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转轨及其方式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掀起了一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的经济转轨潮流，成为20世纪末并延续至21世纪的全世界瞩目的重大社会现象。
所谓经济转轨，一般是指社会经济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本章考察的经济转轨，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即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抛弃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市场化的过程。学术界经常使用“过渡”、“转型”、“改革”、“市场化”等概念来描述这一历史进程。笔者认为，这些概念与“转轨”有着基本相同的含义。“转轨经济”即“转型经济”、“过渡经济”、“转轨时期”即“转型时期”、“过渡时期”。因此，在没有特指的情况下，本章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将把它们视为同一含义。当然，“转轨”（TRANSITION）与“改革”（REFORM）不应完全等同，但在我们研究“转轨经济”的范围之内，“改革”作为这一“转轨”过程的必不可少的伴生物，把“改革”与“转轨”等同起来，又应该是不会引起歧义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把我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划为转轨国家之列。在他们看来，转轨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其经济从中央管理体制向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体制过渡。其实，中国的经济转轨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始时间是不同的。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转轨，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虽然开始得较早，但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
其次，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不同。中国经济转轨的目的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通过经济体制的转变，不断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目的是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
再次，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设计不同。中国在经济转轨中保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着重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并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探索有本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与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并举，即不仅抛弃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
最后，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不同。中国采取了渐进的转轨方式，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了激进的转轨方式。
激进式转轨以市场迅速全面的开放，大规模迅速实现私有化为标志，实现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一步跨越。它的基本特点：一是通过价格自由化和外贸自由化彻底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私有化。二是同时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三是转轨初期放弃国家干预，而后开始引入国家干预调节系统。四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由相互对立的社会、地区和种族集团构成的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它们是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因此，转轨伴有各政治利益集团的激烈斗争，具有特殊的社会震荡性和破坏性。
渐进式转轨则是在暂时不破坏旧体制的条件下，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转换，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它的基本特点：一是在转轨内容上，循序渐进，逐步扩大。“在存量改不动的时候，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体经济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制造条件。”二是在转轨的推进方法上，逐步摸索，从易到难。三是在新旧体制的转换形式上，普遍采用双轨制过渡的方式。四是在经济改革的目标上，不断调整，逐步明晰。五是在改革措施的推行上，广泛采取试验推广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意味着中国改革的局部性特征”。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依据
与选择激进转轨方式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不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选择的是一种较为稳妥、谨慎的转轨方式———渐进式改革。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是由我国客观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
在对经济转轨的现实起点，即初始条件的分析及其对转轨模式、改革、绩效的认识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研究者特别强调初始条件的差异对转轨方式选择的影响。笔者赞同这种分析。事实上，尽管与所有其他转轨国家一样，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同样的逻辑起点也存在着具体条件和经济背景的不同。中国经济改革在起始条件及经济背景方面与前苏联、东欧各国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改革之初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远远低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现代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同时并存。改革初，我国总人口中在农业中就业的人数几乎占总就业人数的3／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15%和11%左右，前苏联的上述比例分别为39%和41%。从产值来看，1978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分别为28 。 1%、48 。 2%和23 。 7%，而前苏联1985年的上述比例分别为11 。 9%、50 。 0%、38 。 2%。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30美元，而前苏联则为3700美元。可见，改革之初，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低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第二，改革之初中国的国有化程度远低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当时，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有部门几乎涵盖了全部人口，甚至包括农业人口。而在中国，国有部门的规模很小，1978年国有企业职工在就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只占18%，与国有企业接近的城市集体部门职工比重也仅占5%，农村人民公社却占据劳动力比重的70%之强。在前苏联，1985年93%的劳动力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和城市所属企业中（包括国有农场）就业，在财政上依靠国家与国有部门没有什么区别的集体农庄和消费者合作社占有6%的劳动力，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比重只有1%。第三，改革之初中国经济的计划程度远比前苏联、东欧低。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经济计划比在中国渗透得要深得多，国家计划的集中度也比中国高得多。前苏联改革前，这种体制已运行了60多年，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经济计划覆盖了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而中国的中央计划体制是1953年才从前苏联学习过来的，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当时的决策层还注意到了中国本身的国情，并没有全盘照搬。实际上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属于动员命令型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强调精神的作用，反对物质刺激，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普通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轨迹。中国的计划统计人员的数量、质量，以及指令性计划制定的严密程度和执行计划的严格程度，都远不及前苏联。中国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前苏联经济计划涉及的商品约有2500万种；而中国的计划仅包括1200种商品。地方政府在中国比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在中央计划以外建立小规模的乡镇企业。1965年，中央部委直属非军工企业共10 533个，其产量占国有工业总产出的47%，到1971年，中央部委直属的非军工企业下降到142个，其产量占国有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也降至8%。
我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中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二）中国经济转轨的性质决定了我国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
“转型除了市场趋向的共性之外，还是存在社会基本制度选择的差异的。”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是深刻的体制变革与创新，是一场革命，但我们要建立的新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它是公有制基础上的体制转换，而绝不是全面“私有化”。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不能采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方式，不能不顾条件的许可，采取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而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目标、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三）中国经济转轨目标的不断调整与演进决定了我国选择渐进的改革方式
在经济转轨的初始阶段，前苏联就非常坚定地提出要建立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东欧各国也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回到欧洲去”。而我国转轨的目标模式一开始是不明确的，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着的。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因此，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试错”的特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完成的。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它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绩效分析
中国经济转轨是按一种独特的思路，沿着一条特殊的渐进式道路演进的，这种独特的转轨方式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繁荣：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1989年的16 909亿元，并一路猛增至2001年的95 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9 。 4%，超出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6 。 1个百分点。即使是在1989～2001年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9. 3%的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一路跃升至世界第6位，成为世界经济体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其次，加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据卢中原、胡鞍钢估算，1979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为25%，1985年超过50%，到1992年以后已提高到63%，到2010年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基本走完。那时的市场化指数大概达到75%。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从国内物价和市场、外贸和货币的可兑换性、新企业准入的开放度三个方面，采用加权平均法（权重分别是0. 3、0. 3、0. 4）约略测算一国实现市场经济的程度。结果表明，以市场化指数最高值为10来测算，1989～1995年世界上体制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指数平均为4. 4，最高值为6. 9，而我国为5. 5，远高于转轨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
再次，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常修泽、高明华从贸易依存度、资本依存度和投资结构水平三个层面对我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到1997年经济国际化程度已经从1978年的3 。 3%提升到21 。 3%，最高的1994年曾经达到24 。 6%。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时期。200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5 。 28倍。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5 。 1倍。国家外汇储备 1991年仅有 217 。 1亿美元，2003年末达到4033亿美元，增长17 。 6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91年仅有43 。 7亿美元，2003年为535 。 1亿美元，增长11 。 2倍。
最后，加速了中国人民在解决温饱基础上向小康目标迈进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人民生活由温饱达到小康。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居于世界前列，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提高最快的时期。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 5%和67. 7%下降到39.2%和49.1%。群众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2 。 5亿农村贫困人口中有85%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 。 7%降到3%，这是世界消除贫困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研究组对小康进程的
综合评价，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有3／4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根本解决。祖祖辈辈关于小康生活的梦想，今天成为现实。
在充分肯定我国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的改革任务并没有根本完成，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滞后，改革中也有不少失误。与此相联系，还存在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基础产业发展滞后、技术升级缓慢、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企业组织不合理、企业规模不经济、某些企业管理滑坡、某些年份通货膨胀高位运行、有些年份又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交易秩序和信用关系混乱，潜伏金融和财政危机。居民收入差别过于悬殊、就业问题尖锐、部分行政官员贪污腐败等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办法也是多方面的。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当前刻不容缓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国家围绕转轨方式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经济转轨是选择渐进方式好，还是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好。至今，国内外学者对激进和渐进转轨方式的认识仍然各异。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的渐进式转轨取得了奇迹，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遭到了失败，因此，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改革。但从最近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看，这一看法却遭到了质疑。俄罗斯经济学家B。 梁赞诺夫认为：选择什么样的改革策略是有效的和最好的？是“激进”还是“渐进”？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社会转轨不是赛马，成功的主要标志不是谁先冲过了终点线”，渐进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取而代之。但是，他认为，渐进方式并非一定成功，也存在“渐进失败”。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认为，“激进”和“渐进”是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两种政策选择，通常交替使用，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般性答案”。杨小凯等认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赞成“渐进”改革模式的经济学家缺乏宪政思考，只看到不同转型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结论。并由此提出，不赞成以中国的渐进改革业绩去认定俄罗斯“休克”改革的失败。林毅夫提出不同看法，肯定渐进式改革。他认为，既然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宪法，那么，人民认可和接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部宪法的颁布和一次选举的举行而完成全过程。可见，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却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改革比激进改革好。看来，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成功者到底是俄罗斯还是中国，这种争论在短期内不会有结论。
笔者认为，我们不应仅仅从渐进和激进两种改革方式上评价孰优孰劣。经济转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正如张宇所言，“改革方式的优与劣、改革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改革措施的成本与收益等问题，都只有在确定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加以考察才有充分的意义。”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将改革方式放到它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来评价，即使要对渐进方式和激进方式做比较，其目的不应在孰优孰劣，而是应当通过比较去发现它们在各自的生长点上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去揭示不同改革方式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分析改革的结果。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如果改革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社会主义改革就失败了。而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看来，这样的改革就成功了。
总结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笔者认为：（1）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其制度变迁以诱致性变迁为主要特征，同时又有机地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在一起。（2）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以此否定任何激进式改革的有效性，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3）无论是激进方式还是渐进方式，自身都存在不足，其中任何一种改革方式被极端地利用，都有可能走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因此，两种改革方式往往在互补时才更加有效。中国经济转轨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就证明了这一点。（4）中国经济转轨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表明渐进式改革中也可以有激进式改革的成分。其实，渐进与激进的改革，是可以交替进行的，至少就其推进的速度而言，二者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5）在转轨结束之前，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究竟是一以贯之，还是也可能有某些激进式改革，只能以制度变迁的主客观约束条件为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