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大地震瞬间让无数看似坚固的建筑成为众多家庭的墓地。在表面豪华的背后，缺乏应有的抗震能力。“尽显表面繁华，缺乏抗震能力”这也恰恰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与问题的缩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国内的出口危机、外汇储备贬值危机和房地产危机，从而把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资、外贸和房地产推动的“小国增长模式”或“港式殖民地型增长模式”抛在退潮之后的沙滩上，并陷入裸泳者的尴尬。数千万民工返乡、数百万大学生失业、数千万亩曾经的良田变成深度污染的工业废墟、失地的农民成为城乡的流民，这一切构成危机的不同侧面。这也表明，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会带来就业岗位的相应增加和就业稳定性的相应提高。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目标，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未来解决社会充分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为此，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未来解决社会充分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哪里”？唯有这样，我们的政策才能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才能迷途知返。
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已经不再是流行于报刊杂志上的所谓的“工业化”，也不再是所谓的“城市化”。根据统计，我国城镇人口5.6亿，乡村人口7.4亿，其中，农民户籍的人口高达9.4亿。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近8亿农民的大国企图照搬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全世界的生产线都搬到中国，把全世界的能源和原材料都运到中国，把全世界的商品销售市场都给了中国，也难以实现近8亿农民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更何况面对国内的环境约束、土地约束、能源约束、产能过剩约束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约束，未来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能够创造的就业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建立在化石能源所创造的文明之上。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工业带来了“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农药农业”。即将来临的石油天然气的短缺将从根本上动摇“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和“农药农业”存在的基础。动力、化肥和农药的短缺以及因短缺而表现出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必然造成中国的农业危机和粮食危机。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动摇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假如石油文明不会终结，“石化农业”可以持续，那么可以期待农村农民大部分转变为城市蓝领，城市蓝领大部分转变为高端服务业白领和金领，可以继续近乎疯狂地把城市近郊的良田变为别墅或四合院，把远郊的沃土变为迪斯尼乐园。遗憾的是，写字楼的电脑键盘上敲打不出粮食和面包。如果企图脱离资源、环境和市场的约束而无所顾忌地盲目动用财政投入（比如4万亿财政资金）、信用投入（比如20万亿信贷投放）和外资投入（摩根大通估计还有10万亿美元企图席卷中国）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从而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进一步失衡，那么城市最终将在动荡甚至动乱中重新长草而变成乡村甚至墓地。
今天郊区的墓地正在变成城市，明天繁华的都市也许将再次变成墓地。在人类发展史上，已经完成了多次墓地与城市的轮回。现在，我们正站在历史轮回的转折点上。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元危机，而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元背后的石油危机和资源危机。奥巴马政府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答案。我们需要站在石油文明即将终结的历史转折点上重新审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及其后果，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寻求我国城市居民和乡村百姓的就业与生活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任何问题出现的同时就已经包含了解决的方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努力推进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最终走到资源、土地和市场之容量的极限。当2000万农民工被挤出城市和工业园，当500万大学生毕业生游荡于家庭和校园，这至少说明其余的7亿多农业人口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充分就业，未来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就业方向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能把9.4亿农民户籍的人口大部分转变为城市居民。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并把这一现实当作制定政策的常识。因此，解决广大农民和大学生就业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农业和农村，广大农村人口和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只能在农村乡镇就近、就地实现就业。为此，各级政府必须以长期以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工作力度和工作热情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停止一切掠夺农民、破坏农业、消亡农村的做法，让“三农”不再成为“问题”，通过“农民组织化、农业科技化、产品分类化、服务网络化、乡村宜居化”来完成农民和大学生的安居乐业。
（一）发展多种合作组织，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解决了农村土地的分配、单个农户与承包土地的直接结合问题，但是，却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水利建设问题、森林防火问题、良种推广问题、技术传播问题、机械使用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谈判能力、农产品定价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之所以解决一个问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现代经济的基本组织原则，即分工与协作原则。承包制把一切都承包给了单个农民，消除了分工协作的基础，这意味着每一个农民都必须成为“全能农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城市不可能存在“全能工人”，农村不可能存在“全能农民”。可以说，中国当代农业是建立在“全能农民”这一不可能的假设之上。农户多数是单个农民。单个农民成为目前中国农业基本的生产单位。承包制是对公社制和生产队等农民合作组织的否定，一刀切的农地和林地承包制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中国农村“去组织化”的运动。农村的“去组织化”使农村重新成为一盘散沙。这种状况不仅造成农村水利设施危机、环境与卫生危机，而且“去组织化”的生产经营状况使农民缺乏谈判能力和定价能力，生产处于无序状态，更易于被掠夺和盘剥。
以东北人参产业为例，采取集体农场模式生产期间，生产有计划、质量有保证、出口有定价能力权。当时出口1千克人参可以换回来5桶石油。但是，解散农场采取承包制之后，农民个人成为基本生产单位，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他们砍伐了大量的原始森林用来种植人参。由于施肥用药不受管理、人参品质没有保证、产品数量严重过剩、商家竞相压价促销，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一路下滑。人参价格最低的时候，1桶石油可以换走20千克人参。在人参价格溃败的背后，是大片原始森林的消失，是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是生产秩序的混乱、贸易秩序的混乱和产品标准体系的混乱，是执掌人参国际市场定价权的丧失，是增产不增收的参农群体的日益贫困。中国人参产业的败象仅仅是中国诸多资源型产业（比如稀土产业）和出口型产业（比如纺织产业）的缩影，它以近30年的历程和残酷的现实再次证明了一个已经被人忘却的命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如果说集体农场、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是一种不被主流经济理论家认可的农村生产组织，那么应该用一种更有效率的生产合作组织或互助组织代替旧的生产组织，而不应该采用“无组织”来代替“旧组织”。
现代农业生产已经被纳入社会分工体系之中，从而使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一样成为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任何一种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农副产品生产其实仅仅构成该产品的产业链或价值链中的局部环节。正如蓝领工人与汽车装配线的结合方式不能代表汽车工业生产体系的全部一样，农民与土地的结合方式仅仅是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并不是农业生产体系的全部内容。承包制代替农场制、公社制和生产队不是所谓的“组织创新”，而是“去组织化”。正如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可以选择改制和上市，但不能把工厂和生产线拆散分给工人而后回到家庭作坊一样，我们可以检讨集体农场、农村公社和生产队等生产经营组织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否定农业生产的一切组织模式，不能否定现代农业生产也是一种需要按照分工协作原则进行组织化、社会化的生产。我们必须反思以往简单化的“去组织化”的农村改革，深刻地认识到目前“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组织缺失、农业生产无序、农村基层混乱。“三鹿事件”和今春北方大旱所暴露的问题只是农民组织缺失、农业生产无序、农村基层混乱的一个小小的注解。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首先需要设计和选择一种或多种新的合作化、集体化组织模式，把农民从一盘散沙的无序状态中重新组织起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前提。
农民组织化需要具体的措施。
（1）应该改变农业的财政补贴模式。现有农业的财政补贴模式是“政府——农户”模式，即政府直接向种粮的农户发放补贴。为了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合作组织，政府应该将农业的财政补贴模式改为“政府——农民合作组织”模式，即政府补贴主要发放给农民合作组织。同时，在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副产品采购和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也应该向农民合作组织倾斜。通过上述措施，将广大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这是促使农民在微观的生产经营单位上重新组织起来的重要措施。
在农民组织化问题上必须避免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农民组织化就是要土地私有化并将土地集中于少数人。这是破坏农村长期稳定的错误做法，也是缺乏历史常识的做法。相反，只有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才能有利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应该坚持“政策引导、农民自愿、土地集体所有”的原则。在此，政策引导是关键，土地集体所有是基础。政策引导包括财政补贴政策引导、金融扶持政策引导、政府采购政策引导、科技扶贫政策引导等。
（2）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以分层次控股的股份制形式，建设覆盖所有乡村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网、科技服务网、物流服务网和医疗服务网。这是促使农民在宏观的角度重新组织起来的重要措施。
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网、科技服务网、物流服务网和医疗服务网是把中国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主干型网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基础设施。因此，必须由国家资金主导，同时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中央财政用于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中，应该把农村各类综合服务网络的投资列为重中之重。在农村电网、道路和通讯等硬件设施建设已经完成之后，需要尽快推进农村各类服务网络的建设。
此外，在资本市场上，应该通过订立“社会责任企业”融资和上市标准，创设“社会责任企业板块”，与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并列，鼓励那些以履行社会责任为主的微利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企业、科技服务企业、物流服务企业和医疗服务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并上市。通过创设“社会责任企业板”，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监管制度运用于农村各项服务网络的建设、运营与维护之中，并将社会游资组织起来运用于农村建设，建立起城市资金向农村回流的金融机制，从而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落实到实处。
在农村各类服务网络的建设中，政府需要优先建设覆盖所有乡村的综合金融服务网络，包括小额贷款机构、农业保险机构、农民小额贷款担保机构。只有建立起资金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机制，才能引领人才、科技、信息和物资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才能开辟广阔的农村就业市场。
通过建设覆盖所有乡村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网、科技服务网、物流服务网和医疗服务网，才能促使农民在宏观上重新组织起来。
（二）通过完善农村科技服务机构，推进农业科技化
农村科技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培训和指导农民、传播和推广农业科技知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基层农村科技服务机构的成员应该主要来自于经过系统培训的“知识农民”。具体做法是：由各地农民合作组织推荐当地高中毕业的拥有三年以上农业生产经验的青年农民进入农林牧类高等院校深造，毕业之后返回当地农村进入基层农业服务机构，继续在农村合作组织内参与农业生产，同时，领取一定的政府津贴。目前农林牧类的大中专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或者转行，或者进入政府机关，很少进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这种局面需要改变。这类院校不应该面向应届高中生招生，而应该面向高中毕业之后从事农业生产一定年限、拥有一定农业生产经验的青年农民招生，为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培养专业人才。
随着农药、化肥、除草剂、良种和机械的广泛运用，当代农业已经不同于传统农业。这一方面表现为农副产品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农副产品污染程度和环境破坏能力的提高。这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现代化必须要求农民素质的现代化、农民知识的现代化。30年前分田到户之初，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产品没有普遍使用，没有农药残留和环境破坏之忧。现在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因此，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农民必须组织起来。农民必须组织化和知识化，其中，农民组织化是农民知识化的前提。
农村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从中国历史上看，乡村绅士阶层的存在对调解乡村矛盾、繁荣乡村文化、稳定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培养一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村科技人员队伍，使之成为农村基层的主要社会阶层，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
（三）建立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的制度与机制
我国农副产品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产品差异化的标准体系，无法对优质的农副产品形成有效的保护。比如，大豆和大豆油脂产业的全线溃败就是一个案例。外资在华的转基因大豆油曾经长期不作任何标识和提示而与国内优质大豆油竞争，不仅欺骗了广大城乡消费者，而且挤垮了国内油脂企业，严重侵害了种豆农民的利益。因此，围绕着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来建立相关的制度、标准、物流体系和定价模式，保护农民利益，已经刻不容缓。
同类型的农副产品存在着品种差异、产地差异、土壤差异、水质差异、施肥差异（有机肥和化肥的差异）、农药使用差异、用工差异（人工与机器的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着农副产品的品质、安全性和生产成本。城市郊区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所种植的蔬菜往往也是用发黑的污水灌溉出来的，这些蔬菜的品质无法跟净土培育、泉水灌溉的蔬菜相比。“污泥污水蔬菜”和“净土净水蔬菜”应该分别贴上产地分类标识，实现差异化。在商品生产关系已经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环境资源也必须标价并通过市场机制寻找到其自身珍贵的位置。这也是保护环境、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的重要措施。
如果政府权威部门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农副产品差异化体系，那么这无异于鼓励“劣币驱逐良币”，让品质差、安全性不高但成本低的农副产品挤垮品质好、安全性高但成本高的农副产品；也无异于告诉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者破坏农业生产环境是免费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而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差异化问题。城市居民为了消费每千克70元的优质大米只能购买日本大米，把高附加值给了日本农民。其实，中国拥有生产同样优质大米的环境、品种和人力，但缺乏分类和定价的体系。自然环境只创造使用价值，但制度和机制界定着商品价值。从这个角度不难发现，“三农”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制度和机制。农副产品定价过低的根源之一在于，没有在政府权威认证部门订立的严格的产品分类标准之下形成产品的差异化和定价的差异化。
实现农副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副产品的差异化分类与差异化定价需要在生产、认证、采购、运输、仓储、检测、销售和监控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动农民组织化，扶持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型农副产品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内资企业，加强农副产品检测和质量监控，推进农业生产销售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是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也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城乡就业的重要工作。
（四）推进乡村宜居工程，建设宜居乡村
在农村生产组织解体之后，单个农民成为个体生产者，农村基层的公共卫生系统、公共文化系统和公共医疗系统随之解体，公共教育系统也受到削弱。在现在的农村，农民个人是基本生产单位、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公共医疗成为无人过问的领域。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城市300天没人清扫的情景，可是，大部分乡村已经将近30年无人过问公共卫生和环境。现在的乡村早已不再提倡“爱国卫生运动”和农村义务劳动，迄今为止没有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方式来代替以往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现在多数基层农村，房前屋后污水长流、生活垃圾堆积成山、塑料薄膜随风飞扬；随着政府控制和管理的农村商业渠道的全面瓦解和崩溃，各类不敢进城销售的假冒伪劣产品纷纷进入缺乏监管的广大农村市场；同时，各类网络游戏和无证网吧正在把大量农村青少年毒化为农民家庭的额外负担。从主流经济学家高谈阔论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会址驱车20分钟，就可以看到中国最发达地区那些被污水环绕的乡村的破败景象。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走过，但是承载着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村并没有成为生活宜居的地方。
经济发展应该服务于民生，应该服务于城市和乡村宜居环境的建设。建设宜居乡村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工作。为此，应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通过财政、金融、采购、土地等政策的引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闲期间，恢复农民义务劳动制度。农民不仅应该参与农田改造和水利设施的建设，而且应该参与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日常公共卫生管理。农村农民的合作组织不仅是生产经营机构，而且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机构和维护机构，同时也是落实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的主体。
（2）政府应该尽快开征环境税，对下乡的各类产生环境污染的工业产品和包装产品如塑料、电池、家电等征收环境税，并将这部分税收专款用于农村各类污染环境产品的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财税政策的配套，税收也需要服务于环境。
（3）以政府资金为主导，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借助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全国乡镇商业服务网和文化服务网的建设。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商业服务网和文化服务网，让合格优质的商品可以下乡，让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下乡。为了保证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政府必须严格控制农村网络游戏和网吧蔓延，比如，对开设网吧实行许可证拍卖，每个乡镇只能发放一张网吧许可证，营业时间不得超过夜间10点，必须距离中小学2公里以上等。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农村的主要公害，是造成农村治安问题的主要根源。
（4）在推动农村金融、商业、物流、科技、医疗等全国性服务网络建设的同时，鼓励科技人员、文化人士和大学生深入农村、扎根农村；同时，鼓励那些来自农村的科技文化人士和政府官员退休之后返回乡村定居养老，将城市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政治资源带回乡村。以此，在乡村形成一个传播科技与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的知识阶层。从发展农村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稳定农村社会、减少官民冲突的角度出发，中国需要在乡村重新培育一个知识阶层。
自古以来，中国乡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创造、发展、传承的摇篮，是中央政府选拔国家栋梁的“大样本”。当诸多违背民众利益的变革和违背民族利益的开放将中国经济迅速转变为“打工型经济”并受到无序工业化、无序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约束、市场约束和环境约束之时，中国经济需要再次转型并寻找新的出路。这迫使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广大的中国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尽头，推动农民组织化、农业科技化、农产品分类化、农村服务网络化和乡村宜居化，将是中国解决经济发展瓶颈，实行充分就业目标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