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女作家开始兴起，在希伯来文学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若要对女作家崛起这一文化现象的意义具有清晰的认知，则有必要回顾希伯来文化传统。古代希伯来文化传统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文化传统，男子主要从事宗教信仰的学习，女子被排斥在接受犹太经典教育的大门之外，主要承担家庭生活的责任。犹太人从公元2世纪巴尔·科赫巴起义到公元20世纪初期这近1800年的流亡中，希伯来语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交际功能，失去了以母语为希伯来语的族群，主要用于宗教祈祷与研习宗教经典。犹太男子尽管不讲希伯来语，但是可以熟练地用它进行祈祷，研习宗教经典，甚至进行必要的诗歌和书信创作；可不能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犹太女子则很少能够用希伯来语进行阅读与写作。她们只能使用犹太人在流亡中创立的意第绪语，或者是某一居住国家的语言。
犹太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所倡导的复兴希伯来语口语的运动改变了犹太女子在希伯来文化史和希伯来文学史上的命运。为使希伯来语成为日常交流用语，犹太女子需要学习这门语言，与自己的孩子乃至外界人士用这门语言进行交流。复兴希伯来语口语的先驱者本-耶胡达甚至鼓励女子参与文学创作，为希伯来语这门古老的语言带来活力与生机。
20世纪初期的一些希伯来女作家的先驱者有些出生于拉比之家，其中许多家庭受到犹太启蒙思想的影响，已经允许自己的女儿们接受犹太传统的教育，因此有些犹太女子有机会学习犹太经典，并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如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第一位希伯来语女作家黛沃拉·巴伦。但是相当一部分犹太女性仍然不熟悉犹太经典，而这些经典文本又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因此，对于她们来说，即使掌握了希伯来语口语，也仍然难以具备用书面语创作出符合男性文学批评标准的文学作品的能力。何况，犹太复国主义话语归根到底还是强调男性中心论，女作家似乎游离于民族体验之外。就像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者拉托克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一次研讨会中所强调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中‘新犹太人’的理想反映了‘男性革命’的梦想，犹太人从软弱被动转变为强大而积极进取的行动主义。战斗着的本土以色列人的神话，堪称伴随着在巴勒斯坦定居、尤其是以色列建国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副产品，也导致了女性的边缘化。”这样一来，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乃至建国之后的50年代，男性作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世俗先知，承担起社会活动家与社会批判者的使命。相形之下，女作家在文学神殿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堪称男性主流文学的点缀。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简论希伯来女性文学传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希伯来文学创作逐渐从战争、复国、重建家园等重大背景中烘托人物性格向探索人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空间转换，边缘人和个人主义者逐渐取代了集体主义英雄，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女作家逐渐找到了可以表达的主题，虽然这一时期只有阿玛利亚·卡哈娜-卡蒙、露丝·阿尔莫格、达莉亚·拉比考维茨、约娜·瓦莱赫等五六位女作家和诗人活跃在文坛上，但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容忽视。卡蒙的创作深受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影响，强调人物的心理分析，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尤其对女性主人公的描写十分细腻、传神。她大量借用《圣经》和《塔木德》和祈祷书中的古语，语言简洁，富有节奏和音韵美，并使用大量的比喻，显示出希伯来语的文体特征，风格庄严而典雅，当之无愧地在希伯来文坛上与男作家分庭抗礼，为希伯来女性文学赢得了一席之地。女诗人拉比考维茨的诗歌善于从历史、宗教、神话中攫取诗歌意象，并注入了强烈的个人体验，传达出孤独、失落与精神崩溃等情绪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人类体验，将诗歌、爱情与信仰的迷茫一并展示在读者面前，尤其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在强烈的创作冲动与静默柔弱性格特征间挣扎的女性体验，被当时的以色列读者广泛接受。瓦莱赫的诗歌受到荣格心理学的影响，又融进了街巷俚语的诸多文化成分，表现出女性强烈的性意识与灵魂深处的苦痛和呐喊，给希伯来女性诗歌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冲击。
自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以色列文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女作家的崛起，几乎每月都有女作家的新作荣登畅销书榜，女性文学从边缘走向核心，堪称现代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场变革。1992年，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首次出版的《以色列女作家目录》，只有12位作家榜上有名；1994年增至14名；而到了1998年，上目录的女作家竟有36名之多。
从题材上说，她们当中的许多人致力于描写个人世界，浪漫故事，婚姻生活和单亲家庭。还有的致力于描写知识女性在个人意志与权利义务之间的苦苦挣扎。在表现手法上，与前代作家多层面反映现实的手法相比，女作家的作品显得比较单薄。同富有社会参与意识的男性作家相比，女作家的创作比较远离政治，偏重自我内省，感于哀乐，缘情而发，对阿拉伯人、犹太人、东方人、女人等形形色色的人寄予了同情。她们不再专注于希伯来文学传统中父子冲突这一模式，第一次将笔触伸向母子关系、母女关系、母性、女人对为人母的态度等女性所关注的问题。她们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大胆进行语言实践与革新。较之男作家所乐于采用的那充满圣经修辞与民族隐喻的整齐典雅的希伯来语，女作家的语言则显得不那么过于精雕细刻，比较富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与创新意识。即使同以卡蒙为代表的六七十年代女作家前辈相比，这批女作家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独到之处。
在这批女作家中，比较突出的有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利亚·艾尼、利亚·阿亚隆、茨鲁娅·沙莱夫、娜娃·塞梅尔、萨维扬·利比莱赫特、埃莉奥诺拉·莱夫、利利·佩里、米拉·玛根、努里特·扎黑、加布里埃拉·阿维古尔-罗泰姆、耶胡迪特·卡茨尔、米哈尔·高夫林、多利特·拉宾彦等。其中，利比莱赫特等人受阿玛利亚等老一代作家创作的影响，比较接近以文载道的文学传统，而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则表现出大胆的创新意识，可以说是改变了希伯来文学的风貌。
布鲁姆是希伯来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她的作品比较接近希伯来文学中的荒诞主义文学传统，而不是她的前辈女作家的创作。布鲁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哪儿》（1990年）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希伯来语文坛上的十分独特之作。作家从以色列的现代化城市特拉维夫的现实生活，从当地的报纸和大学校园里撷取素材，创造出一个充满荒诞与虚空的文本世界，那里面有电脑、报纸、政治、想象中的丈夫，以及想象中的缺乏激情体验的爱。小说主人公乃一位40岁左右的离婚女子，生活富有。既缺乏一技之长，又没有进取目标，终日生活在虚空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既讨厌别人又让别人讨厌。”由于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她决定不再伤害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开始以打字谋生，人也变得充满了活力。小说中的许多事件缺乏内在的连续性，荒诞色彩很浓，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女主人公生存的虚妄，恰恰正是现代以色列人，尤其是现代都市特拉维夫人的生存写照。
类似的荒诞、自嘲笔调在记者出身的女作家塔玛·吉尔伯茨的《折叠》（2006年）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女主人公是住在特拉维夫北部的一位中产阶级女性，衣食无忧。但是某天，与她一起生活了20年的丈夫宣布“我不幸福”，一段婚姻于是走到了尽头。作家对女主人公的思想与行动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些描写让人领略到以色列社会生活的一个画面，同时，作家把婚姻崩溃这一带有普遍色彩的主题转化为对生存状况所进行的充满滑稽、苦涩与讽刺意味的描述。
虽然说许多女作家不注重语言锤炼，但女作家中也不乏在语言文字上颇具造诣之人。加布里埃拉·阿维古尔-罗泰姆就是一个特例。罗泰姆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发表第一部诗集，1992年才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莫扎特不是犹太人》。2001年，罗泰姆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力作《热浪与疯鸟》。希伯来大学谢克德教授称其是过去20年间以色列作家创作的最好作品。而本-古里安大学犹太、以色列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本书文学编辑施瓦茨教授认为小说作者罗泰姆是位“惊人的作家”，是唯一“使他一遍遍查希伯来文字典的人”，拥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熟谙文学世界与文学传统。
小说主人公劳娅·卡普兰是个空姐，在飞机上工作了25年，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她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在考古学、神话学、历史学研究等领域造诣很深，并且拥有很好的艺术鉴赏力。母亲在她年幼时死去，也许是失踪了，她则由身为学者的父亲、父亲的朋友古玩修复者达维迪抚养成人。她一心希望摆脱承担各种义务，摆脱各种人际关系的纷扰。小说开始，写劳娅回到以色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她必须去往那里，因为父亲的朋友在遗嘱中交代房产由她继承。这是一次回归过去的旅行，在旅行中她发现了自己出生的秘密，知道了母亲的故事，以及达维迪及其儿子（后者在服兵役时丧生）的真实身份。
作品带有以色列记忆小说的特点。主人公对于自己过去私生活的追叙，她所拥有的独特心理特征，爱情上失败的经历，等等，导致了她日后在与友人交往过程中态度消极，情感生活缺乏生气。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以色列内部世界的旅程，代表着在四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的特殊经历与感受。它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乌托邦理想进行了重新审视，透视出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大屠杀一向是以色列社会政治中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女作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猎了这一主题，但是她们比较倾向于从个人经历与感受出发来描写大屠杀记忆给以色列人，尤其是给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们的心灵深处所蒙上的阴影。这些女作家，如娜娃·塞梅尔、萨维扬·利比莱赫特、米哈尔·高夫林、莉莉·佩里等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或者说大屠杀“第二代”。她们擅长写自己怎样在弥漫着大屠杀阴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感觉细腻，表现出幸存者及其子女之间的冲突。高夫林的长篇小说《名字》发表于1995年，主人公阿玛利亚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为的是纪念父亲的前妻——一位死于纳粹集中营里的钢琴师。阿玛利亚的整个童年均为父亲前妻的集中营遭遇所困扰。高夫林的另一部小说《快照》（2002年）集中描绘了左翼知识分子试图创造一个较为带有普救论者色彩的范式来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评论家福斯腾伯格认为，高夫林含蓄隽永的语言与带有象征性的思考有些接近奥兹和约书亚等作家的敏感性，而不是当代女作家的叙事话语。也许，这也正是世纪之交的希伯来语女作家在叙事中开始关注社会重大话题的先兆。
以色列一向重视文化传播与褒扬，文学奖种类很多。其中，“伯恩施坦奖”宗旨独特，要奖给当年最富独创性的希伯来文小说，许多杰出作家摘取了此奖桂冠。埃莉奥诺拉·莱夫以1996年的长篇小说《天堂里的第一个早晨》一举成为荣膺此奖的唯一女性，小说也被评委誉为“出自杰出天才作家之手的非凡之作”。小说用女性特有的优美生动、睿智活泼、幽默嘲讽的笔触，写一孕妇同腹中即将出生的胎儿说话，讲述自己的生活秘密：不幸的童年，专横的父母，失落的爱，展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以色列生活画面，尤其是兵营女兵同男友在享有一夕之欢后信誓旦旦，而对方竟在空难中丧生的经历，令人唏嘘不已。女作家之所以选择女人在妊娠期间这一特殊过程中的特殊活动与感受进行创作，是想冲破以男性为中心的“战争”、“爱情”等主题窠臼。在希伯来文中，“伊甸园”与“天堂”是同一个词。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去寻找“伊甸园”式的宁和、静谧、风景如画的人间“天堂”，乃犹太复国主义的崇高理想，作品中的许多地方都流露出明显的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小说曾在数月内再版六次，长时间荣膺畅销书榜。
由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编辑的第四期现代希伯来文学集刊女性文学专号《语词中的女人》（Toby Press，2007）在编选时透视出一种新意：它不仅遴选了反映女性世界、表达女性心声的女作家的创作；同时，还遴选了两位男作家的作品，通过男作家的眼睛来观察女性人物。这种选择方式透视出，希伯来女性文学的概念已经在以色列的学术界悄然发生着变化：从注重创作主体的性别属性，即女作家写女性，或者女作家写男性，转向注重文本本身的建构和特征，即文本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而本篇文章把题目定为“希伯来女性文字传统”，意在因循希伯来文学传统意义上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关注的是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文学作品。
普通读者对希伯来女作家的创作也非常关注。以色列的希伯来语读者总共不过只有四百多万，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获得以色列出版协会畅销小说奖的作品销量竟然高达几万册。这些畅销书许多出自女作家之手，茨鲁娅·沙莱夫是其中的佼佼者。目前，中国图书出版界也注意到了这批女作家。布鲁姆的《米娜·莉萨》、利比莱赫特的《沙漠苹果》、罗泰姆的《莫扎特不是犹太人》、沙莱夫的《爱情生活》、耶胡迪特·卡茨尔的《灯塔》等十几部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