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江山稳固,就会产生顺臣、守成之臣;江山倾危,就会产生忠臣、佞臣、卫国大将。君权太重,则臣下之权必轻,相应就会产生谀臣、庸臣;君权太轻,则臣下之权必重,相应就会产生权臣、弄臣。从每一个王朝都能看到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也正是这些所谓的谀臣、庸臣、权臣、弄臣、顺臣、忠臣、佞臣、卫国大将、守成之臣们在各自相应的舞台上纵横捭阖、风云叱咤的历史。
这一章里的政治活动形式在企业里同样有其适用的价值。作为高层管理者的人很可能属于其中的某一种类型。在企业里,大权独揽型就是高级主管人员名义上不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实际中处处以最高领导者自居,越权擅事。武力建功型是指曾经同老板一起赤手空拳打天下,患难与共的闯过来的企业的元老重臣。结成朋党型多指在企业里拉帮结伙,搞小宗派团伙的人。锐意进取型多指企业里的年轻人,他们因年轻而敏锐,因年轻而闯劲十足,因年轻而把握企业发展趋势。奉公守法型指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他们的努力足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却相对缺乏开拓创新能力。
董卓字仲颖,陕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当时临洮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董卓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他因在征讨羌人叛乱、镇压韩遂、马腾起义、镇压黄巾军中战功显赫,受到朝廷多次重用,不断升迁,势力日趋壮大,形成了自己的军队。朝廷虽然对董卓加以抑制,但羽翼日趋丰满的董卓自恃战功与威望,越来越变得野心勃勃,目中无人。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刘宏驾崩,由年幼不晓事的刘辩继位,暂时由何太后临朝主政,皇权更加衰微。宦官和外戚为了取得控制皇权的特殊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不久,在河东伺机而动的董卓便收到大将军何进的密令。何进是少帝的舅舅,代表外戚势力。灵帝死后,他与司隶校尉袁绍共同谋计诛杀张让,遭到何太后的反对。于是,何进便诱董卓以好处,以圣旨名义召他立即进京讨伐张让。董卓接到圣旨后,大喜过望,立即召集人马,连日引军进京。可是,董卓没想到,在他还没来得及赶到洛阳之前,何进就被张让等人杀死。这时,袁术也趁机领兵进入洛阳,放火烧毁了南宫,并追杀张让等人。张让、段硅慌忙劫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行进中的董卓远远望见京城一片火海,知道情况有变,打听到少帝在北芒,董卓又急忙率兵前往。少帝被蜂拥而至的大军吓得惊慌失措,泪流满面。董卓威风凛凛,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参见少帝,并且向他询问事变经过。少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董卓把少帝奉迎至皇宫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干预整个东汉中央政权。
长期统兵打仗的董卓深深体会到:要想征服百官,控制朝廷,必须先得掌握强大的军事后盾。初到洛阳时,董卓部属的兵力不超过三千人,为了一开始就给洛阳造成一种强烈的军事威慑影响,他每隔四五天就命令所部晚上悄悄溜出洛阳,第二天早上,再浩浩荡荡开进洛阳,战鼓震天,旌旗招展,俨然千军万马源源不断。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所有洛阳人们,都被董卓如此强大的实力所吓倒,不敢有丝毫越轨行为。
董卓此举当然只能是权宜之计,稍稍调整后,他便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以扩充兵力,收揽兵权。他先不费一兵一卒收编了何进、何苗的部队,又派心腹大将吕布杀掉执金吾,接收全部京城防卫部队。从此,董卓不仅控制大量常规部队,而且还掌握着洛阳的直属部队,完全具备了左右朝政的军事基础。这为他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增加了相当分量的筹码。
废立皇帝,杀国母
有了强大的军事后盾,董卓便有恃无恐,为所欲为。首先他迫使朝廷免除司空刘弘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接着,为了进一步独揽中央政权,董卓决定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废除少帝,另立新皇帝。在一次会议上,董卓肆无忌惮地说:“少帝愚昧懦弱,不能敬奉宗庙,没有资格担任天下的君主。为了国家和汉室江山着想,我想效法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的故事,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天子!”之后,董卓废掉少帝,将他贬为弘农王;另立陈留王刘协,即为汉献帝。
废立皇帝之后,董卓又对何太后看不顺眼,认为她有碍自己在朝廷上下自由行动和树立威信。于是,董卓又大会群臣,向大臣们数落太后所谓的罪行,说她如何如何逼迫婆母永乐皇太后,以致皇太后忧虑而死。之后,董卓便责令何太后迁居永安宫,不久,董卓又借故杀死少帝刘辩,毒死何太后。
独揽朝政,恃权跋扈
改立献帝之后,董卓将自己升迁为太尉,成为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后又自封郡侯,拜国相,跃居三公之首,掌宰相权。自己加官晋爵后,董卓还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大肆加封董氏家族成员。他首先封自己的母亲为池阳君,越礼配备家令和家臣,地位与皇家公主相当。同时,董卓又拜弟弟董曼为左将军,封雩侯,另外还封自己年幼的孙女为谓阳君。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皇帝,董卓不顾朝臣反对,胁迫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西迁至长安。董卓还无视礼制和皇威,在自己的封地修筑了与长安城墙规模相当的坞堡,高厚达七丈,明目张胆地用“万岁坞”来命名,并规定,任何官员经过他的封地时,都必须下马,恭恭敬敬地对他行大礼。
初到洛阳时,董卓手下虽然也集结了一批心腹亲信,但是,要在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中纵横捭阖,单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当时朝中许多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官僚,根本就不服董卓。对此,董卓在玩弄权术的过程中,暗中培养爪牙,广为收罗亲信,用拉拢、诱惑、排挤等手段打击和陷害一切于己不利的势力和集团。董卓极力拉拢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三人在朝中拉帮结派,沆瀣一气。
董卓除了在中央各部布置亲己势力外,还通过任命太守、刺史等手段安插地方爪牙。这样,董卓通过层层安置耳目,基本上已经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政治力量,只要是不满他的官员稍有动作,他便毫不留情地予以彻底铲除,杀鸡骇猴,威慑朝野。
卫尉张温曾担任太尉,素来对董卓飞扬跋扈、野蛮残忍的行为极为不满。董卓也视张温为眼中钉,为了除掉这一心头大患,董卓便在朝中散布谣言,诬蔑张温与袁术长期勾结,对抗朝廷。不久,便以“莫须有”的罪名,笞杀张温。在董卓的淫威逼迫和阴谋陷害下,他的竞争对手和朝中许多忠义之臣,不是被逼迫出逃,就是被铲除消灭。
历史点睛
董卓的弄权,不输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掌权者。就连皇帝、太后都不在话下,百官诸僚、平民百姓就更不用提了,然而,物极必反,天怒人怨之后,最终必然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焚毁洛阳,为所欲为
迁都长安时,为了防止官员和人民逃回故都洛阳,董卓将整个洛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大批建筑物全部焚火烧毁。昔日兴盛繁华的洛阳城,瞬时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凄凉惨景令人顿首痛惜。为了攫取财富,董卓还派吕布洗劫皇家陵墓和公卿坟冢,尽收珍宝。整个洛阳城狼藉不堪,在董卓肆意践踏破坏下,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决仞。
他颁布的法律刑罚尤为混乱无度,不成体统:对普通老百姓往往实施严刑酷法,而对亲信家族,则违法不究,一切都取决于董卓个人的意志。整个社会便民怨沸腾,冤狱遍地。贪欲驱使下的董卓,野心极度膨胀,为了满足和达到自己的野心,他恣意玩弄权术,滥杀无辜,引起广大官员和百姓的强烈愤慨和反对。全国各地的百姓、官员对董卓的行径万分痛恨,共同起兵声讨董卓。被多方义军逼得无路可走的董卓决定迁都长安,以避锋芒。但是,征讨董卓的斗争并没因迁都长安而有丝毫松懈,而是更加风起云涌。
众矢之的不得生
董卓已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天下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董卓的痛恨,到处传唱《千里草》的歌谣,希望他尽快死去。
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董卓的亲信吕布共同密谋诛杀董卓。在精心的策划之下,董卓终于被杀,并株连三族。董卓被杀的当天,满朝文武和所有士兵都高呼万岁!长安老百姓高兴得在大街小巷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奸贼被诛。
历史点睛
遥想当年李自成的历史悲剧,其实与董卓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推翻旧王朝的残酷斗争中,手段如何残忍、如何极端都可以不予追究,但一个新的政权眼看就要建立了,这个政权是属于自己的。如果还不能转换观念,只一如既往地当作别人的东西加以破坏,骨子里还是一种劫匪心理,就无法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董卓有实力问鼎皇帝的宝座,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在于,你得真的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去对待。只有疯狂、没理性的主子才会把自己的财产、物品、人民当敌人一样对待。
大权独揽型的人通常没有好结果。这在企业中也是如此。企业的环境下要求决策必须客观科学,能够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大权独揽就会使决策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里,做好了固然功高盖主,易引起最高领导者的嫉恨;干得不好,正好成为决策失误的替罪羊,被踢出决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