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在宋代通过王安石的变法使中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机会之后，在明代，中国历史又因张居正的改革再次得到了领先西方实行资本主义的一次良机。
治理整顿：拉开变法的序幕
张居正，于公元1572年任首辅。他深切地认识到明王朝存在的严重积弊和危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利用当权的机会，把他的改革主张，全面付诸实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成为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就是张居正改革主张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其后进行改革的纲领和宗旨。张居正整饬边防，首先是重用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委任责成”，“信而任之”。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等人，都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针对吏治腐败达于极点的状况，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把知府以上文武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历等写在御屏上，每隔十天，根据升迁调改情况更换一次，随时掌握官员的变动。对于那些吃粮不管闲事的冗官，尽行裁革。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同时，对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委以重任。
学以致用
变法首在用人，这是包括王安石等人变法失败的沉痛教训。
大力推行一条鞭法
先由军事、政治着手后，张居正改革又向经济方面推广。他通过清丈田亩，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等措施。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种制度的要点是：
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其办法是通计各省、府、州、县田赋和徭役的总量以及土贡、方物等项征派，归之一总，统一征收，所以叫做一条鞭法。
差役合并、役归于地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徭役全部折成银两缴纳，避免扰民，将银差程度不同地摊入地亩，按亩征收。
田赋征银、官收官解田赋征派，除漕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一概征银。
一条鞭法实行徭役征银的办法，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比较容易离开土地，为城镇手工业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由于赋税征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居正的变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辟了道路。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因病离开了人间，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纷纷起来攻击张居正，接着，改革也被废止了。整个统治阶级更加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
而欧洲在此以后一百年中，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在当时商业发达的意大利的米兰、都灵、威尼斯等地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等思想先驱涌现出来，与此同时，宗教改革的浪潮也很快席卷欧洲大地，接着是荷兰的尼德兰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这样，到17世纪前后，欧洲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对先行者的苛责和敬意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数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不愧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毅力。张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并非是没有深谋远虑之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孚众望的继承人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想要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
历史点睛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为之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这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为王朝解除危机，但终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不例外，重蹈了他们的覆辙。
总结历史上的改革，无非是这样一个问题：以制定利益重新分配的规则，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也是如此。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企业以体制的创新求发展问题，其最大的风险就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破坏活动。企业改革者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做到：得到最高领导的全力支持；有详尽的政策安排，逐步有序地推进改革；照顾到反对派的利益，使阻力尽可能小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