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3日，社科院外文所主办了阿摩司·奥兹作品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就单一以色列作家和希伯来语作家的作品举行专门的学术研讨。前来与会的有国际合作局领导李薇、外文所众学者、著名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出版社和媒体代表等百余人。
会议由外文所所长助理吴晓都主持。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率先做了《奥兹速写：含蓄与率直——在米海尔与费玛之间》的发言，认为奥兹身为以色列“新浪潮一代”的主将，居然以含蓄开场。在1968年《我的米海尔》一书中，就显得很含蓄。夫妻生活的细节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隐隐约约，藏而不露，一副点到为止的敛容正色。与此相仿，那些满可以大书一笔的事物，也往往被轻轻地点化、虚化、淡化了。而到了23年后发表的《费玛》中，奥兹风云突变。性被放大了。男女之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苍苍茫茫之态、朦朦胧胧之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现代气息（或谓普世精神）的率直。而所谓第三种状态，在我看来，也许正是理想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灵魂和肉体、东方和西方，以及男人与女人、个人与家庭、家庭与民族、民族与世界，当然还有含蓄和率直、严肃与通俗的关系。
著名作家阎连科和徐坤也对《我的米海尔》展开讨论。阎连科在《耶路撒冷焦虑的炊烟》中，提出《我的米海尔》真正了不得的是从它的表面看，是汉娜天生丽质而多愁善感，生活平静而无端焦虑，然在她的背后，在她和米海尔这对夫妻关系的背后，在这个三口之家的缭绕的炊烟之下，是耶路撒冷这座极富历史和宗教信仰的城市，是因为汉娜的性格，正是耶路撒冷这座历史过分悠久、文化过分积厚、信仰过分固守的城市的性格。《我的米海尔》其绝妙和不凡之处，正是奥兹先生的这种饱蘸情感和诗意叙述的背后，隐隐含含的这种对耶路撒冷焦虑的暗示和揭示。他让我们感受到了汉娜的性格与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宗教、战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神秘的融洽和破裂。而中国文学，缺少《我的米海尔》中炊烟之后的文化与精神的思考与焦虑。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奥兹作品研讨会徐坤的发言题目为《一部关于爱的小说——〈我的米海尔〉》，指出如果有谁单纯将《我的米海尔》看做是一部爱情小说，那将是对奥兹才华的贬低和对公众审美判断力的无视。我们更愿意这样来理解：这是一部有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与个人生命力压抑和抗争的小说。奥兹通过描写一个女人的平凡家庭婚姻生活，来书写他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书写宗教、历史与战争对人民内心造成的深刻影响。奥兹的深刻性在于，他把引起这种倾向的源头直接导向社会，将视野扩大到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及其刻板严肃的现实气氛中，从广大纵深的文化宗教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寻找人类精神苦闷的源头，并深刻挖掘人的内心，尤其是女性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从人性本身的角度来说，获得了普遍的世界意义。也是在今天仍然赢得我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着重讨论的是奥兹的早期长篇小说《何去何从》。他认为，15岁离家到基布兹并在那里生活多年的阿摩司·奥兹对基布兹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小说表现出一种包容性和爱，达到了一种“不怨不忿”的境界。《何去何从》这部作品，超越了一个家庭的方面，小说主人公、诗人鲁文的妻子与来自基布兹外面的一个访客私奔，鲁文自己带两个孩子生活，并与同事、一位女教师产生默契，而后上了床。作家在描写这些时没有任何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带着同情和理解来描写。在把握人物关系上非常老道，鲁文的女儿、16岁的诺佳与布拉卡的丈夫在交往过程中，发生关系，并怀孕。诺佳的男友拉米逐渐对此事表现出理解，诗人也慢慢地与布拉卡中断了交往。小说结尾，预示着一个新家庭的产生，而基布兹表现出一种宽容的气度，能够接受这个家庭。奥兹在写这个故事时更多地从人性、理解、宽容的角度出发。基布兹不仅培养了奥兹对土地的感情，而且还培养出一种情怀，使之能够超越家庭。
作家莫言和外文所学者钟志清博士探讨的是在奥兹访华之际推出的中译本《爱与黑暗的故事》。莫言指出，在这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中，奥兹先生不仅写了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百年历史，而且始终把这个家庭——犹太民族社会的细胞——置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产生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惊人效果。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显示了奥兹先生作为小说家的卓越才华，也为世界文学的同行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光辉样本。奥兹先生不仅仅是个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社会问题专家，尽管他并没有刻意地表现自己小说之外的才华，但这部书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民族问题上、语言科学上、国际政治方面的学养和眼光。巴勒斯坦问题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以色列与阿拉伯诸国的关系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犹太民族与欧洲各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矛盾也大概是世界上最棘手的矛盾，要用文学的方式来展示，描绘这些问题、关系和矛盾，的确是个巨大的难题。这里的确是人类灵魂的演示场，这里也的确是人的光荣和人的耻辱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这里毫无疑问是文学的富矿，这里应该产生伟大的文学，但写作的难度之大也是罕见的。阿摩司·奥兹先生担当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文学代言人，用他一系列作品，尤其是这部《爱与黑暗的故事》，完成了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
钟志清在题为《家族叙事与民族历史》的发言中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向读者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个犹太家族叙事与民族历史。奥兹父母一代人从欧洲迁往以色列地固然不能排除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的痕迹，但也是迫于政治与生活中的无奈。这些旧式犹太人心目中的应许之地，不是以色列土地，而是欧洲。他们在以色列土地承受了无法忍受的艰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子辈——新希伯来人身上。旧式犹太人与新型新希伯来人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为父子冲突，而且体现为新希伯来人内在的心灵冲突。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此外，作品还运用大量篇幅回忆作者自杀身亡的母亲，将埋藏在作家心灵深处多年的故事讲述出来，引领读者走进一个犹太人家庭。
新华社原副社长、中以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之一高秋福先生做了《认识与了解奥兹》的发言，回忆了他在中以建交前在开罗会晤奥兹的情形。指出，中以建交打开了两国包括文学在内的正常交流的大门，奥兹和其他以色列作家被介绍到中国来。“反叛”和“家庭”这两个词，对解读作为作家的奥兹，可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建议重视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奥兹的研究。奥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出版有大量政论性著作，是以色列著名社会活动家。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他就参与创建了“现在就实现和平”运动。他一直主张阿拉伯和犹太这两个民族不要冲突、不要战争，而是要民族和解、和平共处。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狂热与极端思想，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主权国家。他这一主张，在以色列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广泛的好评。在阿以问题上持温和态度的埃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持强硬态度的巴勒斯坦著名诗人达尔维什，都曾说过，在以色列作家当中，奥兹“最具有良知”，“其政治眼光之远大超过任何政治家”。高先生认为，要全面研究与评价奥兹，对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活动也不能忽视。
外文所的傅浩研究员也回顾了自己自80年代末期开始从事以色列文学翻译的经历。在与以色列文学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对以色列从一无所知到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其日常生活，与中以两国之间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关系密切。在与以色列人的交往过程中，体会到以色列民族对文化对书籍的尊重程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以色列经历数千年流亡后得以复活，这一点值得深思。以色列是善于记忆的民族，注重知识传承和文化传统延续。我们应该通过向世界文化学习，包括向以色列文化学习，来唤醒我们的记忆。
作家邱华栋提交了《阿摩司·奥兹的中国形象》的会议论文。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女士向大家介绍了奥兹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与影响。奥兹本人对大家的发言予以呼应，称听了大家精彩的发言，感觉到自己笔下的人物通过文学远行，走入另一个民族的心灵。文学是和平与理解的伟大代言人，而翻译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使得越富有地方色彩的东西变得越加国际化。
主持人吴晓都指出，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一定会在中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最后，谨向出席此次研讨会的全体学者、作家、新闻界朋友和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