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历来号称难读，又经过近二千年的辗转流传，错误之处不少，虽然经过历代史家的注释考订，仍然是二十四史中较为艰涩的一种。因此，选择善本，标点校勘，更为必要。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二十四史，大有益于读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是一件十分浩繁艰巨的工作，难免还有不够尽美尽善之处。特别是其中的《汉书》，值得讨论的地方仍然很多。本文举出下面四例，以奉商榷。
一
《宣帝纪》，校点本252页，原文：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一）刑者不可息。’”
注（一）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按：注（一）中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标点不对。正确的标法是：“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文颖的注释意在说明律和令的区别，他指出，所谓律是指萧何承秦法所作，后代天子之增损则不在律上，故别称为令。令是律的修订和补充，所以文颖才说：“令，律经是也。”如淳和师古的注释意在说明令有甲乙，承文颖的语气而来，如果把律令合为一词，全注均不易解。
《刑法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姦，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刑法志》称萧何所作九章为律，既不称为令，也不称为律令，语意是很明白的。《杜周传》载周语：“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也把律和令分得十分清楚。总之，律和令不为一事，在此处绝不容含混，二字之间不加点断是错误的。
二
《诸侯王表》，校点本405页，原文：
“河间 孝文二年（二）[三]月乙卯，文王辟彊以幽王子立，十三年薨。”
《校勘记》405页三栏：四格，朱一新说《文纪》作“三月”，汪本亦作“三月”，此作“二月”误。
按：原文二月并不错，《校勘记》据《汉书补注》，误从朱一新说，改二月乙卯为三月乙卯。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文帝纪》：“（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五行志》：“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二处记载相同。另外，《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孝文二年栏有十一月乙亥，乙亥在癸卯前二十八日，如癸卯为晦日，本月当有乙亥，二者吻合。总之，十一月晦日确为癸卯，则十二月朔日当为甲辰。十二月如果是小月，正月朔日当为癸酉，如果是大月，正月朔日当为甲戌。正月朔日为癸酉或甲戌二月朔日必定是癸卯或甲辰，乙卯为二月十三日或十二日。查《二十史朔闰表》，文帝二年二月朔日正为癸卯，乙卯是该月的十三日。《二十史朔闰表》载文帝二年三月朔日是壬申，乙卯为壬申后第四十四日，已经进入四月。因此，既然二月有乙卯是肯定的，则三月不可能再有乙卯，把二月乙卯改为三月乙卯，是把对的倒改成错的了。查本书《颛顼历表新编》文帝二年二月朔癸卯，三月朔壬申，与《二十史朔闰表》同。
又，《文帝纪》记载文帝二年有“春正月丁亥”，乙卯在丁亥后二十八日，即使丁亥是正月的最后一日，乙卯也只能在二月，绝不会进入三月，这也证明文帝二年三月并无乙卯。
与辟彊封河间王同日，文帝又封朱虚侯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据《诸候王表》所载，各王所封的日期，都是文帝二年二月乙卯。《校勘记》单独把河间王的封日改为三月乙卯，其他各王均不改，结果是二月有乙卯，三月又有乙卯，本身即铸成新的矛盾。查《史记·汉兴以来诸候王年表》文帝二年栏所记，城阳王章、济北王兴居、皇子代王武、太原王参、梁王胜（即揖）以及文王辟彊，都是二月乙卯封，与《汉书》所记正同。因此，虽然《文帝纪》有“（二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的记载，但应据此改为二月，而绝不应该把《诸侯王表》中的二月改为三月。
三
《天文志》，校点本1304、1305页，原文：
“（景帝）中元年，填星当在觜觿、参，去居东井。占曰：‘亡地，不乃有女忧’。其（三）[二]年正月丁亥，金、木合于觜觿，为白衣之会。三月丁酉，彗星夜见西北，色白，长丈，在觜觿，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见。占曰：‘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觜觿，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东井。（戊）[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占曰：‘伤成于戊。木为诸侯，诛将行于诸侯也。’其六月壬戌，蓬星见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东北，可长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汉，稍小，且去时，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乱臣。房、心间，天子宫也。’是时梁王欲为汉嗣，使人杀汉争臣袁盎。汉桉诛梁大臣，斧戊用。梁王恐惧，布车入关，伏斧戊谢罪，然后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于虚，相去一寸。占曰：‘为铄，为丧。虚，齐也。’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于东井。”
《校勘记》1304页10行：其（三）[二]年正月丁亥，王念孙说中三年在下文，则此“三年”当作“二年”。
按：此处原文上面有二个景帝中三年，《校勘记》据《汉书补注》，从王念孙说，把前面的中三年校改为中二年。校改以后，虽然年代已顺，但却使《天文志》所述前后几年的天象，均皆抵牾。例如：“（二年）五月甲午，金、木俱在东井”，“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于东井”，木星从二年五月到四年四月共二年间，一直停留在东井。木星的恒星周期今测值为11.86年，每年运行30度强，而东井的黄道广度为30度，即木星通过东井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现在，木星在东井停留二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王念孙说不可据。
实际上，前面的中三年并不误，后面的中三年应改为中二年，并移至中元年和中三年之间。这样一改，木星在东井的停留时间只有一年，符合木星运行情况。
近年来，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帛书中有一种关于天文的著作，名为《五星占》，其中排列了从秦始皇元年至汉文帝三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运行表。《五星占》记载木星的恒星周期为十二年，按十二年一个周期顺沿推算，景帝中三年时，木星的位置和秦始皇四年相同。木星古称岁星，岁星每85.7年超过一辰，从秦始皇元年到景帝中三年共93年，木星已超过一辰有余，所以在实际上，景帝中三年时，木星的位置应当和秦始皇五年大致相同。按《五星占》记载，秦始皇五年，木星“与东井晨出东方”，即木星在井宿，《天文志》记载前面的中三年，“五月甲午，金、木俱在东井”，二者是吻合的。这证明前面中三年所描述的天象真正是景帝中三年的情况。另外，再以金星为例。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与八年密近，所以，《五星占》即以八年为一个周期描述金星的运行。按此推算，景帝中三年时，金星运行的情况，应当和秦始皇四年相同。《五星占》记载，秦始皇四年，金星“以十一月与箕晨入东方”，即该年十一月，金星应在箕宿。但《天文志》记载后面的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于虚”，即金星十一月在虚宿，与箕宿相去52度。可见，后面中三年的天象，根本不是景帝中三年的情况。
此外，按《二十史朔闰表》，与本书《颛顼历表新编》，前面中三年的纪日干支和景帝中三年完全相符，改二年后，即变得完全不符。后面中三年的纪日干支和景帝中三年本来不相符，改二年后，即相符。这也可见《校勘记》所改不对，应改二年的不是前面的中三年，而后面的中三年。
四
《韩彭英卢吴传》，校点本1890页，原文：
“（英布军）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一]”
注[一]师古曰：“会音工外反。音丈瑞反，解在《高纪》。”
按：点校本在字旁划一专名号，误。会是一个地名，不是“相会于”的意思。颜师古注“会”音工外反，不作黄外反，显然他没有把会字当作相遇讲的动词。这里正确的标点法是：“（英布军）遂西，与上兵遇薪西会。”会两字旁加专名号。颜师古的注释，“会音工外反”之后应为逗号，不应作句号，因为解在《高纪》的不仅是字，也包括会字。
《高帝纪》：“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军于会缶，布走，令别将追之。”会缶下颜注：“此字本作，而转写者误为缶字耳。”又说：“《黥布传》正作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于此可见，会缶即会，是一个地名，如把缶字作地名，会字单解，就不成文理了。《高帝纪》在行文上是十分清楚的。此处会缶两字旁加专名号是正确的。
《汉书·高帝纪》本于《史记·高祖本纪》，文作：“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会甀两字旁加专名号，表示是一个地名。集解引《汉书音义》：“会音侩保，邑名。甀音直伪反。”索隐：“上音鲙，下音丈伪反，地名也。《汉书》作‘缶’，音作保，非也。”据此，会甀即会缶，亦即会，是蕲县的一个地名，本来并无疑问。问题出在《史记·黥布列传》上，文作：“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甀。”此下，索隐引韦昭云：“蕲之乡名”。而《汉书·地理志》沛郡蕲县下有本注“乡。高祖破黥布”，与韦昭注合。《史记》标点者可能见有乡，便把会字和甀字分开，《汉书》也相沿不改，以致和《本纪》相矛盾。其实，会是一个邑名，乡是一个乡名，二名可以并存。不应当因为有乡，就把会两字拆开强解。汉时，县下有乡，乡的得名有的就来源于某些著名的邑里。《汉书·地理志》载江夏郡竟陵县有郧乡，本注“郧乡，楚郧公邑”，又《续汉书·郡国志》载陈留郡己吾县有首乡，刘昭注：“《左传》僖五年齐侯会于首止，杜预曰在襄邑东南，有首乡。”邑，是指一个具体的地点，乡，是指一片地方。乡可以由管辖范围内的某一邑得名，也可以取邑的一个字得名，如郧乡取郧公邑的郧字，首乡取首止的首字，那末，乡正是取会的字，是可以理解的。
又，上引各条，字有别写、缶、垂瓦 等字。《水经注》淮水条：“涣水又东南迳蕲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垂瓦 乡也。汉高帝破黥布于此。’”郦道元所见《汉书》，字仍作垂瓦，所以、缶诸异文，当以《史记》作垂瓦 为是。
（原载《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