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六代皇帝，在汉朝除了高祖刘邦，最有名的就是武帝刘彻了。但就成就而言，武帝又超过了刘邦。西汉在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他在位54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汉武帝雄才伟略，建树颇多，他的执政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灿烂的时代之一。
由于汉武帝的伟大，“秦皇汉武”由此得来。
也正如斯蒂芬·乔治·西斯罗普评论：武帝意即“军事皇帝”，是中国最有成就的统治者之一，他是个神秘主义者，但热衷于排场。
时运相济，君临天下
武帝出生于公元前156年，父亲就是汉景帝刘启，碰巧这年又是景帝登基之年。等他出生时就已经是皇子了。
公元前156年的一天深夜，汉景帝忽得一梦：一头红色的猪从天而降，只见这头猪身裹祥云，从太虚幻境来到宫中。紧接着，高祖刘邦也飘然而至，对景帝说：“王夫人生子，应取名为彘”汉景帝猛然惊醒，才发现是一场梦。武帝的母亲是王美人，美人是嫔妃的一种等级。后来传说在武帝母亲怀孕时梦见了太阳钻入怀中，汉景帝听说了，很高兴，认为是个吉利的梦，预示着小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
但刘彻的母亲因为不是皇后，所以她生的儿子按照封建时期的规定不能继承皇位，不过，后来他终于如愿地当上了太子，最终登上了皇位。
在武帝四岁时，景帝封他为胶东王，做太子的是他的哥哥刘荣。后来，武帝的命运转折靠了景帝的姐姐长公主的帮助。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陈阿娇，开始长公主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太子刘荣，将来太子一即位，女儿就是皇后了。但是太子的母亲栗姬却不领情，这使长公主非常生气，从此与栗姬作对。这使武帝成了获利的“渔翁”。
长公主将目光转向了平时也很喜欢的武帝，但武帝的父亲景帝不太支持。长公主便想办法促成了此事：有一次，她在景帝的面前故意问武帝愿不愿意要阿娇做他的妻子？武帝也很喜欢阿娇，见姑姑问，便很大方地说：“以后如果能娶阿娇做妻子，我就要亲自建造一栋金屋子送给她。”父亲景帝见武帝和阿娇也很般配，便同意了这门亲事。
长公主并不是一般的公主，他在景帝时也算得上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物，她对景帝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她的极力策划和帮助，加上武帝自己的表现，景帝最终选择了武帝这个才华出众的儿子做了太子，同时，武帝的母亲王美人也被升为皇后。此时的武帝刚刚七岁。
武帝做了太子后，更加勤奋学习，景帝还给他请了很有学识的卫绾做他的老师。武帝的学习范围很广，包括了骑马、射箭和经学与文学。这为他以后五十余年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独尊儒术，推行新政
到了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正式继承了皇位，他雄心勃勃地想将文景之治的盛世继续下去，但在初期却遇到了阻力。这主要是当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即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的皇后。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休养生息，一直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因循守旧、不求革新。
窦氏喜欢的还是在汉朝初年很盛行的黄老思想，即远古的黄帝和近世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这是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基本治国思想，这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现。但到了武帝时期，因为分封的诸侯王们对抗中央，所以迫切要求加强中央的权利来压制地方势力。这是武帝和窦氏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
汉武帝从小在宫中长大，受到良好而全面的教育。特别是他兴趣广泛、胸怀广阔，所以在做了皇帝之后，尽管还是16岁的少年，但他血气方刚、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因循守旧的黄老思想与他的品性格格不入。相反，儒家思想倡导君子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主张尊君和隆礼，更符合汉武帝的性格。但是，汉武帝刚刚掌握政权的时候，窦太后还活着，汉武帝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推崇儒学，只能暗暗地培植自己的势力，选拔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才。
武帝即位后便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方略：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掌管朝中大权，如让舅舅田做太尉，掌握军权。同时，许多的儒生也被他重用。为了更多地选拔人才，武帝还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人才，当时叫做“贤良方正”。有名的董仲舒就是在这次推荐考试中得了第一名。武帝召见他，探询治国的良策。董仲舒便将自己的一整套经过发展的儒家治国思想说给武帝听，武帝非常赞赏。
但武帝此时还没有力量和自己的奶奶窦氏较量，在他任命的重臣赵绾提出窦氏不应在干涉朝政时，惹恼了窦氏。窦氏逼迫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自己任命的丞相和太尉也被迫罢免，有的大臣被逼死狱中。然后，窦氏宠信的人接替了这些重要职位，听从窦氏的命令。这对武帝是一个打击，但武帝有年龄的优势，他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等待着时机。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刚刚即位不久的汉武帝便下诏天下郡国推举贤良的人才进行对策，也就是对地方推举的贤才进行考试。汉武帝对这次择贤十分重视，亲自主持并出题，策问“治国之道”。在百余人的对策中，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董仲舒的对策深得汉武帝的赞赏。
董仲舒从小钻研儒家著述，以治《公羊春秋》而著名。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杂取阴阳五行等诸家思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儒学体系，为汉代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董仲舒说：“治国之道出于上天，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化。大一统是天地间的正道，自古及今，畅通无阻。而今负责教化的人来源不同，每个人的见解截然不同，以至于在位的不能坚持一个原则，法令制度也是屡屡变化。下面的人又苦干不知道如何遵循。臣很愚钝，但臣认为应该这样：凡是不在儒家经典之内的其他各家各派学说，以及与儒家思想相违背的各种学说，都应该断绝，不得与儒家学派并存。把那些邪恶荒唐的思想消灭后，道德和纲纪才可以统治，法令才可以明白，人民才会遵从正道，这样百姓也就好统治了。”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对原来孔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融进了法家和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这一思想就是后来史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端。首先是思想上的统一，即独尊儒家的学说。其他有宣扬君主权利来自上天的赐予，使皇权神化，以及实施仁政，强调法制，即“德主刑辅”，先对百姓进行教育，教育无效时再用刑罚来镇压，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治国方针，在被武帝采用之后，成为此后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四年之后，即公元前135年，窦氏去世，时机终于来了，武帝马上将窦氏的人一律罢免，将田重新重用，做了丞相。治国思想也采用了儒家的主张，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的豪强势力。
加强中央集权，颁布“推恩令”
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汉武帝做了很多工作。汉武帝深知，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贤能人才的辅佐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汉武帝在即位之后多次下诏求贤。汉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问答已经成为著名的政治文献。他读了司马相如的赋以后，极想见到其人。主父偃、徐乐、严安被召见的时候，武帝说：“从前你们都在哪里呢？为什么现在我们才能够相见？”由此可见汉武帝对人才的渴求。
当时的丞相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实权很大，所以皇帝有时就不如丞相的权力大，这是皇帝们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在武帝即位后，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主要是削弱相权。
武帝削弱丞相的权力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原来做丞相的都是开国的功臣，而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年老，或者去世。武帝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来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公元前124年，武帝便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来做丞相的惯例。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措施就是颁布了《推恩令》。在高祖刘邦时期，曾经封了很多刘姓的王，叫做同姓王，但后来这些同姓王的后裔却横行乡里，对抗中央，不肯听从中央的命令。为了彻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就颁布了这项命令，内容主要是：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也就是广布恩惠，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特权）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
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12个州都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
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重蹈原来同姓王犯上作乱的局面出现。同时，刺史也要负责向中央推荐认为较好的官吏，对于政绩不好的还可以罢免。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开疆拓土，安抚四夷
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发展，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封建国家和民间积累的财富显著增加。同时，由于吴楚七国叛乱的平定、诸侯势力的削弱，在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后，汉武帝开始向外开拓疆土。
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大将卫青、霍去病立下了汗马功劳。
卫青出身卑贱，后来到平阳公主家做一名骑奴，公主外出时伴行。卫青的姐姐卫子夫是平阳公主家的歌女。一次，汉武帝到平阳公主家做客，楚楚动人的卫子夫让汉武帝怦然心动，于是纳入宫中，立为妃子。卫青因此被任命为建章宫监，后来又升为太中大夫。
霍去病是卫子夫姐姐的儿子，卫青的外甥。他身材魁梧，精于骑射。18岁时成为武帝的随从，深受武帝喜爱。汉武帝为他建造了一座宅院，命他去看，他却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在卫青、霍去病的率领下，汉武帝多次派兵征讨匈奴，公元前127年的漠南战役、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是三次决定性战役。此后，匈奴主力被消灭了，从此衰落。
汉武帝在派兵出击匈奴的同时，为切断匈奴的“右臂”，也为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还一再派张骞出使西域。
早在公元前139年，刚刚掌权三年的汉武帝听说西域有个叫大月氏的国家不满匈奴人的统治，可是苦于无人相助。汉武帝下诏招募使者，汉中人张骞欣然应召。于是汉武帝任命张骞为大汉使者，以堂邑氏的胡人奴仆堂邑父做向导和翻译，并配置了一百多个随从人员，由张骞带领，浩浩荡荡地向西域进发了。
在途经匈奴境内的时候，张骞一行被匈奴人发现，结果张骞一行被扣留下来成了阶下囚。张骞在匈奴一呆就是十年。一次，张骞等人乘匈奴人防守不严之机偷出马匹，一阵狂奔，西驰而去。
逃出来后，张骞继续出使西域。在西行途中经常没有食物吃，就靠随从甘父射猎充饥。这样，经过长途跋涉，张骞等人终于到达了西域，见到了大月氏国王，可是这时他们已经不想抗击匈奴了。张骞在西域活动了一年，始终没有达到和大月氏联盟的目的，只好回国，在回国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扣留一年。这样，直到公元前126年，张骞等人才回到长安，见到汉武帝。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途中两次被匈奴截获，出发时一百多人的使团，回来时只剩下他和甘父两个人了。这次出使虽未达到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目的，但却详细了解了有关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气候状况。
为了联合西域各国，继续打击匈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时，汉朝已设置了河西旧郡，由内地到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张骞顺利到达了西域。张骞在西域各国的活动，加强了天山南北各民族与汉朝的联系，并同乌孙国建立了和亲关系。从此以后，西域各国同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开通了，西域逐渐成为西汉王朝西北边疆的一部分。
汉武帝在派兵出击匈奴、加强同西域联系的同时，对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进行了安抚和平定，使这些地区归附了汉朝。西汉政府在这些地区设置郡县，加强了东南和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进一步扩大。
重视农业，垄断经济
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在加强经济管理权力、打击商人的同时也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
首先，武帝将有巨大利益的盐、铁、酒这些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来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
盐铁的专营起因于战争。当时，由于对外战争较多，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但是那些富有的商人们并不想对国家做些贡献，而且其富有的程度使他们有了和郡县及国家对抗的力量。最后，武帝听从了经济学家桑弘羊的建议，将这些都收归国家来经营，一是打击了商人势力，同时国家的收入也会大幅度地增加。
第二，是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这是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运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调剂物价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农的属官平准令来负责京城和其他大城市的物价平抑工作。在丰收的季节，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由国家以高价来收购，等到第二年粮食贵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这使大商人们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政局。
第三，是推行告缗令。公元前119年，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在公元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命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到了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
武帝的这种抑商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使当时的商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在武帝时期，还有其他的抑商措施，如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他的后代也不能做官。这种歧视商人的思想影响到了后来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一直到现在，这种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
好大喜功，迷恋仙术，但敢于悔过
汉武帝本来是个好大喜功、独裁专制的皇帝，对炫耀圣武、神化皇权的封神之事很是热衷。特别是汉武帝听说封禅是延年益寿、白日飞天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更增加了兴趣。
汉武帝虽然政绩突出，但他也很奢侈，宫殿、苑囿建了很多，对外国的使者和来汉贸易的商人也摆大国的架子，任意赏赐。此外，武帝和秦始皇一样也喜欢巡游，而且次数也有十几次之多，公元前110年那次巡游里程达到了一万八千里：从长安出发，先到北面阅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接着到泰山封禅，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此后向西经过九原（现在内蒙古包头）再回到长安。
这次巡游里程和花费都超过了秦始皇，在武帝刚即位时，由于有文景之治的基础，国家还很富足，但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国库已经快要空虚了。
武帝年老之后，和秦始皇一样也想长生不老，相信鬼神，相信仙药。这使他在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方士栾大之祸和江充的“巫蛊”之祸。
在公元前112年，一个叫栾大的方士到了长安，胡说自己经常在海上来往，见到过仙人，也找到了长生不老药。一直想长生不老的汉武帝轻易地就上了当，封他做将军，甚至还将自己的女儿嫁他。武帝还给他刻了一枚玉做的印信，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用玉来做印，叫做玉玺，其他人如果敢私刻玉玺，就是犯上作乱的大罪。武帝给栾大玉印，可见对他的重视和迷信。但在公元前110年，栾大骗局被揭露后，武帝便怒斩了栾大。不过，武帝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接着派人到海上寻找神仙、求取仙药，想着长生不老。
至于江充的“巫蛊”之祸，给武帝的打击就更大了。晚年的武帝因为经常有病，所以疑心很重。有次他梦见有几千个木头人打他，醒来后就又病了。他不是吃药调养，而是说大臣和百姓诅咒了他，他才得的病。于是，他命江充到各地去调查此事，江充趁机打击异己，先后使几万人死于非命，这些人中有丞相和武帝的两个女儿。
此后，又有人揭发太子的宫中有诅咒武帝的木偶人，这逼得太子假造圣旨捕杀江充，同时派兵抢占长安的许多官署，想处死江充。武帝听说后不由大怒，命令丞相刘屈（音毛，同牦领兵抓捕太子。双方的军队在长安激战几日，太子最后自杀，卫皇后也自杀了。
第二年，武帝查清太子是被诬陷的，于是给太子平反。但后来丞相刘屈和将军李广利竟也诬陷巫蛊活动来诅咒武帝，结果刘屈也被杀死，李广利则投降了匈奴，所带的七万军队部丧失。这对于常胜匈奴的武帝来说打击无疑是很大的。最后，武帝终于查清楚所谓的“蛊”之祸都是江充一手制造的，武帝盛怒之下诛杀了江充的全家。
历史点睛
晚年的武帝还算清醒，受到很多假的东西欺骗后，逐渐有所醒悟。在公元前89年，他最后一次巡游时，在山东的海边等了十几天也没有见到神仙的影子，失望地往回走时，在钜定县（现在山东广饶县北）经过时，看到在地里忙春耕的农民，甚是感动，竟亲自到地里去和农民一块耕作。在路过泰山时，他在泰山的明堂向天神和大臣们检讨自己的过错。时间不长，他应大臣的请求，将所有的方士都赶走了。后来，武帝又下了罪己诏。此后，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与民休息，任用有为的大臣，两年之后，政治和经济都有了较大的改善，汉朝又恢复了活力，这为武帝的儿子昭帝和曾孙宣帝时期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87年，武帝病重，在立了刘弗陵为太子，任命几个辅佐大臣后，第二天便命归西去。汉武帝的陵墓叫做茂陵，在现在西安附近。
中国历史上人们常常把“秦皇汉武”并称。这是有道理的。
武帝是位富于创新、开拓、进取的人。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又处在充满生机活力的改革与发展时代。汉武帝本人也是个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所以那个时期有许多创新。在这位伟大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经营者必备的素质：
1.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武帝亲自策问，选拔人才做官。后世科举之制始此。——重视吏制，人才乃经营之本。
2.汉武帝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崇尚先进文化制度，敢于创新。
3.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亲临现场督察堵塞黄河瓠子决口。自秦统一后，皇帝亲临现场治理黄河，这是第一次。——身先士卒，一位好领导的风范。
4.汉武帝时推广耧车（土法播种机）下种，此后这一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重视技术创新，紧抓核心竞争力。
5.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史上属首次。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以宗世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和亲。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域国家和亲——尽量促进合作，在合作中壮大自己。
6.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严格执行制度，法制大于人治。
7.为加强皇权，改革丞相制度，设立中朝（内朝），对后来的丞相制度演变发生了重大影响。——完善权利运用，把握核心管理者。
8.汉武帝时任用官吏是多元化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赀选”当官；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然而，尤为突出的是武帝用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是从奴仆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石单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然而，这不是说汉武帝用人没有标准，标准还是有的，标准就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就是说，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一句话，用人的标准是唯才是举。正因如此，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9.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要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皇帝，为此又在今内蒙筑受降城。武帝生前虽未达此目的，但在宣、元时期，匈奴归服汉朝为藩臣。——有胆有识，在竞争中始终占得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