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胡达·阿米亥1924年生于德国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家庭。1934年随家人移居当时的巴勒斯坦，先住在佩塔提克瓦，后迁至耶路撒冷。二次大战期间，他参加英国军队到埃及服役，后来加入“帕尔马赫”先锋队，走私武器，将非法移民运入巴勒斯坦。与此同时，开始阅读现代英语诗歌，奥登和艾略特的创作使之深受启发，他开始尝试用希伯来语做载体表达其战后情感。阿米亥早年曾在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圣经研究。边写诗边在中学任教，并在希伯来大学和纽约大学授课。1990年获希伯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阿米亥是以色列最受欢迎的一位诗人，令其在世界文坛占据重要位置的首先是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相继发表《现在和其它日子》（1955年）、《两个希望之遥》（1958年）、《铃声与火车》（1968年）、《并非为了记忆》（1971年）、《时间》（1977年）、《巨大的宁静》（1980年）、《你本是人，当归于人》（1985年）、《睁开眼睛的土地》（1992年）、《打开的关闭的打开的》（1998年）等二十余部诗集，《并非此时，并非此地》（1968年）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在可怕的风中》（1961年）以及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艺术信仰、叙述方式、反讽手段，数十年来被几代希伯来诗人所模仿，“几乎成为文学传统”。迄今，他的诗歌已经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拥有广泛的世界影响。
阿米亥自幼接受的是一种规范式的宗教教育，到青少年时代，虽然不再严格恪守宗教仪式，但是宗教思想与精神却渗透到他的灵魂与血脉之中。出自阿米亥之手的宗教诗首先表现出在形式上套用模仿希伯来古典文献，而后融入自己的宗教思想的特点；许多诗在结构与布局上与古代圣诗一脉相承，可以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改写。在《诗》第156首中，阿米亥写道：“我的右边是一门外国语言。我的左边，风儿吹过空落落的椅子。我的前面，是一条遗忘在桌子上的围巾。我的身后，一个发问的男人。在我的头顶是上帝显现。”这首诗模仿的就是犹太人就寝时的祈祷词。在耶胡达·阿米亥的心目中，“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倘若没有人生的艰辛，则没有诗人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辉煌与力量，人类沐浴在上帝赐予的神恩之中，沐浴在上帝施与的爱的雨露中，人对上帝的感情永远交织着依恋与敬畏：“我的上帝，你赐给我的灵魂/是烟——发自爱的记忆/永无止息的燃烧。从降生的一刻起/我们都开始燃烧/如是不已。”（《我的上帝，灵魂》）可是，上帝对人的怜悯与恩泽有时又令阿米亥感到困惑，有时甚至被他所挚爱的上帝抛弃并且遗忘，这种求之不得的期待经常令诗人泪流满面，痛苦不已。
爱情诗在阿米亥的诗歌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将爱情置于战争、忆旧、宗教等不同的语境中，表现男女间的性爱、情爱等等诸多内容。批评家们一致指出，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是他本人经历与体验的重要载体。阿米亥本人经历过一场婚变，与第一个妻子不成功的感情纠葛同与第二个妻子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使得他拥有一笔宝贵的情感财富，令他能够以高超的手法把握男女之爱与两性关系。他笔下的爱情诗首先是感官的，肉体的，充满焦虑与痛苦，以残缺与不完美构成其爱情诗的主体旋律：“当我们远离大海，当融进我们体内的语词和盐/叹息着/分离你的身体不再现出/可怕的征兆……夜晚，世界已经冷却，你的身体就那样像海/长久地留住温暖。（《你的秀发终于干了》）”他的许多诗作直接描写女性身体，向着人的生命本真切近，表现出处于生存困境又囿于传统束缚的以色列人在时时渴望精神与肉体、灵与肉的结合。
阿米亥的诗歌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色列新诗创作的雄辩代表，同以色列的历史和政治进程具有鲜明的一致感。以色列当今社会生活中一个无法忽视与摆脱的主导性政治因素就是战争，阿米亥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一主题的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并非从国家命运与民族兴趣出发来歌颂战争，并非从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角度出发描写战争的胜利者与失败者，而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注重剖析战争的无情以及被战争损坏的个人。这些人，往往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普普通通的死者和伤者。同时他也将笔墨投向普通战士离开家人与挚爱匆匆奔向沙场的感人场面：“最初的战役/以几乎致命的亲吻/拔起可怕的爱之花/像炮弹那样。士兵小伙子们/被装载在我们城市漂亮的公共汽车里——12路、8路和5路到前线去”。活生生一幅兵车辚辚、“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景象。
阿米亥还是一位耶路撒冷诗人，他创作了许多以古城耶路撒冷为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不仅是描摹耶路撒冷漂亮的风景与圣地风光图，而且也融入了深厚的民族感情与集体信仰，成为犹太人多年来多遭乱离、命数不定的见证，成为诗人心目中连接上帝与人的一个纽带。直至到两千年“耶路撒冷纪念日”，人们还在吟颂他创作的四首耶路撒冷诗歌，以呼唤人们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无尽情思：“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感到那一块块痛苦的地方已经不再痛苦。/但微弱的警告保存在所有的事物中/就像一条亮晶晶的围巾在飘动：一种警告。”
曾以诗人身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奥·帕斯在谈到耶胡达·阿米亥的诗歌创作时说：“一旦你读了他的诗歌，就无法忘却——十六行诗句中竟容入如此众多的人生与真理。他是一位大师。”阿米亥的超人之处在于他用简朴的语言，借助犹太经典文献中的意象，表达深邃而带有普遍性的思想真谛与人生体验。这种思想与体验植根于他的个人经历，犹太民族的独特际遇，以及国家、文化世界与象征，接近当代以色列神话之谜。确如他自己所言：“倘若没有人生的艰辛，则没有诗人。”头白鸳鸯失伴飞——访雅可夫·沙伯泰的遗孀在谈到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之后，谁为最伟大的希伯来语小说家时，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提起雅可夫·沙伯泰。如此评价的原因之一当然不乏沙伯泰这位天才作家在四十七岁时便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人们为逝者定评时会显得大度与宽容；但主要还是他在世时出版的长篇小说《往事绵绵》以非凡的表现技巧和丰富的内在神韵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别立一宗。沙伯泰临终之际，曾留下一部长篇小说手稿，其妻埃德娜强忍悲痛，在哭泣和泪水中，将丈夫的手稿编辑整理，出版了又一部轰动以色列文坛之作《往事终结》。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未亡人，是在1997年一个平静的夏夜，距特拉维夫海滨不远的埃德娜家中。屋子宽敞明亮，色彩和谐。埃德娜虽已年逾六旬，但风韵犹存。她说她不太习惯录音访谈，要我最好写下她的话，这样让她有思考和修正的机会。
雅可夫·沙伯泰1934年生于特拉维夫。50年代初，他服完兵役之后便到了基布兹。他为人宽厚随和，喜欢和大家共同过集体生活，同时又个性很强，非常强调自我，酷爱文学创作。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国土》发表后不久便获当年的文学艺术奖。沙伯泰在基布兹期间，与年轻漂亮的少女埃德娜一见钟情后结为伉俪。埃德娜是一位自我意识极强的女性，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而基布兹只强调集体，要求大家有统一的思想，与她的性格格格不入，于是她执意要求丈夫离开基布兹，1967年，沙伯泰携妻子和两个女儿搬到颇具现代文明色彩的特拉维夫生活。
特拉维夫是沙伯泰深爱并向往的故乡，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基布兹，当他重返特拉维夫后，已经不太理解特拉维夫人的生存观念与人生追求，这对他既是一个震动，也是一个挑战。在他的短篇小说、戏剧、诗歌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怀旧情绪。短篇小说集《佩雷斯伯伯开始行动》里的13个短篇小说中，有11个以特拉维夫为背景。37岁那年，沙伯泰得知自己患了心脏病。他突然意识到人生易老，死亡将近，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他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往事绵绵》。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头白鸳鸯失伴飞《往事绵绵》一书的希伯来文名原本具有两层意义，一是指记住往事，另一层是指犹太学文献。沙伯泰试图在作品中囊括过去的一切，试图扼住死亡的脚步，但又感到这是一种徒劳。
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作家本人的人生观。第一个人物绰号恺撒，无人知道他的真名。恺撒充满活力，他衣着入时，蓄着胡子，抽最考究的香烟，暴饮暴食，见女人便追，将人生视做无意义的失败，或者是变化莫测的玩笑。恺撒不知疲倦、不加选择地征服女人。每征服一个女人，哪怕是最没价值的，也会使他满足与自豪，同时刺激他去做更进一步的征服。为此，他付出了大量时间、金钱、努力和想象。在困难面前，他不会轻易放弃，不会浅尝辄止，因为他不允许自己失败……
第二个人物是恺撒的好友、律师戈德曼。戈德曼住在特拉维夫父母家中，娶一漂亮女人为妻，几个月后又突然离婚。令他心醉神迷的女人是母亲情人的女儿。他很难对女人从一而终，一直在思考着人生的意义，思考着生存与创造的意义，可他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虚空。他曾多次希望笃信宗教，结果徒劳无功，他否定了理性主义信条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绝望自杀。
第三个人物是伊埃兹拉尔，他的理想是做一名音乐大师，结果半途而废。他拥有一位年轻、纯真、聪明的女子，名叫埃拉，像童贞女玛利亚。可埃拉在肉体上却不是童贞女，他总是不断地盘问埃拉如何失身，直至埃拉忍无可忍，在怀孕后离家出走，去往耶路撒冷。在小说结尾，伊埃兹拉尔幡然悔悟，认识到自己生活中的阳光乃是对埃拉的爱，于是前去找她。埃拉在医院里生下他们的孩子。小说的最后一幅画面是脸色苍白的埃拉躺在病房里，他朝她招手，想走近她的床边，可她却没有反应，对孩子也无动于衷。她不想同他说话，请求他离去，一切陷于绝望之中。
这三个人从不同层面折射出沙伯泰痛苦的心路历程。在恺撒身上，主要体现出一种试图拥抱全部生活、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伊埃兹拉尔力图追求完美的人生与爱情，但求之不得；戈德曼苦苦思考与寻觅，在绝望中了却一生。
这部作品以戈德曼自杀开头，又以一个婴儿的悲剧诞生作结。沉重与萧杀的死亡气息冲淡了新生儿诞生的喜庆。书中人物对死亡的恐惧感带有作家心灵的投影，是沙伯泰依恋人生、试图与死亡抗衡的艺术化体现。
沙伯泰对人生的阐释十分复杂，充满了矛盾色彩。他一方面在哲学思想上接受《圣经·传道书》的影响，《传道书》借传道者之口，对人生做如此阐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光天化日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种观念一直束缚着沙伯泰的思想，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沙伯泰的生活中始终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他对人生意义的寻找也蒙上了一层虚无色彩。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靠劳动、创造而赢取的积极人生观念。他不把金钱、权力、名誉当做价值，而是崇尚努力工作，诚实待人，积极进取，为社会奉献。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解体，他希望一切回归到过去，回归到“六日战争”之前，所以他希望记住过去。
沙伯泰在受到死亡阴影侵袭的同时，一直流露出对强尽生命力的张扬与追求。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怀揣着美好的人生梦想，梦想的难以实现尽管成了痛苦与怨恨的根源，可他们依旧执著而不放弃。特别是同三位男主人公有亲源关系的一些女性在作品晦暗的主体基调内加进了奋进的亮色。她们大多是富有才智与独立人格的女性，对生活怀有美好的期待，意中人的不忠和伤害曾经一度令她们失望、烦恼、焦虑，甚至心力交瘁，惧怕人生易老；但是她们在自尊中抹去屈辱，抚平伤痛，超越禁忌，重新奋起。
《往事绵绵》是沙伯泰在有生之年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它以独特的风格和富有张力的语言表达出作家对生与死、现世与来生、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无常与永恒等诸多命题的深沉思索，通过丈夫、妻子、情人、父母、子女、亲友、家庭伦理与婚外情等多重复杂关系的描摹，切近家庭内核与人的心灵深处，追逐生机勃勃的生命之光，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才华，对日后的希伯来文学创作产生了绵长的影响。你一旦走入沙伯泰的世界，就会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
1981年，沙伯泰猝然死于心脏病，留下了1200多页手稿。面对亡夫的未竟之作，埃德娜寝食不安。她在日记中写道：“你是我生命的全部，没有你我无法生存，但此书至关重要。它必须出版。”令人感到奇妙的一个巧合是，沙伯泰在去世前两个星期，曾经同妻子讲过，他在《传道书》的最后找到“往事终结”（Sof davar）一词，甚至说出小说应该以“好漂亮的孩子”作结。izei Yeled Yafei，what a beautiful child，当埃德娜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几个字时，我突然意识到希伯来文简洁、优美的神韵。
三年后，雅可夫·沙伯泰的长篇小说《往事终结》在其妻埃德娜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丹·米兰的编辑整理下终于问世，该作的中心情节是主人公发现死亡将近，幻想着健康过去的重现，盼望着以漂亮的婴儿身份重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据埃德娜回忆说，她在书店，站在《往事终结》前，一位陌生的卖书人走过来，推荐道：“这是部非常好的书”，埃德娜问卖书人是否读过此书，并满怀感激地说：“你的话让我从心底里感到骄傲，”卖书人则回答：“这本书也让我从心底里感到骄傲。”
之后，埃德娜又继续提笔写作《爱如死般强烈》，书名取自《雅歌》，该书采取传统叙述手法，从雅可夫·沙伯泰的葬礼写起，描绘自己的生活及叙写丈夫未竟之作的经历，直至在耶路撒冷获得阿格农文学奖时结束，颇富自传色彩。
“梧桐半死青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贺铸的两句悼亡诗从见到埃德娜的第一瞬间便在我的脑海中萦回。可以想见，从雅可夫·沙伯泰死后，埃德娜整理亡夫书稿时的那份艰难，她向我坦言当时几乎无法将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整天伴随她的就是哭泣与泪水，那是她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最难以自持的一段岁月。我急忙用手势止住她说话，伴着空调噪声写下了这段文字。星汉西流，月光如水。
访谈中另一件令我无法忘怀之事是，埃德娜拿出希伯来文、英文、中文等几个版本的《往事绵绵》，要我帮助对照一下，看看中文版《往事绵绵》是否为全译本。她不懂中文，之所以产生疑问，是因为《往事绵绵》的英文及希伯来文版均近400页，而中文版只有240页。我粗粗对了一下，不禁愕然。以1985年英文版为参照，中文版只将该书的232页译出，另外167页则不知去向。我知道，万事皆有因，也许是我国出版社同以方出版商有出版协议；也许另有缘由。但无论如何，只将“半壁江山图”呈现给遥远的中国读者，对于作者及其家人，将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