等。
因为在中美双方会谈最重要的事项中，罗杰斯这个国务卿基本上是被排斥在主要决策之外的，心里总不会很甘愿吧，所以在与姬鹏飞外长会谈时，忽然提出他和姬外长应积极参与公报的起草工作，并进行“监督”，他还说“因为政策是要我们执行的”。
罗杰斯这样的“打横炮”行为显然是为了发泄心里对尼克松、基辛格不让他这个国务卿参与重要事情的决策的不满吧，所以当周总理向尼克松说了此事，尼克松也只能含糊解释说，这事可能有点误会，也可能是罗杰斯对公报有些想法，他认为可以对你们的外长谈谈这些想法。
美国国务卿和国务院其他官员对尼克松确实有些意见。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会谈休息时就向姬鹏飞外长说：“你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而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不愿改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是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
美国国务院的那些职业外交官在后来的公报问题上又为尼克松出了难题，几乎使得后来成了惊世之作的《上海公报》胎死腹中。
尼克松在北京期间，无疑是与周恩来总理相处得最多，也谈得最多。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而在这种争执和商讨之中也建立起子很真诚的友谊。
他们一共进行了5轮的秘密会谈。
尼克松用信服的口吻赞同了在1971年10月间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也兴奋起来，说：“正像你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么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同意和他握手呵。”
周恩来笑着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和他握手的。”
“那好，就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向周恩来伸过手去。
于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隔着谈判的长条桌，又一次把手握在了一起。
关于联合公报的大部分问题已经在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期间得到了解决，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双方的分歧仍然是十分巨大，针锋相对的。
在基辛格与乔冠华之间开始了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个人反应迅捷，争吵激烈。他们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学者风度，而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乔冠华则是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辨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两个人的谈判犀利尖锐，经常相持不下，但也仍然不失那种学者风度。终于，经过几天的争论分辨，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公报终于全文落实了。
2月26日，他们两人将已经谈定的公报稿本送达正在杭州游览的尼克松和周恩来分别审阅。
却没想到，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却提出，这份公报不理想，要求再修改。基辛格心情很糟，面色阴沉地对尼克松说：“罗杰斯他们提出那么多意见，几乎是全部推翻了。他们说向中国让了步……”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用十分坚决的口气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又严厉地加上了一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告的可能性。”
于是，又是一宵未睡，基辛格和乔冠华终于在凌晨2时将公报草案完成了。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2月27日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是在上海公布的，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故称为《上海公报》。
这天是星期日。中国政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容泛着红光。他激动不已地端着酒杯走到麦克风前面，作了这次访问的唯一的一次即席讲话。
尼克松说，我们要建立一座跨越1万6千英里和25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这位美国总统在激动之中又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握在手中。”
当毛泽东听到说尼克松曾有“改变世界的一周”之说，不禁哑然失笑道：“哦，是他改变了世界？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