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过剩的世界，这是一个短缺的世界。过剩的是生产商品的能力，短缺的是预见趋势的能力。因此从2008年以来，过剩的已经更加过剩，短缺的显得依然短缺。
当证券市场走过仓促的股权分置改革过程，股票指数的走势已经悄然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当上证综合指数从6124点转头向下运行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已经受到了来自国际市场周期性运动的撞击。遗憾的是，央行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预见到中国经济危机的到来。从2008年年初至现在，与美联储宣称提供无限流动性并持续向市场投放巨额美元的泛滥美元政策相反，我国央行仍然继续推行人民币升值、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紧缩性金融政策。与汶川、雅安大地震的自然原因相比，中国目前所经历的经济震荡却不可忽视其背后人为的政策误判。
生产能力的过剩和预见能力的短缺都是需要支付代价的。在经济现实之中，这种代价的支付往往表现为国民财富的流失。市场化的改革是资源、环境、劳动、产出、网络、品牌乃至道德进行价值化和货币化的过程。价值化和货币化之后的国民财富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证券市值和储蓄存款。国民财富流失的不同阶段可以划分为外汇财富流失的阶段、市值财富流失的阶段和储蓄财富流失的阶段。
我们已经经历了外汇财富流失的阶段。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是外汇财富流失的一种形式。在国内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和环境成本因经济体制不合理而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人民币的购买力被人为地高估了。但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并没有及时纠正自身的体制性失误，并没有及时纠正要素价格和环境成本被低估的状况，而是在美国国内少数精英势力的策划与胁迫之下，启动了人民币升值这一自我毁灭的“核按钮”。其结果是，一方面，低估的资源价格和环境代价通过吸引海外套利资本和出口各类商品补贴了全球；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从央行的角度看，海外热钱的流入增加了外汇资产；但是，从热钱所有者的角度看，这些热钱其实已经转变为可套利的人民币资产。在此不难看出，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以廉价的商品、廉价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企业股权包括金融企业股权所换取的。国家外汇储备是国民财富的价值表现形式之一。但是，以外汇储备形式表现的中国国民财富正在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不断流失：以黑石股权投资为代表的不当的股权性投资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以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债权性投资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以人民币不当升值从而外汇储备相对贬值所造成的财富流失。
外汇财富流失阶段其实也是证券市场市值财富流失的准备期。外汇财富流失会逐步地过渡为市值财富的流失。
我们正在经历并感受着市值财富的流失。股票市值是国民财富重要的价值表现形式之一，股票市值的缩水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缩水。市值财富的流失与人民币升值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直接相关。中国是一个过度开放的经济体，对外经济依存度接近70%。国际市场需求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国内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忽视了中国经济的如下现实：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采取的是类似于香港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模式，即生产严重依赖于出口，整个经济体严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和核心装备主要依靠进口，大部分产业的龙头企业及其网络、品牌、客户等市场资源被外资控制且相应的国民净收入被海外资本所瓜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推动和资源消耗，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集中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企业毛利水平偏低；同时，作为依靠大量的土地投入和资金投入的房地产业是目前拉动国内经济和政府收入的主要动力。30多年来，在经济理论界“美国快餐化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GDP为衡量指标的中国经济体宛如被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垃圾食品催肥的庞然大物：庞大、臃肿而虚弱。这个庞大而虚弱的经济体事实上仅仅借助两根脆弱的柱子支撑着，其一是受制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出口，其二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造成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周边与我国争夺欧美市场的国家将汇率贬值20%～30%，与之相反，近年来人民币升值了25%，因此，相对于其他出口导向型小国而言，中国出口商品需要降价40%～50%才能维持原有的价格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可见，对于大部分只有5%～10%毛利率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是迫使其破产倒闭的主要原因。当海外需求萎缩和人民币升值同时撞击了出口这根经济支柱时，中国经济大厦开始倾斜，资本市场预期开始恶化，股票市值开始缩水。同时，在企业亏损和倒闭、就业困难、失业增加、市值缩水、购买力下降以及央行收紧银根的情况下，房地产业被推进速冻的冬天。支撑中国经济体的第二根经济支柱也被撞断了。失去支撑的经济体开始了类似于自由落体的硬着陆过程。
在经济自由落体的无助时刻，我们期盼着隐藏在经济实体背后的第三根支柱的出现。此时，在危机中挣扎的人群可能会产生下列类似于濒死前的某些遐想：假如我们善待了自然资源和环境而没有把本该归于子孙的资源（包括阳光、水源和土壤）用于海外倾销；假如我们30年来一直善待着农民和工人让他们拥有实际的支付能力；假如我们把投入于GDP的热情和政府形象工程的热情倾注于科技创新、教育投入和自主发展能力培养；假如我们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样极力扶持本土民营资本而不是极力扶持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海外资本；假如中国证监会不再剥夺本该属于企业的资本自主权，本土企业由此能够拥有融资、上市、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自主权，从而与植根于海外资本市场的在华跨国公司同处于平等竞争地位；假如各省市地县的书记和市长不像开发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是真正专注于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和民生利益保障的公仆；假如央行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和煦的阳光而不是主观意志支配下的宏观调控的暴风骤雨……假如这一切都做到了，或者做到了大部分，那么走过30年改革历程的中国经济本该修出正果而获得第三根、第四根或第N根经济支柱。但是，当所有的假设仅仅是一种梦幻般的遐想时，我们不得不睁开双眼接受残酷的现实。当许多投资者把多年辛苦积攒的储蓄抱到证券营业部换成对应的股票市值，然后缩水50%甚至90%的时候，他们没有洞察到中国经济只有两根支柱，而第三根或第N根假想之中的“合抱之木”也许还处在“始于毫末”的阶段。缺乏理性的乐观需要付出市值财富缩水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那些牢记财产性收入概念、梦想“黄金十年”、看好万点指数高峰的证券分析师和私募基金经理也同广大散户一起分享着因预见能力的短缺所带来的市值缩水和身心折磨。
外汇财富流失阶段和市值财富流失阶段先后出现并且时而叠加，这是我们曾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现实，而即将来临的第三个阶段则是储蓄财富流失的阶段。如果拥有存款的企业和家庭期望着存款利率能够把通货膨胀率远远地甩在背后，那么这又将添加一个预见能力短缺的案例。与我们的期望相反，可以预见的未来可能是通货膨胀率把存款利率远远地甩在后面，从而把中国推进一个储蓄财富的流失期。
原因之一：中国是一个过度开放的具有殖民地经济色彩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已经被纳入由美国和美元所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之中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只要美国继续推行垃圾美元政策来掠夺各国的资源、市场和企业股权并稀释美国国家债务和机构债务，那么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以美元定价的各类国际商品必然涨价，从而必然在国内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如果中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价格管制等方式，扭曲进口商品的市场化定价方式，企图维持虚假的低通货膨胀率，那么必然引来巨额的国际套利热钱，最后迫使政府财政破产或相关产业萎缩，然后造成更可怕的通货膨胀。
原因之二：在国际需求萎缩、国内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投资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出现了。在经济危机阶段，政府收入在下降而政府支出在增加，二者反向运动所形成的缺口导致财政赤字。这部分财政缺口只能通过搬运储蓄存款来填补。我们不能假设政府投资的实际收益率能够达到理想的水平并覆盖资金成本，也不能假设政府的负债不会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隐性地解决或者缓解。经济危机中投资者和消费者变得过度谨慎，甚至连国资委官员都同年迈的散户投资者一样高呼“现金为王”而不是在反周期的运作中扩大自身的经济版图。为了拯救经济，面对不敢花钱的储蓄者，各级和各地政府响应启动内需的号召帮助储蓄者把他账户上的钱花了。这似乎也属于大慈大爱，符合“损有余而补不足”之天道。
总之，每个储蓄账户都有一双看不见的国际之手和一双看不见的国内之手在帮忙花钱。储蓄财富的流失在你睡觉的时候也在进行。
其实，储蓄财富的流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即将到来的储蓄财富流失期里，储蓄财富的流失将显现出持续时间长、流失幅度大的特点。
在外汇财富流失、市值财富流失、储蓄财富流失所构成的三维空间里，价值形态的财富拥有者已经无处藏身和保值。如果政府机构、企业法人和投资者（包括存款人）由此而获得远见或预见，那么各级政府就不应该再倡导卖资源、卖股权、卖市场去换取不断贬值的美元储备以及美元债券；汇源和大宝等企业的老板们就不应该再将自己创办的公司连同上游的供货商和下游的消费者“当猪来卖”而换取现金；人民币或美元现金的持有者就必须学会面对无处藏身的困境。也许，我们的财富可以在汇率、股票、债券、通货膨胀等相互之间的正向或反向的运动中捕捉到短暂的安身之处，这需要高超的预见能力和果断的行动勇气。
但愿未来几年不再属于预见能力的短缺年度，同时，不再短缺的还应包括行动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