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但作为人类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往往被历史遗忘。这不是历史的过错，而是历史学者的过错，因为他们（甚至也包括我们）过于注意历史上那些出类拔萃的名人，常常忽视了这些默默创造历史的绝大多数。
1994年暑假，我在庐山图书馆看到清末许寅辉撰《客韩笔记》一书，为光绪丙午（1906）长沙刊本。作者“精通英吉利诸国语言文字”，1893年应驻韩英国公使之聘，在使馆办理文案兼翻译。“越一载，会中日失和，华官下旗回国，商务由英使保护”。作者既为交战国一方（中国）之公民，却要以中立国（英国）使馆职员的身份代管旅韩华商的事务，其处境和办事之难可想而知。
甲午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清军官兵畏敌溃逃，旅韩华商近似被遗弃的境外孤儿。过去我们研究这次战争，往往忽略旅韩华侨的悲惨遭遇，《客韩笔记》却为这段历史作了重要的补充。作者与一些华侨领袖见义勇为，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竭力维护旅韩中国商民的生命财产，甚至还掩护了许多溃散滞留的清军官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都不是中国政府官员，也未经任何政府官员的正式委托，只是出于爱国热忱与同胞情谊，及时向众多受难商民给以弥足珍贵的关切与救援。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体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保持了国家的尊严。
我读此书后深受震撼，曾对同上庐山的旅伴说过：“可惜百年前没有电视，更没有‘东方时空’，否则如把许寅辉当做‘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采访对象，肯定会使观众大为感动。”从此，我便把“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铭记于心。
1998年暑假，我与妻子到美国西北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Boise），看望独自在这座山城工作的小女儿雪梅。知父莫如其女，她常常利用假日开车陪伴我们参观附近的许多历史遗迹，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美国当年西进之路最为艰险困苦的一段――俄勒冈小径（Oregon Trail），特别是沿途为开发美国西部作出重要贡献的成千上万的华工的历史踪迹。
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到已经定为重点保护历史遗址的爱达荷城（Idaho City）参观，这里仍然保持着19世纪中叶古色古香的风貌。据工作人员介绍，19世纪60年代初只有12人进入这处深山老林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2万余人的繁荣市镇，其中华人占多数，爱尔兰人居其次。此镇西北角小山上建有先驱者坟场（Pioneers Cementary），文献记载有3000多早期移民安葬于此，但现在碑文能够辨认者不及300座。当地人没有忘记华人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功勋，在茂密的苍松翠柏中专门留有华人墓地。但墓中已无任何尸骨，因为按照中国风俗均经同乡检拾运回故土。时已薄暮，残阳如血，山风四起，松涛大作，游人尽已归去，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伫立在这空荡荡的墓地之前。忽忆前人“检运先友”文：“生计无门，痛洒穷途之泪；营谋失路，勉为异域之行。中怀不得已之情，有梦空回故里；外迫无如何之势，频年久滞他邦。闻解缆，则父母牵衣；说扬帆，则妻儿陨涕。嘱子千言保重，怜夫万种叮咛。含悲不使亲知，毅然就道；忍泪不为妻堕，强以扬鞭。险逾鳄浪鲸波，自慰劳中有逸；危历狐丘熊馆，爰思富或由勤。踏残朔雪严霜，冒尽蛮烟瘴雨。贸易则劳心会计，采金则竭力晨昏。如斯不遂初心，早丧诚然可悯；似此皆由正道，捐生实属堪悲。”内心为之震撼不已，众多死者、尸骨检运者和悼词作者都失落了自己的名字！有谁为我们讲述这些离乡背井死于异域的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以后每逢循着俄勒冈小径旅行，我都怀有隐隐约约的遗憾乃至自责。在沿途各地大大小小的纪念馆与博物馆中，大多陈列着当年华工使用的工具、家具、生活用品，以及他们自己建立的会馆、庙宇的匾额、对联、神像、帘布等等，甚至还有若干珍贵的照片。但是，不像白人早期先驱者那样留下大量的日记和信件，早年的华工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准文盲，除偶尔可以看到他们使用过的中西文混杂的账簿以外，我始终未能探访到其他出自他们手笔的原始文献。据说，今年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并随即荣登非小说类冠军宝座的《绝无仅有――1865到1869年大铁路的建筑者》（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一书，其作者斯蒂芬？安布罗司（Stephen Ambrose）也曾为这批早期华人移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深感遗憾。不过他总算在加州大学图书馆找到几本当年人们曾经使用的英汉常用语手册，里面有教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学说的某些汉语：“你能给我弄个棒小伙子吗？他想要每月八块钱？六块他就该知足了。我觉得他非常蠢。每天早上七点来，晚上八点下班。生火，扫地，洗衣服，擦窗子，洗地板。我想扣他的工钱。”这些当然不是让过去的和现在的中国人听了感到愉快的异域汉语。
幸好我在美西访古之旅期间买到一本艾尔松女士（M。Alfreda Elsen Sohn）撰写的《爱达荷华人往事》（Idaho Chinese Lore），这才或多或少弥补了内心的遗憾。此书由当地卡克司顿印刷公司（Caxton Printers，Ltd）于1970年出版，好像从来也没有登上什么显赫报刊的新书流行榜，但却真诚地、详尽地并且力求客观地记录下这数万早期华工的历史状况，并且在1971、1979、1993年连续再版，可见亦颇受读者欢迎。
作者于1897年出生于爱达荷州的格兰基维尔（Grangeville）。1924年毕业于刘易士―克拉克师范学校并进入普尔曼（Pullman）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后转入贡札加大学（Gonzaga University）并于1927年获理科学士学位，1939年获爱达荷理科硕士学位。在长达42年的教学生涯结束以后，她在建于1931年的圣基尔楚德学会博物馆任管理职务并进行研究。她写作勤奋，品德高尚，是爱达荷州科学院、历史学会、作协的资深成员，曾多次荣获各级奖励。其主要著作除此书外，还有《先驱者在爱达荷县的日子》（Pioneer Days in ldaho County）和《坡莉？柏米斯――爱达荷县最具传奇性的角色》（Polly Bemis：Idaho County's Most Romantic Character），可见她的研究工作侧重于爱达荷的地方史，特别是这个地区早期移民（包括华人）的历史。
《爱达荷华人往事》一书共17章：1.导言；2.华人在刘易斯顿（Lewiston）；3.皮尔斯城和奥罗菲诺（Pierce City and Orofino）；4.风景如画的埃尔克城（Picturesque Elk City）；5.清水站、纽索门、圆丘（Clearwater Station，Newsome，Hmnp）；6.弗罗伦斯与板石溪（Florence and Slate Creek）；7.芒特爱达荷，第三个县治的所在地（Mount ldaho，The Third County Seat）；8.格兰基维尔，现今县治的所在地（Grangeville，a Present County Seat）；9.卡顿伍德与内兹珀斯（Cottonwood and Nezperce）；10.扣特维尔，迪普河与道格拉斯栅栏（Keuterville，Deep Creek，Douglas Bar）；11.华盛顿在瓦伦的帐篷里（Washington in Warren's Camp）；12.坡莉？柏米斯，传奇女英雄（Polly Bemis，Legendary Heroine）；13.华人在博伊西（Chinese in the Boise Area）；14.爱达荷城、□□溪、印花丝毛料（Idaho City，Loon Creek，Challis）；15.银城与楠帕（Silver City and Nampa）；16.波卡特洛与黑利（Pocatello and Hailey）；17.北爱达荷（North Idaho）。作者把华人的工作、生活与整个爱达荷地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能被遗忘的有关海外华人的历史实录。
作者并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她搜集史料之勤奋却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除直接征引26种有关爱达荷历史沿革的学术专著以外，她还系统查阅了八种报纸和三种期刊。报纸包括《卡顿伍德纪事》（Cottonwood Chronicle）、《俄勒冈人日报》（Daily Oregonia）、《德瑟雷特新闻》（Deseret News）、《爱达荷县自由报》（Idaho County Free Press）、《爱达荷政治家》（Idaho Statesman）、《刘易斯顿晨报》（Lewiston Morning Tribune）、《奥格登伦理评论》（Ogden Standard-Examiner）、《司坡克人评论》（Spokesman Review），其中有四种是爱达荷地方报纸，其他则为邻近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犹他州的地方报纸。三种期刊是：《爱达荷的昨天》（Idaho Yesterday）、《昔日西部》（Old West）、《科学的美国人》（Scienfic American）。此书时间跨度甚大，从1850年一直写到1930年代。一般做过实证研究的历史学者都懂得，在如此卷帙浩繁的20多种报刊资料中抉剔爬梳，需要付出多少时间与艰苦的劳动！此外，她还不辞长途跋涉，实地考察了许多历史遗址并且访问了许多熟悉掌故的老人。
本书是在大量实证工作基础上写成的，而作者又是名副其实的爱达荷地方史的权威，但其著作却丝毫没有学究气，也不像某些美国学者那样欢喜以庞大的理论框架与繁琐的概念术语来炫耀自己。这本书，朴实无华然而引人入胜，很快就把读者引入当时的历史情境。
导言是如此开头的：“1848年1月在萨克拉门托山谷（Scramento Valley）转动水车的萨特尔溪（Sutter's Millstream）发现金子，消息如野火般蔓延，接着是有历史意义的运动――49年淘金潮。……墨西哥人、南美人、欧洲人和中国人加入美国人的淘金热潮。1853年以前来美国的华人不超过50人。随后他们大量乘船到来，1865年开始雇用华人修建铁路，他们由于提供廉价劳动而受欢迎。1868―1869年冬天筑路步伐加快。爱尔兰移民在联合太平洋（The Union Pacific），华工在中央太平洋（The Central Pacific），与时间、大自然及印第安人奋战。”爱达荷华人往事就这样揭开帷幕。
然后笔头一转，时间跨越百年。“1969年5月10日，在布里格姆城（Brigham City）以西29.5英里，金穗国家遗址（the Golden Spike National Historic Site），献建一座游客中心，纪念百年以前由联合太平洋与中央太平洋两家公司修建的太平洋铁路的竣工。”这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的建成，对西部边疆的大开发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其自然环境之恶劣，地质结构的复杂，极大地增加了工程的艰苦，何况当时筑路一切都得靠手工完成。
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荒漠变为沃土，旷野城市林立，西部不仅与东部互补，而且成为取代东部的新兴经济发达地区，促成了美国傲视全球的繁荣。饮水思源。美国人没有忘记历史，而这段历史就有数以万计的勤劳华工参与创造。
作者以平实的笔法叙述：在雇用华工之始，筑路工程的监督说，“我不会用中国人，不会对华工修建的铁路负责”，完全是一幅傲慢白人的嘴脸。但是作为“四巨头”（Big Four）之一的加州承包商克罗克（Charles W。Crocker）却表现出高见卓识。他打断了监督充满偏见的话，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既然能够建成长城，他们就一定能够建成铁路！”一锤定音。随后1万广东工人披星戴月，筚路蓝缕，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和原始的工具使铁路穿过极其坚固的花岗岩地区，在北美辽阔的荒原上完成了类似中国长城式的伟大工程。克罗克在加州议会上发表演说，强调铁路的建成应归功于被轻视的华人劳工，“归功于他们显示出的忠诚与勤勉”。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艾尔松自然没有忽视华工本身的弱点，以及某些中国商人对他们的重重盘剥，特别是由种族歧视而演化成的一拨又一拨排华逆流。但她始终维护社会的公正与历史的公正，并且摘引了1869年刊登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美国应当公正地面对华人问题，并及时立法以求吸引与运用这些新加入我们的人口。有些人坚决反对华人入境，这种反对基于毫无根据的偏见，因此政府的政策应该为每个种族和地区的移民打开大门。我们现在应该向中国人闭关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以前曾说过中国人聪明、勤快、节俭和守秩序等性格，因为我们确知中国人的品格显然已达到过去我们做教导的公民准则的水平。……中国人想为我们工作，我们也需要他们，现在应当迅速停止他们以前所受到的苛遇。让我们欢迎他们！”
西进和华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讲的。正仿佛现今圣路易斯那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拱形建筑（Arch），它既是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分界线，也是西进运动的起点。
美国早期的西进运动是一首悲壮的史诗。1843年将近1000个男人、妇女、儿童，120辆车，5000头家畜在密苏里的小榆树林（Elm Grove）集中出发，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美好的西部梦想迈上2000英里以上漫长而艰险的征途。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更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在其后数十年吸引着30万人循着荒凉崎岖的俄勒冈小径来到西部。一个早期移民在日记上写道：“我记得很清楚，当父亲说我们要到俄勒冈时，邻居们一片喧哗。他们告诉他，他的家庭将会被印第安人全部杀死，即使逃过印第安人，也会饿死、淹死或失踪于沙漠。但父亲着手工作以后丝毫没有退缩，他勇往直前，为旅行作准备。”但邻居们的话并非没有根据，仅1852这一年，估计就有十分之一移民死在途中。据许多当时移民的日记证实，从普拉特河（Platte River）到拉腊美堡（Fort Lavamie）400英里路上，平均每英里有12座坟。我们找不到当时华人移民的日记或书信，但是一家地方报刊《爱达荷政治家》（每周三期）的头条消息，却描述了早期华人移民的到来：“对于老加州人如此熟悉的景观，中国人排成单行移动的长队，利用锹把的中部或是一根竹棍（扁担――引者），挑着装满麻袋的大米、筷子、摇椅和胶靴，昨天上午沿着爱达荷街道走着，引起旁观者极大的兴味。……博伊西（Boise）居民在1865年9月13日看见中国人走在去爱达荷的路上，很少理解他们正在目睹Idaho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所谓重要意义就是指包括爱达荷在内的西部地区开发，以及美国由于西部大开发而走完的富强大国之路。
正是这些用锹把或扁担挑着简单的行李的华工大军，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与聪明才智积极参与了美国的西部开发，而且其中有些不毛之地首先是和主要是经由华人的艰苦奋斗，终于成镇成邑且为城市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所以作者深情地回忆说：“西雅图在1916年建立一个华人俱乐部，这是全美第一个此类组织。俱乐部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与瓦伦？C？马格纳生参议员（Warren G。Magnuson）在取消排华法律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华人对爱达荷的经济作出了主要的贡献。”（In spite of mistreatment the Chinese have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of Idaho）
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曾经说过：“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本书作者正具有这种优秀史学家的品质，她数十年如一日追寻着早期华人移民在北美大地上的踪迹，而其艰难尤甚于捕捉一般人类成员的踪迹。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华人缺乏文化，没有留下自己书写的任何文献。她只能查遍相关年代的十几种报刊，不放过任何有关华人往事的蛛丝马迹。她还到处查访与华人有关的原始文献，哪怕是断简残篇、片纸只字。她在旧时旅馆的老登记本上找到若干华人旅客的名字，或是在华人（或白人）用过的旧账本上找到有关当时华人经济生活的若干零星记载。她到处访问许多早期白人移民或其后裔，从他们历历如绘的口述中获知不少文献中未曾记载的华人往事。她就是这样东寻西找，日积月累，含英咀华，融会贯通，把这些数量颇大而又极为零碎的故事编织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把爱达荷十几处华人移民的艰苦奋斗与开发之功，比较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但是本书只有英雄集体的伟大业绩，却没有英雄个人的完整故事。因为本书的主人公是地地道道的芸芸众生，艾尔松讲的正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像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这样的辉煌功勋，并非早期华人移民的全部历史，他们日常从事的还是艰苦然而平凡的劳动。最初较普遍的劳动是采金，由于对华人的歧视与排拒，华人比白人采金要承受更多的艰苦与风险。华人或则以低廉工资在白人矿场从事超负荷的劳动，而更多则是在已被白人开采过的废弃矿场，采集留存有限的剩余金砂。华人全凭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即使在不起眼的贫矿也往往能获得较丰厚的回报。但他们的劳动所得要受到重重盘剥，除白人矿主的残酷剥削外，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赌场、烟馆的巧取豪夺。华工难圆衣锦还乡的黄金梦，但他们采集的黄金却增添了美国的富饶，并为其西部开发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筑路――采矿――农业――服务业的经济流程中，华工富有成效地与白人移民一起，在荒凉的山林中与草原上为今日爱达荷地区许多繁荣城市奠立了最初的基石。
作者刻意描绘的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筑路工人、矿工、菜农，乃至家仆、小洗衣店、餐馆等等服务业的经营者。他们在北美大地上奉献了自己青春年华与终生劳动，然而他们却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中国姓名，我们在书上所能看到的，只是Ah Loy、Ah Hung、Ahgee、Ahgow、Ah Duck、Lee Mann、Ye Sing、Hong、Wing John、Jim Lee……一大串中西混杂且似是而非的英文拼音。但这些并非抽象的符号，在作者的笔下大多是有血有肉且有个性的生命。
譬如在风景如画的埃尔克城（Elk City）颇为知名的华人矿工Lee Mann，1869年刚15岁就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先是在加州金矿工作三四年，随后从俄勒冈山谷购买牛群，经过200英里山地赶回加州矿场出售。25岁那年曾回中国，与一个等待已久的姑娘结婚，但仅一年半即离开妻子与出生六周的儿子，因为妻子害怕海上风浪，他只有独身返回美国。1885年来到埃尔克城，开一家百货店，同时也向一些矿场投资。1889年4月5日爱达荷县《自由新闻》曾有专题报道：“我们能干的商人Lee Mann创办他那所出色的商店，这是本市重大的进步。”1895年他还挤出时间在当地一所学校读了三个月的书。此后由于排华浪潮，矿场华人普遍出走。Lee Mann损失惨重，也离开生活多年的埃尔克城，前往华盛顿州的温纳齐（Wenatche），在那里经营果园18年之久，但也未能真正致富。1928年因妻病返华，当年出生刚六周的儿子已成为七个孩子的爸爸。他在中国住了大约三年，然后又于1931年重返埃尔克城，仍然从事采矿，虽然已是77岁的高龄。Lee Mann的家在一条小溪旁，每逢夏季露营休假者经过这座木屋时，他必定招手留客人稍歇并叙谈。已故的A。J。Hoffman老人当年还是在埃尔克城一家华人旅馆打工的14岁孩子。Lee Mann很喜欢这个“埃尔克城的小家伙”（Elk City Kia），常往他口袋里塞满糖果。他曾回忆Lee Mann和其他中国人在矿场的生活状况：“他们是耐心、和善、爱开玩笑、工作勤奋和恪守法纪的一群。”另一个早期白人移民Alonzo Brown曾在埃尔克城经营过一家小商店，他也回忆说：“埃尔克城当时是一处华人矿工营地，我们的生意大多是与他们做的，这对我是新鲜事。……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被证明是好顾客。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如果他们干得好，就放手花钱，如果赚得少，就量入为出。他们按时付清欠账，此后我对中国人有较好的印象。”当地最大的白人矿场主Jim Witt，则把华人称为“最佳采金人（Placer miners），他们日以继夜工作，勤俭自律，当许多白人失败时他们却成功了”。
稍迟一点来到卡顿伍德（Cottonwood）的Ah Foo虽然没有Lee Mann那么出名，但也深受当地居民欢迎。他曾为Simon兄弟的锯木厂工作十几年，由于锯木的最短长度是120尺，一般称之为butt cut，而中国人身材较矮，Ah Foo遂被叫做Butt Cut，其原名反而被遗忘了。Butt Cut喜欢儿童，常给他们糖果，孩子们的回报，则大多是为他穿针引线。当首次举办白杨节（Cottonwood Fair）时，全城热闹了整整三天，Butt Cut换了两块多钱的零散硬币，分送给小朋友们，以便他们参加各种游戏。Butt Cut乐于助人，曾为圣约瑟学校的修女们劈柴。修女为他准备中饭，他则以从中国带来的水仙球茎作为回报。后来水仙开花，修女们请他去修道院赏花。有年正月Butt Cut在大街上铲雪，劳尔（Lauer）先生看到他衣服单薄，便带他到金石头（Gold Stone）商店购买若干御寒衣服。Butt Cut再次遇见劳尔先生时紧紧握住后者的手，却难以用英语表达自己的心意。老年的Butt Cut白内障日益严重，多次医治无效，只有住在奥罗菲诺（Orofino）医院里，但心智活泼，乐观如故。有次Simon兄弟带着妻子女儿去奥罗菲诺探视，已经失明的他把这两个自幼宠爱的女孩从脚摸到头，然后让她们背靠背，并大声宣布：“大女人（Big Woman，他实际上想说的是‘长大了’）。”
本书还叙述了许多无名华人的往事。譬如第15章“银城与楠帕”写道：“并非所有来爱达荷的华人都进入矿场，家仆或厨师的位置，中国洗衣店、菜园与餐馆也吸引着他们。他们知道，只要哪里有矿工与居民，上述这些行业都正在开放。”“华人很少成为宗教徒，虽然其信仰被称为‘异教’，但他们显示出许多基督徒的德性。一般中国劳动者是耐心、自制、刻苦、和善与忠诚的榜样。”书中提到，1860年代银城有一个勤劳的华人，每天早上到一处很好的山泉挑水，保证每天把泉水灌满每家顾客的水桶，每周只需付给5角钱。由于泉水价廉物美，这个供水制度一直延续到1885年。此外，“某些富有之家雇一个中国厨子或仆人，其工资是每月40美元，中国人对雇主非常忠诚。”“其他中国人利用石英加工厂的剩料进行再加工，他们也缔约去伐木。”如此等等。
全书唯一冠以英雄称号的是坡莉？柏米斯，作者用整整一章加以叙述，其实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
“坡莉原名Lalu Nathoy（拼音显然不确切――引者），1853年9月11日生于中国边疆一条河流的上游。父母很穷，苦于天灾与匪祸。有一年匪徒抢劫这个村庄，掠走全部粮食。为预防全家在灾年的饥荒，父亲把她卖给一个匪帮头目，以换取种子改种其他谷物。”她为匪帮当了几年丫头，又被蛇头偷运到波特兰（Portland）或旧金山，随后又被卖到沃伦（Warren）。坡莉这个名字就是在沃伦取的，那年她才19岁，是骑着一匹有鞍的马来的。起初是在华人洪金（Hong King）开的一家沙龙工作。有天晚上，洪金赌牌失利，把沙龙和婢女坡莉都输给一个白人移民查理？柏米斯（Charlie Bemis）。
查理1848年生于康州（Connecticut），1863年或1864年随父西进来到沃伦。查理不愿干艰苦的农活，很早便经营沙龙，并且拉小提琴为矿工伴舞，他演奏的一首曲子在建州百周年时被灌制成新唱片，名为《我们歌唱爱达荷》（We Sing of Idaho）。坡莉成为爱达荷寂寞的矿工们的朋友，可是当舞厅情况变得太粗野时，她常从后门逃进查理的家。如果无法逃出，她就喊查理援救。他那沉着、冷静、刚毅的性格，以及能用六轮手枪击中滚动的罐头的声誉，几次把坡莉从险境中救出。
英雄救美人仅仅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作为回报的美人救英雄。1890年查理与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强尼？考克司结仇。有一天，查理斜躺在椅上，考克司突然出现，限定查理在卷一根纸烟的时间内交出150美元。查理略有迟延，考克司便拔枪射穿其左颧骨，幸好未伤及眼睛。请来所谓医生但并未得到有效治疗，全靠坡莉用编织钩针以自己独创的方式清洗伤口，并且精心护理直到查理康复。
当沃伦开始有学校时，坡莉不无遗憾地说：“我不能入学，我要挣钱，上帝已给我很多。”并且指指自己的头说：“我照样学习。”她很聪明，能记住每个在沃伦出生的孩子的名字和生日，还有每个当地死者的忌日。她曾学过锻金手艺，常向友人要金片，制作耳环、簪子及其他小手饰出售。
查理终于决定娶坡莉以报答救命之恩，婚礼在1894年8月23日举行，这年查理46岁，坡莉41岁。结婚证至今仍保存在圣吉尔楚德（St。Gertrude）博物馆，爱达荷历史协会也保存着坡莉的婚装照片，对襟短袄，绸缎长裙，戴白手套，完全是西方服饰，但端庄的面庞仍然显露出中国农村妇女的朴实憨厚。我们在本书封面还可以看见坡莉晚年在牧场饲马的照片，背景是雪山青松，遍地皆白，两匹骏马偎依在她的身边。这个牧场是婚后买的，他们居住在沙门峡谷，这个峡谷有250英里长，6000尺深，景色相当幽美。他们的牧场仅有15亩可以耕种的土地，但在坡莉精心照管下，生产李、桃、葡萄、樱桃、草莓、黑莓、谷物、西瓜和各种蔬菜，还养有若干鸡、鸭和一条奶牛，此外她还成为一个熟练的渔妇（adept fisherwoman）。由于她的能干与美德，这一带以后被人们称为“坡莉村”（Polly Place）。
坡莉和伤残的丈夫相依为命，他们有两个很善良的邻居与朋友――查尔斯？舍普（Charles Shepp）与彼得？克林卡默（Peter Klinkhamer），后者经常关心和帮助坡莉夫妇。1919年两处牧场之间连接了电话线，舍普每天在日记中为坡莉记事，因为坡莉始终不会读写英文。舍普的日记充满了友情与欢乐，但1922年8月，有一天他记下了坡莉的不幸：“柏米斯的房屋毁于火灾。我用牙齿把老人（指查理――引者）拖出。失去了泰弟（Teddy，坡莉的狗），它烧着了。大约在4点钟我与坡莉把老人安顿好。困难的时光。未能救出一丁点财物。当我跑出时，整个房屋一片大火。每个人的脚都烧伤了。”但克林卡默从外地一回来，便连夜过河为坡莉找回坛子、面粉和30只鸡。1922年10月22日，即火灾两个月以后，舍普记道：“柏米斯于凌晨3时逝世。我于5时前往战鹰营（War Eagle Camp）找到叔尔兹（Schultz）和荷尔门（Holmes）。我们在晚饭后安葬了老人。”人们聚集举行葬礼，然后把老查理葬在沙门河边。
坡莉送走了相依相伴28年的丈夫。有多少往事可以回忆，包括已经逝去的那些欢乐和痛苦。……似乎是婚后常有的事，以前如果她发现查理与朋友玩一种叫做Cribbage的纸牌，她就会走近他，数1、2、3至15，然后说：“你回家，把劈柴放在柴筐。是的，嗯，我的柴筐没有柴了。”查理果然回家。还有一次，查理聚精会神地看一个蚁巢，并且喊坡莉来看。坡莉说：“柏米斯，如果你不像蚂蚁那样工作，我们将变成穷光蛋。”……然而这一次是查理的永远离去，只剩下坡莉独自一人生活在这辽阔荒野的牧场，而且又与自己的故土相距万里之遥。坡莉诚然是寂寞的，但并非孤独，她依然生活在温馨的友谊氛围之中。查尔斯和克林卡默不仅为她准备木材另盖了新屋，而且还亲手为她制作床、桌、椅、娱乐用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半英里长的电话线把沙门河两岸的三个老朋友连接在一起，他们每天必通电话。“今天你得到几个鸡蛋？六个！我得到十个。”接着是一阵快乐的少女般的笑声，它却发自一个老妇人的喉咙。“你抓了几条鱼？没有？你运气不好！你们星期天过来，我烧了一条今天才抓到的大鱼。”……
坡莉乐观、坚强且有尊严地生活在北美大地上，仿佛一棵苍劲而又挺拔的松树。1923年8月她首次离开偏僻的牧场，乘汽车前往格兰基维尔访问早年熟识的友人。在这座城市里生平第一次看到电影，也看到离开中国后的第一只“说话鸟”（鹦鹉，坡莉用自己独有的英语称之为talkee bird――引者）。1924年坡莉又与友人一起到博伊西旅行，这是一座稍大也较现代化的城市。她在这里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和有轨电车，第一次乘电梯并且欣赏了第二部电影。她亲眼看见西进运动辉煌成果的一小角，却不了解其中也包含着自己和查理的劳动奉献。她评论此次旅行说：“我丈夫说，我们将看不到铁路，随后他死了。……现在我看见博伊西，大的市区商店，电车在马路中间跑，有许多人，我喜欢这些，但它使我看得太多太累。”
1933年坡莉病故于格兰基维尔一家医院，享年80，病中一直受到舍普、克林卡默等老友的热忱关照。她本来想安葬在汹涌的沙门河边，与她的亡夫为伴。但由于舍普与克林卡默未能及时赶到，她被安葬在格兰基维尔的普莱里景观（Prarie View）坟场。倒是死于1936年的舍普被安葬在沙门河边，与她的丈夫永远为邻。
1933年11月4日，即她病逝的前两天，《俄勒冈人》报上刊载了她的动人的故事，是曾经参与护理过她的夏娃？维弗尔太太写的。西北地区许多报纸刊登的坡莉讣闻，都摘要引用了这篇文章。坡莉的故事已经永远保存在当地居民记忆之中，1943年圣基尔楚德博物馆接受了克林卡默捐赠的第一批“坡莉藏品”（Polly Collection），包括夜礼服上的自制金纽扣、结婚证书、三套衣服、一顶女遮阳帽、一条棕色披肩、许多钩针织品、朋友赠送的银器、几件首饰，还有若干照片，其中有刊登在本书封面的那张坡莉雪山牧场照片。她的最后一批遗物于1964年1月15日被送交同一博物馆珍藏。坡莉的生平已被编成电视剧，我在博伊西休假时，电视台正好每天早上连续播放。
感谢本书作者以坚强的毅力和耐心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几百个坡莉那一辈早期华人移民的生活状况，尽管我们难以从译音中判断他（她）们的确切中文姓名。书中更多地还是描述了华人移民群体的活动踪迹，以及他们的东方文化背景，这样便使本书蕴涵更多的文化氛围与生活情趣。譬如1886年6月8日爱达荷县《自由新闻》以头条消息报道芒特爱达荷第一个中国婴儿的诞生，说这是一大喜事，许多白人向这个婴儿送礼。同年7月30日该报又报道：“昨夜芒特爱达荷唐人街的盛事，为最近出生的婴儿命名，新闻界人士参与庆典，天朝人以特殊方式操办，在部分高加索人和天朝人当中，幼者是备受关注的目标。”8月6日这个婴儿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该报报道说：“中国婴儿在本县甚少，这个芒特爱达荷的小家伙成为众多华人关注的中心，也引起当地白人居民的好奇。他的颈上挂着一个小袋，讲究实际地装着客人送的金砂、礼金等等。我们获知，出生60天后需再次剃头，只留一小块蓄辫子。”
中国新年是华人地区更大的盛事。鞭炮、锣鼓、舞龙交织成的热烈气氛，使之成为当地所有居民的共同节日。白人儿童常常盼望这一天及早到来，因为他们可以大饱眼福并且得到华人邻居赠送的糖果。博伊西华人制作的精美龙灯，已成为华人与白人许许多多游行最显赫的装备，如果没有它游行就会失去光彩。华人欢度春节的传统礼仪甚至融入当地美国国庆活动。1889年7月12日爱达荷县报报道：7月4日该县许多集镇的华人为国庆活动增添光彩，“200个华人的游行队伍，带着锣、弦乐器并高举龙旗，走在矿区萨克逊市民队伍的后面。”书中还记载了银城一个著名中国商人Song Lee的丧礼：在死者安葬于中国坟场之前，用各种香料烧烤一条猪，供一大群华人和白人朋友享用。然后伴随着《今夜老镇将有激动时光》（There'll Be a Hot Time in the Old Town Tonight）的曲调，送葬队伍缓缓向坟场行进，乐曲是由雇来的美国乐队演奏的。还有一个中国管乐队，包括一个啤酒桶做的鼓、一支短笛（疑为唢呐――引者）和钹，当送丧者大声号啕时奏出如泣如诉的东方音调。沿路散布红色纸条（疑即纸钱――引者），借以恐吓可能潜伏在周围的魔鬼。到坟场后把食品与死者埋在一起，确保他在谒见祖先时有一段愉快的时光。当尸体放进墓穴时，乐队再次演奏《麦金梯永垂不朽》（Down Went McGinty）。这次丧礼举行于1897年或1898年冬季，1921年7月1日的《奥邑雪崩报》（Owyhee Avalanche）曾有详细追述。……
当然，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作者并未把美国描写成为“西天乐土”，更没有把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美化成为田园牧歌般的画卷。她倒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贫穷与苦难，以及历次排华浪潮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给他们造成的深重灾难。譬如1885年6月的一个下午，八个白人暴徒骑马来到俄勒冈的道格拉斯矿场，突然袭击华人正在休息的工棚，一次就击毙32人，并且抢走他们辛苦采集的13瓶金沙。此事后来被一个美国进步作家称之为“世纪罪恶”，并且震撼了整个西部乡村。1885―1889年爱达荷的最后一任地区总督斯梯文孙（E。A。Stevenson）甚至企盼国会把华人全部赶出爱达荷。本书叙述的那些早期华人移民，大多经历过这些腥风血雨的岁月，并且以坚毅、勤劳和智慧迎接排华逆流的多次挑战，顽强地在北美大地上生存和繁衍。需要指出，本书作者始终以浓墨重彩描述华人和白人善良移民之间的诚挚友谊，以及美国某些有识之士对排华逆流的努力抵制。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律以后，华人移民曾一度被驱出太平洋海岸的所有主要城市，但西雅图却是例外。西雅图市民提出抗议，求助于法律，终于被告知，愿意留下的中国人将受保护。历史表明，部分华人移民可能是孤苦无依的，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奋斗却并非完全孤立无援。
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完美无缺，因为毕竟是开创之作，尚未臻于成熟。至少在两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一是由于作者不识中文，她已掌握的有关文献上的中文字迹，有待于进一步核实辨认，可能会发掘出更多内容。同时，美国许多地方传统华人会馆所保存的中文资料，如《旅美三邑会馆简史》之类，也有待于我们努力追寻并与英文资料对照研究。二是可能由于年龄与精力的限制，作者未能进一步扩展研究视角，把北美早期华人移民生活与整个西进运动更为紧密地联结起来，或至少把西进运动作为总体背景加以描述，以便读者加深对华人移民在西进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的理解。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充分理解这本书的宝贵价值，因为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一幅栩栩如生的北美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的画卷，也可以说是一部有关这段历史的较为全面而又可靠的实录。用心的读者一定会从中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可供作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华侨史乃至人类学等多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此书发现作者那颗炽热的善良的心。作为具有科学态度的资深学者，她既记述了华工的美德与劳绩，也不遗漏他们的落后与过失（如赌博、械斗等）。而作为充满爱心的人道主义者，她总是把同情放在弱势族群这一边。她谴责白人种族主义的排华逆流，为华人移民的悲惨遭遇诉求公道，还不忘追踪这些早期移民的后裔，为北美华人移民的生活逐步改善和地位有所提升而感到衷心的欣慰。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本枯燥无味的学究式著作，阅读这本书仿佛是冬夜在火炉边听慈祥的老祖母讲故事，讲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千万不要因此低估了作者的史学水平，因为“回归叙述”（return to narrative）乃是西方史学晚近兴起的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向。人们已经厌倦了那些自命不凡的价值评判和华而不实的理论架构，努力回归历史本真，并且把理解看做“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布洛赫语）。“回归叙述”者并非简单地陈述史实原委，而是在强有力的实证工作基础上，寓理解于生动而又真实的叙述，并且赋予历史以新的生命。换言之，就是用做学问的功夫来讲故事，或是于讲故事中体现做学问的功夫。其实，这种主张在中国优秀史学传统中早已有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过：“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史记》中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李斯列传》、《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等，哪一篇不是生动活泼的故事，好些篇还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见识，其论断，其人生哲理，其政治智慧，至今仍然焕发出令人折服的学术魅力。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也是重视叙述的，“如实直书”是他终身服膺的信条。弗里德里希？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赞扬兰克的教皇史和宗教改革史说：“客观叙述、高谈阔论和广阔视野都紧密地、有机地交错结合在一起。就像起伏不定的大海中的巨浪，浪尖上会经常水沫四溅，光彩夺目；在兰克的著作中，事件的叙述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浮想联翩的思考。在他稍后的著作如《英国史》和《世界通史》中，节奏就更不一样了。大海看上去更平静了，浪头之间有了更长时间的间隔，而且不再那么汹涌奔腾了，而叙述的本身就充满了宁静的思考。以他晚年的睿智，兰克更能够在叙述气势浩大、扣人心弦的事件时也委婉陈述，心平气和。”本书作者的睿智与渊博诚然难及兰克，但她那委婉陈述、心平气和以及于细微处发掘人性的学术境界，也颇能令人歆羡。
有成就的历史学者是否也能讲些故事，特别是讲些常被遗忘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被这本书触发的一点思考。
《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刊载时有不少删节，现据原稿补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