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都有自己的习俗，各国大学也各有其传统的教学方法，千姿百态，不一而足。即令是在大学“摸爬滚打”一辈子如鄙人者，到了海外有时也会感到满头雾水。
譬如美国的教学常与吃饭联系在一起。1990年秋刚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罗兹曼（Gilbert Rozman）教授立即邀请我参加他的讨论课。因为他是《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的主编，与我在国内的研究正好对口，加上讨论课的主题又是苏联、东欧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对此我也很感兴趣。但上课却是在午餐时间，与国内教学安排大相径庭。我的生活一向规律如钟表，睡觉吃饭都有定时，特别是午餐如有延误，就会饿得头昏眼花。因此第一次上课前就很犯愁，是吃了去，还是去了再吃？结果还是按老习惯，先吃一碗面条垫底。但一进课堂我就懵了，附近餐馆“外卖”刚刚送来热腾腾的炒面、炒饭、锅贴；也许是为了庆祝新学期开始，还有两大盆香喷喷的川味炒菜。学生和个别客座老师早已到了，而且都毫不客气地各取所需吃了起来。中国人向来拘谨，又怕是他们自己出钱预订的午餐，加以已有一碗面垫底，没有头昏眼花之虞，所以我就坐在一边翻阅今天讨论的专题报告。但很快就有相识的学生发现了我，并且送来一碟食物和饮料，他笑着说：“罗兹曼公费请客，不吃白不吃。”不久，罗兹曼来了，也自取一份午餐，坐在中间的位置（课桌椅摆成圆形），稍为介绍本学期教学计划和今天的报告者，也吃将起来。大家边吃边听报告，然后又边吃边讨论，最后由罗兹曼作简单小结。美国人吃饭多半是为了填饱肚皮，不会细嚼慢咽，从容品尝，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吃饭教学两不误，不过以后罗兹曼也略有改革，即先吃后讲，层次较为分明。
起初我还困惑不解这笔饭钱如何报销？后来才知道罗兹曼是讲座教授，他有一笔丰厚的讲座经费，上课吃饭属于教学范围，报销饭钱自然是天经地义。然而吃的丰俭也视各系、所与教授个人的经费状况而异，同样是在普林斯顿，我们历史系，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讨论课就很寒碜，无非面包、奶酪外加生菜、饮料而已。偶尔请外校或外国著名学者来讲座，课后餐馆宴请也只限于少数老师作陪。还有更穷的讨论课，即使是在吃饭时间也毫无供应，但允许学生自带食物、饮料进课堂，依然是吃饭教学两不误。
一年后转移到耶鲁，情况与普林斯顿大同小异。倒是最后一年半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简称UCSD）专职教书，又使我增加若干见识。1993年春季始业，我与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合开一门新课――中国近现代史科学，上课时间是上午10时至12时。下课虽是吃饭时间，倒也好办，“拜拜”之后各人自行解决肚皮问题。但周锡瑞教学特别认真，总想多给学生一点知识。有时讲到12时半还兴犹未尽，振臂高呼：“愿意共进午餐的跟我来。”所谓午餐实际是课堂讨论的继续，边吃边谈，弦歌不绝，有时师生虽争得面红耳赤，倒也不伤和气。不过这可是“没有白吃的午餐”，需要各付自己饭钱。学生只要不与其他课程冲突，倒也很愿如此“共进午餐”，因为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教师食堂，并且得到许多课堂上得不到的学术信息，甚至偶尔还可以获得就业的机遇。
周锡瑞是讲座教授，也有一大笔自己掌握的讲座经费，但不屑于开销这些零零星星的饭钱，他另有必要的开支，其中一项即用于经常性的家庭“派对”（Party）。据我回忆，1993年秋季始业后，几乎每隔两周便要请一位外校或外国学者前来讲演（列入讨论课计划）。时间多半安排在星期五下午，接着便于星期六上午在周锡瑞家举行简易轻松的酒会，实际上是课堂讨论以另一种方式的外延，学生可以借此与外来学者深入交流。食物是千篇一律的BBQ――烤鸡腿，外加生菜、面包、酒水，在美国属于“普罗”（大众化）层次。周锡瑞是“有事先生服其劳”，把烤鸡腿的活全包了，据说是因为手艺好，但据我观察，多半是借此放松一下连续一周的紧张脑力劳动，同时也让学生与外来的及本校的其他老师有更充裕的时间交谈。酒会的女主人当然是师娘，客厅、花园尽可随处活动，人人手执鸡腿一支、酒水一杯，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自由交谈，于消闲方式中授业解惑，此亦人生一大乐事也。
但给我印象更深的却是日本高校的“合宿”。
不懂日文的人，千万不要对日语中的汉字望文生义，否则常会闹出笑话。1993年暑假，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通知，定于8月5日至7日在伊东市温泉旅馆与日本女子大学历史系学生“合宿”，邀请我与太太参加。太太坚决不去，既怕男女同浴，又不知道“合宿”是什么意思。我则由于是预定报告人，于理于礼都不能不去，只有横下一条心，反正是入境随俗。
当时我住在饭能市乡下美杉台。8月5日一大早，东道主久保田文次便从八王子住所赶来，陪我从饭能驿出发，经多次转车，在小田原驿与桑兵夫妇会合，一起经热海至伊东。伊东市温泉资源丰富，满街都是温泉旅馆，教师可以享受减价优待。到旅馆后，日本友人大都换上随身携带的睡衣短裤，我们则只有穿旅馆提供的浴衣、拖鞋。下午一时半准时开会，大家无须重整衣冠，男女老少都是浴衣拖鞋席地而坐。看见平时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日本教授，霎时间竟像变成另一个人，我不禁暗暗发笑。会议内容倒是纯学术的，提交论文的有老师也有学生，首先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电信业务的发展，与满洲国的若干历史问题，报告者都有长期的深入研究。讨论结束后宣布宿舍分配，当然男女有别，我与藤井升三、小岛淑男、中村义、桑兵同居一室，鼾声大的老师另居一室，女生与女学者合用一室，男生则单独住一大房间，他们要享受自己的自由空间。我这才恍然大悟，所谓“合宿”者，无非是住在同一旅馆。日本友人说：“合宿”应译为“讲习会”，我则觉得近似西方高校的Workshop，但更为轻松活跃而已。
晚餐是每人一盒饭菜，相当于我们快餐店的套餐，但制作比较精美，酒水则敞开供应，师生自由择座，聚谈甚欢，颇似圆桌会议。饭后沐浴，男女浴池用墙分隔，已不同于旧式的共浴。均系利用原有自然温泉，添加现代化设施而已。据说有的旅馆完全保持温泉自然风貌，旅客露天沐浴，享受阳光与新鲜空气，但收费则较高。日本友人大多习惯于这种大池混浴，下池前须先洗涤干净，以保持池水清洁，泉水源源流入，不同于我国北方老式澡堂之混浊。入池后，或坐或卧，任意聊天，充分放松，但日本学者亦有讨论专业问题者，堪称学术交流之奇特方式。据日本友人云：同浴可增进友谊，因为全无隐秘，赤忱相见，交情更深一层。
次日上午继续开会，弁纳报告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方代表工作之得失，桑兵报告其研究有素的清末社会团体，我则报告有关档案、文献利用的经验（针对个别日本年轻学者论文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午餐后沐浴叙谈。晚餐之后酒会。围成圆圈席地而坐，以小食佐酒，由于是周末，气氛更为轻松。大家谈笑风生，又要我起立讲话。我就讲自己对“合宿”一词由误解到理解的心路历程，并要求下期《辛亥革命研究通讯》应对“合宿”作名词解释，以免国内同行对我海外行踪有所疵议云云。全场哄堂大笑。久保田会后解释说：辛亥革命研究会举办“合宿”已有多次，并非限定女子大学参加，此次纯系巧合。
1993年8月底，我从日本到台北政治大学教书，发现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有深远影响。当地高校也有类似“合宿”的活动，即利用春假或秋假，各系、所师生集体前往风景佳胜之地，集休闲、联谊、教育于一炉，只是不像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合宿”那样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我不知道台湾光复前有没有“合宿”一词，但至今却仍旧称之为“自强”活动。“自强”原与蒋氏父子“反共复兴”理念有关，但现今已毫无政治意义，师生可以在一起随便论古道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课堂教学在山林海滨的延伸。
孔老夫子也并非成天板着脸说教，他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也有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一面。譬如，他命学生各言己志，曾点（曾子之父）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也没有大谈什么圣贤之道，却赢得孔子“吾与点也”的深情喟叹。上述“合宿”也好，家庭“派对”也好，“自强”活动也好，似乎也符合孔老夫子的教育理念，虽然已经相距两千多年。师生之间多一点接触，多一点沟通，多一点轻松愉快的情感交流，毕竟是值得提倡的。回国以后，我总觉得国内高校师生关系不仅已不如过去的亲密，甚至于也不如特重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这倒是应该引起我们自己的反省并力求加以改进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