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参与这次“中国荣格周”的学术研讨；感谢瑞士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主办方的邀请。同时，作为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中国发展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谨代表这两个学术团体向大家致意。
走进这北大图书馆报告厅之前，我看到有关这次活动的海报。醒目的大字：“走进荣格的神秘世界”。不知道通过这样几天的时间，我们是否能够“走进”去；也不能肯定，走进去的一定是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神秘世界”。但是，可以肯定的，若是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接近他，或接近心理分析；就心理分析的目的而言，我们要走进去的不是荣格的神秘或神秘的荣格，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心理分析的目的而言，我们要走进去的不是荣格的神秘或神秘的荣格，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接近心理分析，也就意味着接近我们的内在自我或自性。
这种内在的心灵世界，不仅显得神秘，而且充满了神奇。
而一旦我们走近了荣格，那么，也会发现，我们将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进入我们文化的心灵境界。
于是，我用这样一个标题：“走近荣格与走进自己，感受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来呈现我的理解。
我的报告将涉及这样一些方面：在对荣格与中国文化作必要的背景介绍之后，侧重于荣格心理学理论的要点、方法与技术的内涵，以及其目的和实践意义的分析；最后，为大家介绍荣格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有关背景的介绍
荣格（C。G。Jung）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的深度心理学家。他们都是无意识心理学的开拓者。根据我的理解，我们的心理学作为学科本来是由三种源流汇聚而成的，冯特的意识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以及威廉·詹姆斯的适应心理学。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无意识的意义，对于整个心理学来说具有开创和奠基的作用。
本来，弗洛伊德是要将其开创的无意识心理学“拱手”让给荣格的。他们两人一见钟情，初次见面便长谈了13个小时，后来一起受邀参加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校庆。弗洛伊德把荣格作为其精神分析的皇储，让他担任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第一任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主编。但是，我们也知道，两人后来分道扬镳，荣格开始了其独特的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我随高觉敷老师读书治学，他是把弗洛伊德翻译引进我们中国的主要贡献者，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作学生的时候，也曾参加由高觉敷老师组织的“全国首届弗洛伊德讲习班”，那是在1985年。在我最初撰写的论文中，基本上都是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
我与荣格心理分析的实际接触是在1993年，当我第一次到了美国，开始自我分析的时候，在梦中遇到了荣格。1995年我到了瑞士，开始了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进一步的深度接触。
记得当初在瑞士学习的时候，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来瑞士做什么？我的房东Ruth Ledergerber便曾这样问我。她是苏黎世荣格学院资深的心理分析师。
我会说，来学习荣格心理分析啊。
但对方总是说，这我知道，那么你大老远的跑到瑞士做什么呢？
……
后来我才知道，对方之所以这样好奇地问我，是因为在瑞士荣格心理分析学院，他们所要学习的，本来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主要的课程中包括了《易经》、儒学、道家思想和禅宗等。因为这些，也恰恰是荣格建构其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的资源。
每次我从国外回来，也常被国内的同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老是跑那么远做什么心理分析图的是什么呢？你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们，这心理分析有什么用吗？
若是一定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来描述：在做心理分析之前，无意识只是书本中的一个概念或者理论；做了心理分析，才知道这无意识本来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就像空气和环境一样真实。做了心理分析，才知道这无意识本来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就像空气和环境一样真实。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不能离开这空气和环境的。
1993年，我初次去到美国。当被问到第一次出国的感受的时候，我脱口而出，感觉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由此，更加激发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求索。当时，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所在地爱德华镇的树林里，做了三个月的自我分析，读的唯一的一本书，便是荣格与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当初之所以被这本书所吸引，不是因为其作者，而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关于中国生命和生活之书。读书之后我做了一则日记，其中记到：“书已读完，尚未发现金花的秘密，但是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那就是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于是，对我来说，也就找到了一把钥匙，一把打开荣格心理学大门的钥匙；同时，这也是用荣格心理分析，来重新进入中国文化之心理学意义的一把钥匙。
二、荣格心理学的核心：体验自性与自性化过程
我曾经问我的同学——当我在瑞士苏黎世荣格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大概有200名左右的同学，来自47个不同的国家，平均年龄也在47岁左右，你们来学习心理分析，又是为何目的呢？
尽管回答也是各异，但总的来说，你经常会听到是这样一个答案：为的是“自性化”。
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所谓的“自性化”呢？
在荣格的心理学体系中，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自我，被称之为“ego”，或意识层面的自我。这种“自我”也就是普通意义上的“我”，我们习惯性的主观认同。
然而，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我，被称之为“自性”，荣格用的是大写的“自己”（“Self”）。
荣格使用“自性化”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过程：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一种整合或完整的，但又不同于他人的发展过程。于是，自性化意味着人格的完善与发展，意味着接受和包含与集体的关系，意味着实现自己的独特性。自性化意味着人格的完善与发展，意味着接受和包含与集体的关系，意味着实现自己的独特性。
大约12年前，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和秘书长默瑞·斯丹（Murray Stein）等一行5人，在来中国的学术访问和交流中便遇到了专业术语的翻译和理解的问题，包括荣格所使用的“Self”。我记得当时默瑞·斯丹倾向于用“道”来作解释，但我用了“自性”，并给他做了这样一个注解：“自”字象鼻形，本用来表示自己、自我、自身；同时具有起源、自然、本来之义；“性”字从心从生，具有性根、性质、性理之义，正如荀子所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篇》）《礼记·中庸》亦有言：“天命之谓性”、“自诚明谓之性”。于是，自性寓意着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心理本质，和我们生命与生活中的心理意义。
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体系中，自性属于人类全部潜能及人格整体性的一种原型意象。自性作为人类心灵内在的一种整合性法则，与一个人的心理生活，乃至其一生的命运息息相关，具有核心性的意义和作用。自性作为人类心灵内在的一种整合性法则，与一个人的心理生活，乃至其一生的命运息息相关，具有核心性的意义和作用。荣格有时认为自性是心理生活的源头，但他有时也把自性化作为一种目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生命中，自性要求被认识、被整合、被实现。
若是用庄子的话说，意识层面的自我，多是人为的结果；而内在的自性，则更接近于“天性”的成分。荣格自称为庄子的追随者，庄子的信徒。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而自性化，若是放在我们中国文化的范畴来描述的话，所追求的也正是“天人合一”的超越性境界。
于是，让自性涌现，成为一个人生活与生命的中心，便是自性化的过程，也正是荣格心理分析的关键和目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思想，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中，有“面对无意识”一章，叙述了他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自己陷入了低谷，“跌入”了“无意识的深渊”……荣格说：“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无可适从之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失去了方向。我感到完全悬在了半空中，原因是我此时尚未找到立足点。”
而面对如此的困难，荣格说，所有的心理学理论，甚至是弗洛伊德的学说，都帮不了他。而他自己必须直接面对无意识，寻找与无意识沟通的方法与途径。
面对无意识也是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这内心世界所涌现的意象。面对无意识也是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这内心世界所涌现的意象。寻找与无意识沟通的方法，也便是寻求对这些内在意象的理解，以及理解中所获得的意义。
荣格在其自传中描述到，此一阶段，他的无意识显得尤其的活跃。有与“白鸽”梦中的对话，有“玩积木”的童年自我，有犹太先知以利亚，有以盲女形象出现的莎乐美，还有带有“英雄气质”的黑色大蛇……直到有一天，荣格等到了他的斐乐蒙出现。
“……梦中出现了一个像大海那般蔚蓝的天空，天上漂浮着的不是云彩，而是平平的棕色土块。土块像是正在散裂开似的，于是在这些土块之间，蔚蓝的海水便可以让人看见了。但是这海水便是蓝天。突然间，一个带翼的人从右边横驶过天空。我看出来这是个长着牛角的老人。他系着结成一串的四把钥匙，他紧握着其中一把钥匙，像是要打开一把锁似的。他长着翠鸟的羽翼，颜色也跟翠鸟的一样……”
这是荣格在其《回忆·梦·思考》之“面对无意识”一章中对“斐乐蒙”的最初描述。
荣格说：“我由于不明白这一梦中的意象，于是便把它画了下来以使它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我正忙着画这幅画的那几天，我在我那靠湖边的花园里竟发现了一只死了的翠鸟！我像被雷击般的吃惊，因为在苏黎世这一带地方，翠鸟是极罕见的，在此之前我也从未发现过一只死翠鸟。这只翠鸟是最近才死的——至多只有两三天——而且身上也未见什么外伤。”
这便是荣格所画的“斐乐蒙”。
荣格曾经表示，其意象中的斐乐蒙带给他许多感悟，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心灵的真实性，the reality of the psyche；而心灵的真实性，也正是自性的一种基本功能。获得这种感悟，也就具有了自性化的重要意义。
荣格认为，从心理学上说，斐乐蒙所代表的是更高级的洞察力。荣格说，斐乐蒙“对我显得很真实，像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他的许多重要的心理学思想，均与这生动的内在意象有关。荣格在《回忆·梦·思考》中说，“我所有的著作，我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均源于这些最初的意象；“我晚年所取得的一切均已包含在它们之中”。
斐乐蒙被戴维·罗森（David Rosen）称之为“荣格的道家圣贤”。戴维·罗森是我的朋友，美国首席荣格分析心理学教授。我与我的学生范国平把他的著作——《荣格之道》翻译为中文，在中国社科出版社“点金石丛书”出版。为了撰写这部《荣格之道》，戴维·罗森专程赶往苏黎世，采访了荣格的学生冯·弗兰兹（von Franz）和梅尔（C。A。Meier），当时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荣格学者，提出的问题是，你认为荣格是道家吗？
冯·弗兰兹的回答是：“是的，荣格崇尚道家，并且对道家哲学的生活方式身体力行。”
梅尔回答说：“是的，荣格是一位道家。现在，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荣格的对立统一性心理学从其本质上说与道家思想是一致的。人们想把荣格变成他本来并不是那样的人。他扎根于自然及其对立与统一之中。然而，对于道家，他是如此的虔诚，如此的神往，荣格作为道家是再清楚不过了。”
实际上，荣格自己对此也曾有十分明确的表达。在《荣格书信集》（1950，p。626）中收录了他写给张钟元先生的信中，荣格说，“我是庄子哲学的极度崇拜者。接到你信的时候，我正重新沉浸于研究庄子的著作中”。荣格在信中说，“说服人们对潜在的真理睁开眼睛，获得其真实的心理体验是很困难的。真理是惟一的，亘古不变。我必须要说的是，道家是我所曾遇到的对这种惟一真理的最完美的表达”。张钟元先生是一位美籍中国哲学家，当时刚完成一部对庄子研究的专著，写信给荣格请他作序。我的一位美国荣格心理分析师朋友斯坦·马伦（Stan Marlan）曾在张先生那里学习中国文化，而张钟元先生也曾让他看过荣格写给他的这封信。
在荣格的自传中，在描述了“斐乐蒙”的意象和意义之后，接着叙述的是其“曼荼罗”绘画的体验。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要使无意识的内容具象化，让它们自发地表达并予以适当的方式来呈现。而“曼荼罗”的绘画正是适合荣格风格的方式。
1928年的一天，荣格画出了这样一幅“曼荼罗”，并取名为“金色的城堡”。
画完之后，荣格对着自己的这幅“金色的城堡”，反复问自己说：“怎么那么像中国的画？”荣格说：“我对其形式和颜色的选择印象很深，就是觉得与中国有关系……可谓奇怪的巧合，随后我就收到卫礼贤邮寄来的中国道家内丹文本《金花的秘密》，要求我撰写评论。我立刻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这手稿读完，因为文中所述对我关于曼荼罗及这中心趋向的想法，给予了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证实。这便是打破了我的孤独的第一件事。我慢慢意识到了一种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件事和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
很长一段时间，荣格画了很多的“曼荼罗”，自己都记不清到底画了多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荣格说，“事后只是逐渐地，我才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曼荼罗：‘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创造。’而这便是自性即人格的完整性”。
1994年托马斯·科茨和默瑞·斯丹等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的时候，在一次研讨会上，托马斯·科茨便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卫礼贤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是著名的德裔汉学家，在中国居住生活20多年，把《易经》和儒学与道家经典等翻译成德文，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被称之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实际上，这正是荣格自己的表达，《荣格全集》第15卷记有：“事实上，我认为卫礼贤给了我无限的启迪，我所受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而卫礼贤所给予荣格的启迪，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启迪；卫礼贤对于荣格的影响，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影响。
2002年9月，在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上，时任IAAP主席的默瑞·斯丹以“中国思想对荣格及其心理学理论的影响”为主题做了特邀演讲。他以卫礼贤和荣格之间的13封通信为第一手资料，阐述了这种影响的实际内容。他说：“正是由于卫礼贤的工作，才使荣格在中国思想中发现了宝藏，而这宝藏在荣格的一生中都影响着他的思想……他们的合作始于搭建沟通东西方桥梁的共同使命……获得了一种以‘心理真实性’和‘超越性功能’为基础的复杂性心理学体系，同时兼容了中国的道家思想和欧洲的科学理论。”
在卫礼贤逝世的纪念会上，荣格说，“任何人若是像我这样，极其幸运地体验了与卫礼贤的心灵交流，以及感受了《易经》的神圣影响，那么就再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于此我们已是接触到了一个足以在本质上动摇我们西方心理态度的阿基米德点。”
而这个阿基米德点，正是“自性”。由此所引发的自性化理论，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
荣格说，由此，“它便把我直接引导到中国的‘道’的观念上了。我已经讲过我的内心变化发展与卫礼贤寄给我的一个道家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事。1929年，我和他合作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到了自性的时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
如同坎贝（Joseph Campbell）在其《千面英雄》中所总结的英雄神话，从“分离”开始，听到“冒险的召唤”，经历种种考验，然后获得“传授奥秘”，从而“归来”，成就一番事业。
这是荣格的神话，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归来，带着东方的智慧，以及对人性的独特理解，成就了分析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在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
坎贝是深受荣格思想影响的学者，而在这影响中也包括了荣格的人格。在其英雄神话中也包含着荣格的身影。这也正是对荣格自性化过程的生动描述与呈现。
自性与自性化过程，是整个荣格心理分析的核心层面，其中包含着荣格与中国的深切联系，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自性与自性化过程，是整个荣格心理分析的核心层面，其中包含着荣格与中国的深切联系，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三、荣格分析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托马斯·科茨在2000年出版了《荣格心理分析师：比较与历史的视野》一书，这是第一部重要的荣格分析心理学史。托马斯·科茨在书中专门介绍“荣格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包含的意义。
他说，“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荣格对中国的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最感兴趣。1920年前后，在他的好友、著名汉学家维尔海姆（卫礼贤）的帮助下，荣格深深迷上了中国的炼金术与道家思想。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对中国古老的炼金术著述——《金花之秘》的心理学述评，这是荣格对炼金术的入门之作，炼金术是荣格余生中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⑧。这是在比较了世界各地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之后，资深的荣格心理学理论家给出的总结。
托马斯·科茨说：“分析心理学与中国的联系是重要的……荣格深受古老中国智慧的启发。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历久弥新的深切联系！”⑨
正是托马斯·科茨本人，时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的时候，与其秘书长默瑞·斯丹等人开启了IAAP与中国学术界的正式接触。而他本人在这次访问中主要的报告，是《荣格与道》。正如前面提到的，他在报告中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卫礼贤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
1994年的这次访问，被默瑞·斯丹称为“荣格心理学与中国学术界进行交往的一个历史事件”。他在事后写给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报告中重新提到，正是由于卫礼贤，荣格才系统地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炼丹术，以及中国的《易经》，所有这些，都在荣格自己关于心灵本质的思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炼丹术，以及中国的《易经》，所有这些，都在荣格自己关于心灵本质的思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98年，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支持下，我们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时任IAAP主席的鲁格·肇嘉（Luigi Zoja）在致辞中说，“荣格分析心理学早已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我相信，若是荣格教授本人得知你们正在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也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与会的美国加州整合研究院职业心理学学院院长莱朗·范登戴尔（Leland van den Daele）郑重提出，“荣格本人十分欣赏《易经》、《金花的秘密》等中国经典，但是，荣格的欣赏，也是对下一代学者们继续探索的期望。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便是这种探索的一个里程碑”。
2002年，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支持下，我们举办了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论坛，IAAP的三任主席，国际上多个心理分析研究院的院长及200余学者到会。时任IAAP主席的默瑞·斯丹在开幕式上说，荣格深切地感到，东方思想能弥补西方理性传统的片面性缺陷……他认为东西方思想的相遇，不是舍此取彼，而是融会贯通。“荣格深切地感到，东方思想能弥补西方理性传统的片面性缺陷……他认为东西方思想的相遇，不是舍此取彼，而是融会贯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本着互相关注、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真诚的对话。这正是‘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所要做的工作”。
IAAP秘书长乔·凯布雷（Joe Cambray）说，“这是国际分析心理界的一次历史性盛会。作为第二届，将有效加强自首届会议以来双方在探索与对话中已获得的成果与共识。通过‘共时性与易经’的主题，将是促进东西双方进一步互相探索，发展显性与隐性关系的良好契机”。
今年9月份，我们将举办第三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以“伦理和智慧：东方与西方”为主题。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现任主席Christian Gaillard，前任主席Thomas Kirsch、Murray Stein和Luigi Zoja等均将出席。届时我们还将在青岛卫礼贤的故居，举办一个“荣格与中国”的专题研讨会。
在最近的10年中，我们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专业已有10多位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中有3位也通过了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考核。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和研究，如：“自杀情结的心理分析研究”、“强迫情结的心理分析研究”、“意象体现的心理分析研究”、“边缘性人格的心理分析研究”、“创伤与分离的心理分析研究”、“军队士气的心理分析研究”、“心理分析治愈因素的复杂性探索”、“《诗经》中文化意象的心理分析研究”，以及三位境外博士研究生（其中两位来自美国）的论文：《中国饮食文化的心理分析研究》、《荣格心神意象的心理分析研究》、《中庸之‘诚’的心理分析研究》等；两位博士后研究人员一位是中医的博士，研究主题是“中医情意治疗与心理分析”；一位是宗教学博士，研究主题是“道家内丹与心理分析”。
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有效的心理分析理论，包括方法与技术，是我们的期望与努力。心理分析不仅可以运用在个体临床的水平，起到基本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而且能够帮助人们心理的发展与创造，增进心理健康，发挥其心理教育的意义。这种心理分析不仅可以运用在个体临床的水平，起到基本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而且能够帮助人们心理的发展与创造，增进心理健康，发挥其心理教育的意义；同时，心理分析还可以在认识自我与领悟人生意义的水平上，获得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感受。这种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分析，还可以在社会文化和艺术，以及广泛的人文社科领域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荣格分析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还体现在沙盘游戏治疗技术的培训和推广上。我与高岚在1995年参加苏黎世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大会的时候，接触与学习了沙盘游戏治疗，回国后不久即建立了三个沙盘游戏治疗室，并指导研究生进行系统的研究。从对卡尔夫和洛温菲尔德的理论性研究，到对“初始沙盘的编码”、“沙盘游戏的主题”以及“团体沙盘游戏的操作”等技术性研究，到“沙盘游戏与自闭症的治疗”、“沙盘游戏与抑郁症的治疗”等应用性研究，完成了10多篇研究生学位论文。
我在获得了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心理分析师资格的同时，也获得了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和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学会（STA）心理治疗师的资格。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一直重视和支持沙盘游戏治疗技术在中国的发展，通过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中国发展组织和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中心，组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并选派资深的沙盘游戏治疗师前来主持教学，如ISST主席Ruth Ammann、秘书长Eva Pattis和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前任主席Harriet Friedman，资深沙盘游戏治疗师Rie Mitchell等，都多次前来教学和指导。在最近的几年中，也常有来自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在《国际沙盘游戏治疗杂志》上发表。
沙盘游戏治疗（Sandplay Therapy）由荣格的学生多拉·卡尔夫（Dora Kalff）创立，卡尔夫本人自幼学习中文，热衷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她所创立的这种方法可看作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有效结合。她在奠基沙盘游戏治疗的第一部著作《沙盘游戏：治愈心灵的途径》中，用周敦颐的哲学作为沙盘游戏的理论基础，运用老子和庄子以及《易经》，来对沙盘游戏的个案进行分析。在该书结束的时候，卡尔夫阐发了《易经》“坎卦”的心理学意义。坎上坎下，其象为水，为险。其卦辞曰：“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在《彖辞》中有这样的阐释：“……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卡尔夫认为，这《易经》坎中之水，正是心灵发展进程的写照。她充满感情地说，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坎卦，“能够获得如此的体验，获得内心的和谐之后，我们才能够谈论恩赐和完美”。
经过多年的努力，沙盘游戏治疗已在国内获得重要的发展。与其同时，我们还有意象体现技术（Embodied Imagination），以梦的工作为主。荣格心理分析师、国际梦的研究会主席Robert Bosnak是这种技术的主要推动者。从2000年开始，他每年都专门安排时间前来进行专业培训和教学，为心理分析和中国文化方向的研究生提供研究性的指导。
Robert Bosnak认为，我们的意象体现和梦的工作技术，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诸多的灵感和启迪，包括《易经》、《黄帝内经》、道家思想、孔子的教诲和禅宗的精神……中国文化中包含着我们创造性工作的源泉。在Robert Bosnak看来，心理治疗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还仅仅是萌芽阶段，主要还是集中在与理性的心理层面相关的认知行为治疗上。他觉得是时候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现代中国的文化、人群、家庭以及个体中呈现的无意识心灵需要进一步的探索。而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对于心灵的关注，正是意象体现技术发展的重要资源。
我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看做是基础，沙盘游戏治疗和意象体现技术好比使用的左手右手。沙盘游戏可以作为有形的梦的呈现，而梦的工作也包含了无形的沙盘。而其中精妙在于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沙盘游戏可以作为有形的梦的呈现，而梦的工作也包含了无形的沙盘。而其中精妙在于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化中所独有的术语来表述意象体现的基本过程：体认—体会—体现—体验—体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以心为本，以心传心。
这是我们为“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设计的徽标，中间的符号是我们的汉字“思”，我称之为“思维的心”或“心的思维”，这包含了头与心的“思”已融为一个整体，中国之思的本义，既拥有头又拥有心，同时又超越了头与心，具有原型的超越性意义。
对我们来说，这既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所在，也是分析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关键，体现的是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精髓。
当我们真的走近荣格的时候，实际上走进的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是自性的魅力，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蕴含，是心灵本来所具有的意义。当我们真的走近荣格的时候，实际上走进的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是自性的魅力，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蕴含，是心灵本来所具有的意义。这也便是我为大家所做的报告，走近荣格与走进自己，感受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境。
谢谢大家！
答问
“提问”请问你当初是如何选择了荣格心理分析的呢？这种心理分析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
“申荷永”多谢您的提问。我想我对荣格心理分析的“选择”，首先是从心理学开始的。但这种心理学的选择本身，更多的也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或追求。我曾随高觉敷先生读书，他是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入中国的主要学者。而我最初的学习也便以精神分析为主，但对于荣格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尽管在1985年前后，也曾为高觉敷老师邀请的荣格学者做过翻译。
在完成了心理学的博士生学习之后，我也曾用了1年多的时间，去采访当时国内主要的心理学家，想探索“中国心理学的形成”。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跟着高觉敷老师完成的博士学位，但仍然有某种内在的对心理学的追求未能满足，或者说，正是由于跟着高觉敷先生读的书，所以才加强了这种内在的需要或追求。
在此学习的基础上，遇到了一个“偶然”或“必然”的机会。1993年，我独自去了美国。来到了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所在地爱德华镇。头三个月我基本上泡在了图书馆里，似乎是要读完那里所有的书，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美国老太太引我到了“我该走的路”。因为本来我总是在汽车跑的高速路上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有一天，遇到一位老太太，把我引到一片树林，给我指出了树林中的一条可以骑自行车的小路。第一次到了那里，我就被那自然的景色所吸引；从那之后便很少再去学校，自发地进行了三个月的自我心理分析。
而在那三个月中，只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金花的秘密》。我甚至都没有留心该书的作者是荣格，因为所吸引我的，也并非是“金花的秘密”，而是书的副标题：“一本关于中国生活和生命的书”。但是，读过此书之后，伴随着三个月的自我分析，我在日记中记道：终于读完了《金花的秘密》，虽然仍不知“金花”的“秘密”所在，但却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那就是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
随后不久，我乘火车从圣路易斯去洛杉矶。途中做了一个梦，一个真正把我引向荣格心理分析的梦。在梦中，我把自己的头取了下来，放在了对面的桌子上。在此过程中，也把卡在脸上的多年的面具取了下来，铁做的卡得很深的面具，取下的时候，还带出了头上伤疤的血迹。而我的头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留下过一个伤疤，那是最早能记得的创伤，也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
到了洛杉矶之后，我的荣格心理分析朋友，兴奋地为我分析了这个梦。实际上，有好多位著名的荣格心理分析师，都曾为我的这个梦，帮我做过心理分析的工作。
这梦或可以看做是一种内在的觉醒，犹如庄子所描述的心斋，启示我可以用“心”去看，用“心”去听。而梦中也包含着这样一种意义，我是带着创伤开始我的荣格心理分析旅程的。而这种创伤，既是我个人的，有我头上的伤疤为证；也是我们文化的，因为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下的创伤。
于是，荣格的心理分析学习，本身也是一种治愈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追求，是对生活或生命意义的追求。心理分析学习，本身也是一种治愈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追求，是对生活或生命意义的追求。
“提问”荣格的心理分析，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申荷永”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看我能从什么角度来回答。
这样说吧，首先是人格的不同。曾有这样一种说法，你若是父亲的好儿子，那么，你去学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你若是母亲的好儿子，那么你就去学习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弗洛伊德所表现的，是一种严格的父亲权威；而荣格所展现的，则包含了母性的内涵。
当年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破裂之后，两人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秘密通信”，试图通过相互的分析，来寻找不合或分歧的内在原因。这是1913年前后。当荣格1921年完成他的《人格类型》理论的时候，他发现，不仅是他自己在意识或认知层面与弗洛伊德冲突，而是由于人格层面的因素；而且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分裂，可能也是如此。
从理论上来说，荣格1912年出版的《里比多的象征与转化》（Transformations and Symbols of the Libido，英文翻译的时候用的是“无意识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是他们分裂的重要依据，其中呈现了对无意识的不同理解。比如，在弗洛伊德看来，性就是里比多，或里比多就是性或性力的冲动。但是在荣格看来，里比多包含了性，但应该被看做是广泛的生命力或生命冲动。“性”尽管很重要——对于所有的物种，但对于人类的文明来说，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比如变成了文化的象征性意义。后者是荣格的观点。
再比如，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俄狄浦斯情结也被称之为俄狄浦斯神话十分重要，几乎可以说是整个精神分析的核心。但对于荣格来说，俄狄浦斯神话尽管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并非这神话本身，而是神话本身的创造。心灵在创造神话。
这也就涉及到了两者的不同理论建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潜意识（unconscious）主要是属于个体的，主要表现为被压抑的性，或者是由情结构成，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对于荣格来说，潜意识是集体的，我们一般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主要表现为原型意象和象征，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组成，比如诸多原型意象的表现。
当然，在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还有其他一些不同。这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我曾去广州的美国领事馆签证。在签证的窗口，本来是等着被审问是否有移民倾向的时候，没想到那位负责签证的美国领事问我：“你是心理分析的教授？”我说“是”。于是他问：“那你说说荣格与弗洛伊德有什么不同。”
这位美国外交官，当时是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签证处处长，后来成了我的博士生，跟我学习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去了美国。
若是作为一个简要的补充，那么，荣格本人，以及荣格心理分析家们，都十分注重中国文化，并且与中国文化有着相当充分的交流。而弗洛伊德，尽管也曾写信给中国学者，但是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接触。就目前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的3000余荣格心理分析师来说，几乎都熟悉《易经》，都读过道家经典《太乙金华宗旨》（荣格与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都喜欢老子和庄子。
“提问”那么，荣格心理分析的方法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在治疗和分析的效果方面，你能做一些说明吗？
“申荷永”哦，这是更进一步的问题，涉及整个精神分析理论背后更为实质性的问题。从方法上而言，弗洛伊德的工作以“自由联想”、“梦的解释”和“移情分析”为主，当然还有阻抗和防御等技术性的处理。荣格也以“梦的工作”为主，也涉及“移情”、“情结”等主要的问题，但使用的主要技术被称之为“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
若是评价其治疗和分析的效果，那么，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两个人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病人，或称之为来访者有所不同。因为在我看来，“来访者因素”是考察工作效果的重要变量。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开拓性成功，是与其治疗或分析的效果分不开的。以“安娜”为例，经过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的治疗，她从严重的神经症中解脱了出来，积极地从事写作和慈善事业。我们也知道，这位特殊的病人，也给我们留下了“谈疗法”和精神分析治疗的传奇。
那么荣格的方法与治疗和分析效果，同样也有许多传奇的故事。比如，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塞（Hermann Hesse），从1917年前后便开始接受荣格和荣格派的心理分析。当时他几乎要崩溃，遇到了十分严重的生活与心理的危机。而与荣格一起的心理分析工作，有效地帮助了他；不仅为他解决了心理的困难，而且帮助了他的生活与创造。194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保利（Wolfgang Pauli），也曾是荣格的病人。荣格帮助保利分析了1300个梦；保利的梦和其心理分析内容，也帮助荣格完成了最重要的学术研究：炼金术与心理分析。
于是，我能说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都具有重要的治疗和分析效果。尽管心理分析的过程是十分具体的，也总是因人而异。就我自己来说，我曾经历过3位心理分析师，其中一位本来是精神分析出身的，仍然使用经典的自由联想。同时我也曾接受过格式塔心理治疗的训练，曾接受过人本主义和超个人心理治疗的训练……但是在我看来，心理分析，或称之为精神分析，因为对我来说，心理分析已包含了精神分析，仍然是最好最有效的心理治疗，尽管并不意味着足够好。因为心理分析不仅是治疗，也是一种心灵的探索，是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追求。心理分析不仅是治疗，也是一种心灵的探索，是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