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的产业配置失衡
造成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产业配置失衡。改革前，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资本配置强烈向重工业倾斜，严重背离了我国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改革后，伴随着企业和地方政府利益的独立化，资本配置明显向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倾斜，导致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资本投入与产出缺少关联度，致使资本配置缺乏效率。
1.资本在轻工业和重工业配置失衡。
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是在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起始时期水平上起步的。据经济学家推算，发达国家在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及工业化起步的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大都在200美元以上，有的已超过三四百美元。我国在1952年，估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50美元左右。这种低收入水平抑制资本积累，致使资本供给严重不足，资本价格或利息相当高昂。比较而言，劳动力供给极为丰富，劳动力价格较低。如果由市场来诱导产业结构的形成，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成本较低，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比资本密集型产品更富有竞争力。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生产者会将资本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
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轻工业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从理论上讲，在工业化起始时期，我国应首先将资本投向轻工业。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在工业化之初资本配置先是向周转快、收益高的轻工业倾斜，重工业化趋势是到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时期才出现。
由于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解决发展重工业部门的成本高昂问题，政府制定了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人为地压低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并建立相应的资本计划配置制度以保证资本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
不可否认，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使我国在人力、财力和物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完成了大量的重点项目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然而，资本配置对重工业的强烈倾斜严重背离了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造成资本产业配置失衡和资本配置低效率。
假定整个经济中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两个部门，由特定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为OCD。EP表示由市场决定的相对价格线。如果没有产品和要素价格扭曲，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本，则适宜的生产组合在E点，即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由市场决定的相对价格线的切点上，整个经济将生产OX0的重工业产品和OY0的轻工业产品。然而，由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人为扭曲要素价格，资本反而成为一种相对便宜的要素，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将资本配置到具有优先发展权的重工业部门，这就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的发展。结果，实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缩小到受限制的Y1 AD，形成的产品生产组合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 A点，相应的重工业产品产量为OX1，轻工业产品产量为OY1.这种资本倾斜配置的静态后果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将损失一个ea的绝对量或ea/eO的相对量。由资本配置失衡导致的国民收入损失，意味着可供投资的剩余的减少。假设国民收入按一定的比例用来投资，则一方面减少的投资额会按一个乘数效应进一步减少总投资，这个乘数为社会边际积累率的倒数；另一方面，假设政府资本倾斜配置的目标是通过轻、重工业之间的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来达到的，则每一期再生产都会同样产生一个相对量为ea/eO、绝对量不断大于ea的损失。
对于资本的产业配置失衡导致资本配置效率损失，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德塞和马汀经过研究发现，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前苏联因资本和劳动力的部门间配置不合理而造成的损失为3%~10%，约占工业投入品的15%~17%。怀特斯托和巴雷托经过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前苏联通过重新配置工业中的资本和劳动力，提高产出4%~6%。
我国轻、重工业的资本配置失衡所造成的资本配置效率损失要比前苏联更为严重。这是因为，资本配置过度向重工业倾斜的工业化模式与市场需求结构严重脱节。前苏联在重工业优先发展过程中市场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它当时所控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钢铁、重型机械等重工业产品上对前苏联有很强的依赖。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在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下推行的。一方面，由于实行自我均衡的封闭经济，重工业的发展不能得到国际市场上的有效支持；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又与农业、轻工业的需求严重脱节。1952年，国家重工业投资中用于农机、化肥、农药等工业的投资比重只有8.5%。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主要是依靠重工业内部的自我循环来实现。为了保证重工业内部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提高积累率，增加对重工业的资本投入，每一次生产循环又不可避免地发生因资本配置失衡而导致的资本配置效率损失。
2.资本在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配置失衡。
改革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市场力量的逐步增强，资本配置的制度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资本计划配置制度下单一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为主体的资本配置格局被打破，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个人、外商投资者，都已成为重要的资本配置主体，多元资本配置主体格局已经形成。资本配置制度的改革培育和发展了市场性因素，对日益多元化的资本配置主体行为产生了很大变化，从而影响和决定了资本配置的变动。简单地说，企业倾向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地方政府倾向于追求相对独立的地方利益最大化，中央政府则更多地注重于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从投资产业方面看，基础产业具有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资本产出率较低的基本特征，外溢性和自然垄断特征较明显，因而投资具有准公共产品生产的性质。由于基础产业的这一性质，即便是在成熟市场经济下也是市场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的领域。我国的特殊性在于，基础产业低赢利还源于很长时期价格体系的扭曲。有关资料显示，基础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创造的利税为9.14元，低于全部工业的11.61元，更低于非基础工业的14.55元。在利润动机驱使下，企业投资倾向于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尤其是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地方利益独立化以后，出于增加财政收入、发展地区经济等多方面考虑，地方政府对价高、利大、税丰的非基础部门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加工工业项目也有更高的偏好。于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最终消费品工业，尤其是家用电冰箱、家用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等高档家用电器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产量迅速增长。据统计，1980~1985年，家用电冰箱、家用洗衣机、录音机和彩色电视机分别增长 28.5倍、35倍、24倍、102.3倍，平均每年递增96.7%、105%、90.4%、152.8%。还有诸如彩色盒式录像机、空气调节器、吸尘器、各型摩托车、照相机等等，都在短短五年间增长十几倍、上百倍不等。然而，这一系列新兴消费品工业短期内的高速突前发展，完全脱离了我国工业原有基础，主要是依赖进口大批的自动生产线和零部件而实现的，而生产的产品又直接投入最终生活消费，因而就割裂了与国内原有工业体系的前后向关联。这不仅不能将国外先进技术传导到原有工业结构中去，而且在投资、高利润收益、抬高国内消费层次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对原有工业部门的冲击，其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
资本配置“高加工度化”是工业化过程中资本配置演进的一大趋势。高加工度化意味着加工、组装工业的资本投入增加速度远远大于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资本投入增加速度。然而，这种演进必须以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改革以前，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只是重点发展其中的重加工工业和军事工业，重工业中的采掘、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超前发展，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部门。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新兴的消费品工业的超高度发展，不仅没有使资本配置中原有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反而加剧了资本配置中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的矛盾，致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常常因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供给不足而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初，仅因电力供应不足致使约20%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发挥。作为主要交通运输业的铁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需求的满足程度由改革初90.3%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50%~70%，由此每年损失4 000亿元。1998年，我国经济步入低谷，部分基础工业品如基础化学品、化纤、建材等出现了供大于求，电力在一些地方也首次出现过剩，基础结构“瓶颈”出现缓解甚至似乎已根本不存在。但能源、部分原材料市场供给不再紧张甚至部分过剩，是因为加工工业能力大量闲置所致。 2003年，伴随着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得到较大的提高，带动能源、原材料需求增加，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供给再次不能适应加工工业的需求。
显然，改革以来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间的资本配置失衡严重背离了我国产业之间资本投入和产出的技术经济联系，背离了基础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不仅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因资本配置的低关联度而不断下降，而且还会因基础产业供给“瓶颈”而造成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进而造成资本配置效率损失和经济增长低效。
二、资本的地区配置失衡
造成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的地区配置失衡。改革前，为了贯彻地区均衡发展战略，资本配置强烈向内地倾斜，严重背离资本配置的比较收益要求，造成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改革后，出于自身独立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甚至不惜采用地区封锁等反市场化手段在本地区范围内建立小而全的工业体系，致使地区分工弱化和地区之间资本配置趋同，进而造成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损失。
1.资本在东中西部地区配置过度均衡。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产业布局尤其是工业布局畸形地集中于沿海地区，工业产地严重脱离消费地和原料地这一现状，从合理地进行产业布局和促进各地区平衡发展出发，国家在“一五”计划中明确指出，“为了改变原来地区分布不合理状况，必须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从“一五”计划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基本上执行地区之间资本均衡布局政策，国家始终将经济基础薄弱的内地作为资本配置的重点。
从资本配置效果看，“一五”时期主要针对旧中国工业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的缺陷，国家将前苏联援建的156个成套项目的2/3安排在内地和东北地区，并将649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工业项目中的472个兴建在内地。由于这一时期的重点建设特别强调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因而投资效益大都比较好。通过这些重点工程和大中型工业项目的兴建，不仅使内地出现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大大增强了内地的经济实力，改善了不合理的产业布局，而且使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出现了缩小的势头。
进入“二五”时期之后，国家原计划在内地继续建立一批新的工业基地的同时，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适当发展沿海工业，但并未得到贯彻落实，而是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西北七个协作区，并要求各协作区尽快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资本在地域分布上呈极度分散的特点，加上大量的资本投向以钢铁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因而尽管各地区的资本投入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资本配置并不理想，总体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和前苏联的关系彻底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维持对我国的经济制裁。出于对国际形势恶化和备战考虑，从三年调整时期开始我国进一步加强内地的经济建设。1964年，毛泽东提出全国按一、二、三线进行整体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建设好三线建设大后方的设想后，三线地区，包括由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构成的西南三线，和由陕、甘、宁、青、豫西、晋西组成的西北三线，一度成为我国资本配置的重中之重，投资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少有的。据统计，“三五”时期，内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66.8%，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2.7%；“四五”时期，内地和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分别为53.5%、41.1%。三线建设对开发内地资源、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三线建设过于强调国防的需要，以“山、散、洞”和“嵌入式”为主要特征，投资兴建的许多航空、机械、电子等高科技企业和军工企业，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大都存在着协作配套条件差、微观选址失误、与当地经济的关联度差等问题的同时，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许多工程变成了旷日持久、消耗惊人的牛皮工程。据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从“一五”时期的35元下降到“三五”时期的26元，“四五”时期进一步下降到16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利润从1965年的20.90元下降到1976年的12.1元。
2.地区之间资本产业配置趋同。
地区之间资本产业配置趋同始终是我国资本配置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改革前，在“以钢为纲”、“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方针的指导下，各地区竞相发展自己的工业。1979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地方政府间利益界分更加明确，地区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为了使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实现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各地方政府总是力图在本地建立起小而全的工业体系，甚至不惜采取地区封锁、行政保护等反市场手段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从而造成大量重复建设，尤其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地区之间资本产业配置趋同化倾向进一步加强。20世纪80年代初，各省区竞相发展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卷烟等行业，绝大多数企业都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后来各省区又竞相发展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等新兴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之后又出现了棉纺热、轿车零配件热、汽车热等。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液晶显示器、激光视听两用机、电子通信、小汽车、石油化工等高新技术和新兴支柱产业又一哄而上。2003年，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对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各地区又竞相增加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
地区之间资本产业配置趋同在缓解国内市场商品供给短缺和促进市场竞争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地区之间资本产业配置趋同对国民经济有更多的消极影响：（1）区域分工效益丧失。各个地区将资本均衡地配置于各个产业，发展本地区经济，破坏了正常合理的区域分工，严重背离了比较利益原则，使地区经济、技术和资源优势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从而造成资源不合理地利用。（2）重复建设。各个地区盲目追求价高利大的行业，造成大量重复建设，结果是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十分严重，如在轻纺工业和采掘工业中，小卷烟厂、小酒厂、小棉纺厂、小煤矿遍地开花，这些企业的产品不仅质次价高，而且能源、原材料消耗也很高，造成资本的极大浪费。（3）规模经济效益损失。各个地区资本产业配置趋同，必然表现为同种产业资本布局分散、生产集中度下降，难以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导致规模经济效益的丧失，产品竞争力降低。
21世纪的前20年，既是在信息化带动下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阶段。基本实现工业化在客观上要求优化资本配置，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资本配置优化提供体制环境。通过资本产业配置优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资本地区配置优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资本配置优化，依靠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机制。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必须把增量资本配置优化和存量资本配置优化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