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内篇四有“释通”一文，曾谓“《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内篇五“申郑”一文又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氏虽然是侧重通史体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识之议论，因为体例与内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谓别识心裁，自成经纬，均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启超在谈史学革新时亦曾强调通识之重要，指出：“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科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稍后，在讨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时，他又强调要把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四类资料，“全部贯穴熔铸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谓通识，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他强调的要发现“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实系一种泛指，既包括纵向的前后连续性，也包括横向的相互关联性等等，只有超越相关各类专史而又加以“贯穴熔铸”始能得之。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大抵都是这个意思。而时下一些海内外学者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统学方法，与此亦有相通之处。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之学。
通识诚然可贵，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汉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迁变之迹，其中就特别谈到会通问题。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只能在文字、器数之间略有疏通证明；博览诸子，只能随顺旧义略识微言，涉猎《华严》、《法华》、《涅□》诸经也未能“窥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狱，囚系上海三年，专攻法相、唯识佛学，始知其契理契机与朴学相似。由此得窥“大乘深趣”，深感佛学尤胜于晚周诸子。1906年出狱东渡，编辑、讲学之余，又复钻研古希腊与近代德国诸哲人著作，同时还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学者求教，对古代印度地区的哲学流派有所了解。其时太炎正为诸生讲解《说文解字》，历览清代各家解说均未感满足，终于在翻阅大徐本（北宋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十几遍之后豁然贯通，理解了语言文字的本原。由是再攻古文经典，往往可知其微言大义，而所见乃与传统笺疏琐碎者相殊。以后又为诸生讲《庄子》，间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惬心，遂深入阐析《齐物》，并与瑜伽、华严相互印证，顿觉“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旁及荀、墨，亦能寻绎其精奥。1913年至1914年被囚于京师龙泉寺，“始玩爻象，重籀《论语》”，乃知“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又以庄证孔，居然可明“耳顺”（“六十而耳顺”）、“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真谛，乃悟儒、释、道三家相异而终于相通。
太炎虽系自述思想变迁轨迹，但却可视为通识形成之一个案，且对史学家亦有重要参照意义。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较划一而呆板，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但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著述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后史学之发展，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