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术界一向推崇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希伯来文学对人类文明和文化所产生的绵长而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对现代希伯来文学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尚未有高校专门开设现代希伯来文学或当代以色列文学课程，而外国文学教学也鲜少涉及现当代希伯来文学内容。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外国文学史和高校外国文学教材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囊括进现当代希伯来文学内容，专门探讨现当代希伯来文学问题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希伯来文学科研与教学委实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我这里主要想谈两个问题。
一、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语境下希伯来文学的定位
从地理位置上看，《希伯来圣经》的发祥地属于东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恐怕能够达成共识。而且当时东西方的概念并不像吉卜林后来所说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决不交汇”，处于绝对的“二元对立”。希伯来-基督教传统是很久以后才形成的说法，并带有后人不断的阐释，于是希伯来文明就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而我在以色列读博士时，那里的几所综合性大学均设有专门的希伯来文学系、犹太文明系、圣经系、中东政治系等，你在选择专业时不太会涉及希伯来文学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的困惑。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把希伯来研究放在东方学研究之内，与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阿拉伯研究、波斯研究等并列。不过，目前剑桥大学的东方学系已经改作亚洲和中东系。美国的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则把希伯来研究放在近东研究系，当然希伯来研究再度与阿拉伯、波斯等国研究并置。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关于中国现代希伯来文学研究的思考但是，现代希伯来文学是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近两千年的流亡岁月确实使希伯来文学离开东方土地，到欧洲大陆漂泊，直到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才成为创作与出版希伯来语文学的中心。其后的希伯来语文学应该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需论证。至于近两千年的流亡文学归属何方，我想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早在第二圣殿时期，埃及就已经成为犹太人在以色列地之外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圣经》最早的希腊文本——《七十子译本》堪称公元前2-3世纪亚历山大城犹太社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之一，该译本后为早期说希腊语的基督徒选中，成为《新约》和其他基督教圣典的重要来源。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斐洛的哲学思想为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奠定了基础。东西方文化两条平行线就这样开始汇聚。
曾生活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即塞法尔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其后裔又与生存在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的后裔，以及始终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东方犹太人（Oriental Jews）的后裔在十几个世纪后回返先祖生存过的土地，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德鲁兹人、贝督因人等共同构成当代以色列国民。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确实“剪不断，理还乱”，难以用东方还是西方的方式加以划分。何况，学界目前日渐意识到，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而国家则更多地被贴上政治共同体的标签，而任何共同体的塑造更多地取决于主观标准。
二、小国文学、小语种文学：
中国希伯来文学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国内学界流行的大语种、小语种、大国文学、小国文学之说带有多层面含义，甚至令人困惑、难以释解。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否带有“区域歧视”色彩，光是就如何给小国文学、小语种下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义，往往令人莫衷一是，悖谬迭出。英语可能是目前人们心目中最大的语种，但讲英语的国家并非都是大国家。这些国家中除英国稳坐文学大国之位外，其他国家均无法保证。即使美国，有些学者（如Prof。Dolnald Stone）也曾提出，整个19世纪，除亨利·詹姆斯外，无人能有同时代伟大的英国作家相比。讲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的人数不少，但是按照中国学界的习惯，将这些语言称作小语种。俄语曾经一度被人们视为大语种，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蔚为大观，对世界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没有人怀疑其文学霸主的地位。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俄罗斯失去了往日雄风，便殃及其语言身份，于是便有了俄语究竟是大语种，还是小语种的问题。
东方文学研究的对象大多被列为小国文学、小语种文学，而其中许多小国往往辉煌的文明传统。于是大家不平则鸣，喜欢用“……为文明古国”“有悠久的传统”等句子。我本人也一度对这些词句乐此不疲，但继而思之，如果改变一下方式，在研究中多一些实证，少一些口号，证明小语种文学的内在魅力，岂不更能以理服人？在这方面，以色列已故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谢克德教授的《现代希伯来小说史》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照。
《现代希伯来小说史》是谢克德在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五卷本希伯来版《现代希伯来文学》Hasiporet Ha’ivrit 1880-1980，Vol。1-5，Jerusalem：Keter/Tel Aviv：Hakibbutz Hameuchad，1977-1999.的基础上缩写并而成，中译本已经问世。这部被2000年12月1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誉为“反映复杂主题，充满神韵与分析力度的厚重之作”，共包括12章，追溯了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希伯来小说的起源和发展。要对一百多年浩如烟海的小说发展趋向和作家作品进行系统考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对某一正在发展的文学，难以做出较恰当把握的客观因素，即使对功底深厚的研究者来说，“今天所做的任何归纳均可能在明天遭到淘汰”。
早在20世纪70年代谢克德发表希伯来文版《现代希伯来文学》第一卷《在流亡中，1880-1970》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阿诺尔德·班德（Arnold Band）教授便在方法论上表示疑问，提出在按照文学特征进行作家研究时如何摆脱历时——共时问题的困扰，当多种“创作传统并存”时该如何处理。尽管任何文学传统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由于在20世纪初年，几代希伯来语作家散居在不同国家，此现象尤为明显。不知是意成还是巧合，20年后，年逾古稀的谢克德在他的英文前言中强调，“对现代希伯来小说所作的历史性考察并非运用的是某种特定的文学理论”；而“采用的是几种理论”。“在对多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精神和社会语境下进行创作的不同作家所作的理解把握中”，“要尽量展现所讨论作品的多样化特征”，“需谨慎从事”，为几代希伯来文学研究者做出了示范。
美国另一位著名的希伯来文学批评家阿兰·民茨（Alan Mintz）指出，谢克德的批评实践乃以20世纪某些主要的文学批评理论为依据。谢克德的新批评背景使之尤为关注希伯来小说中的各类叙述人、叙事技巧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而在类型理论（genre theory）方面的造诣又促使他将作家作品置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流派和模式的传统中进行探讨。对文学风格的兴趣亦让他津津乐道地讨论建构希伯来叙事话语的方式。此外，卢卡契的历史与文学批评理论令谢克德深受启发，把虚构的人物形象视为社会势力与阶级意识的复杂代表。最后，运用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解释文学作品如何得到了当代读者的认同。
英文版《现代希伯来小说史》的编者前言，认为谢克德接受了文学史家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既必须呈现具有独创性和审美完整性的作品，又要展示产生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而创造出我们所说的文学史。通过对特定作品所做的详细分析与阐释，谢克德从风格和主题着手捕捉到令文本产生魅力的魔法；又通过作家生平概述、历史考察、社会文化与政治分析，阐明了占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在希伯来文学发展进程中进行作品创作的条件。用这种方式，谢克德探究并阐明了希伯来小说审美与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关系。他审视了终极交互文本：文学与人生的相互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谢克德还做了一项通常不需要文学史家、至少不要求那些撰写伟大西方传统的文学史家所做的工作：他传达出现代希伯来小说经典所具有的特征，证明它有资格进入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舞台。与之同等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些方法，学习其他文学传统的人可以借助这些方法开始考虑希伯来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例子。进而阐发了希伯来文学传统的启迪力量。
谢克德作为犹太裔学者高屋建瓴，证明希伯来文学有资格进入当代文化与研究舞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对读者提出了较高要求：最好具有现代希伯来和犹太文化功底，起码也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这样才能读懂他著作中大量的专有名词和术语。相形之下，当下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语境下面临的挑战，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对内要让对希伯来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读懂你的著述，给人以知识和启蒙，因为中国希伯来文学学者最初所走的路与数十年前英美文学、俄苏文学和东方其他各国文学研究者最初所走的道路有着近似之处；对外则能够展示中国读者的独特视角，对世界范围内的希伯来文学研究贡献一种新的阐释与理解。但是，要在一部专著，甚至论文中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绝非易事。
在撰写《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时，我曾经设想通过分编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在前四章按时间顺序探讨当代以色列文学发展史和作家、作品，目的在于让读者对过去50余年的以色列文学有一个总体把握。在后四章进行专题研究，考察国家建设语境下的大屠杀文学、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形象、文学与宗教、文学如何承担塑造民族身份的使命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等问题。希望该书能够在希伯来作家作品和文学史料方面提供一些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从文学现象、社会话语和文化传承等角度提出一些国内学术界尚未关注的见解和思想，通过力求严谨的论证在展现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等方面作一些先行性工作。这样，它也许能够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同行与后辈，以及对当代以色列文学与社会感兴趣的学友有一些借鉴与启发。
但在撰写过程中，难度在于如何在撰写第上编时适可而止，为下编打下伏笔；而撰写下编时要与前文照应，还要避免重复。著作杀青后，我面对的是不同读者：普通读者、中国学界同仁和以色列、甚至英美学者。普通读者想从书中获得以色列文学的信息，以色列和英美学者要你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而中国学界则要求你站在比外国学者更高的高度去认知问题，三把令箭，委实让人感喟蜀道之难。
当然，在中国从事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学术条件和环境与以色列不同。在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研究就像我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属于国学研究，任何资料都唾手可得。而在中国，希伯来文学研究则处于边缘地带，这方面的情况同英国有些相似。我在访问牛津大学时，曾就学科边缘化问题与英国著名的希伯来文学学者格兰达·阿布拉姆森教授达成共识。区别在于，英国的希伯来文学研究比较成熟，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大学都拥有较为丰富的犹太文学藏书，学者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大英图书馆的资源。在我国，希伯来文学研究则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尤其在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域，国内迄今只有一部专著、两部学术译著和60多部翻译作品问世，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缺乏这方面的藏书，网上资源同国外相比也略显不足。因此，只能通过国外的师友与合作单位的帮助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利用每次出访机会到图书馆收集资料。
此乃一个新学科在起步阶段所面临的境况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