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记庚子五月“东南互保”策划事颇生动。当时，北京清廷已贸然对外宣战，张謇等东南绅商害怕战火延及长江流域，便到南京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这无异于公开违抗清廷宣战谕旨，其风险之大不言而喻；所以两江督署幕僚中颇有力持异议者，刘本人也犹豫不决。他问张謇：“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张回答说：“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于是，“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
甲午战败以后，刘坤一暮气日深，并非很有胆识的封疆大吏。但决定倡行“东南互保”，确实表现出很大勇气，“头是刘姓物”一语更是掷地有声。我常向年轻学者讲这个故事。“头是×姓物”？难道我们就不该扪心自问吗？头既然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就史学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秉笔直书与独立思考，而不应总是“唯书唯上”（借用陈云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政治家虽然经常以“创造性地发展”自炫，而给史学家留下的创造性思维空间却很小很小。史学家大多是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但政治家总有点不大放心，唯恐他们在史事陈述中塞进什么有违政治原则的“微言大义”。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电视连续剧《刘罗锅》中的一个故事。和坤派人暗中审查刘墉新刻的诗集，那人翻来翻去却查不出任何问题。和坤倒是胸有成竹，贼眼一翻对那人说：“你不会鸡蛋里挑骨头吗？”纵观历史，史学家受“鸡蛋里挑骨头”之害难道还少了吗？远的不说，就是1949年以来，从《武训传》到《海瑞罢官》，从李秀成评价到《燕山夜话》，岂不都是政治家对史学家大张挞伐，岂不都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专业户们乘机大显身手。我无意重新揭开已经愈合的历史疮疤，只希望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教训。
《新工具》的作者培根，毕竟是做过大官的学者，他既理解学者的秉性，也深知政治家的心术。他认为“由新运动而来的危险与由新见解而来的新危险根本不是一回事”，新运动可能搅动现存的社会秩序，而新见解则使人们从四面八方听到“新事功和新进步的喧声”。但是他也指出在理性上说来如此的事情，“在实践上做的却并非这样”，政治家更为信赖的还是阻遏科学进步的管制。
我奉送给史学家的话语是“无畏”，奉送给政治家的词汇是“宽容”，我仍然期待着这两种人通过对话以形成沟通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