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衡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经济增长途径，展开了平衡增长模式和不平衡增长模式的论争。前者由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刘易斯等提倡，后者由赫希曼、罗斯托、缪尔达尔等倡导。这两种经济增长途径实际上是资本配置的两种方法，因而可看成是两种资本配置理论。
1.平衡增长理论。
所谓平衡增长，是指在整个工业或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时大规模投资，通过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全面发展，来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工业化或经济发展。平衡增长理论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低水平均衡”理论为代表。
“大推进”理论是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在其发表的著名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中提出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形成一个起码的投资量，就像一架飞机要起飞时必须达到起码的地面前进速度一样。这个投资量应同时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齐头并进，平衡增长。平衡增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供给、需求以及储蓄的不可分性。在供给方面，许多投入要素、生产过程都具有不可分的性质，国民经济中某一部门的增长常常与其他部门供给的增长互为条件。供给的不可分性在电力、交通运输、通信、供水等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表现尤为明显。这些部门的建立可以诱发直接生产部门的建立，但是对它们的投资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形成生产能力和产生外部经济效应。在需求方面，各关联产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提供需求。如果仅集中投资于某一部门或某一行业，则该部门或行业的大部分产品将会导致无人购买的困境。但是，如果对许多部门或行业同时投资，则能够互相提供生产所需的投入要素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一方面形成市场需求的互补性，突破需求不足的限制；另一方面形成外部经济效益。在储蓄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需要大量的储蓄，但是储蓄并不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当收入水平不高时，为了保证必要的生活水平，储蓄的增长是较为缓慢的。因此，为了保证投资资金的来源，必须进行大规模投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使储蓄的增长率超过收入的增长率。
基于以上三个不可分性，罗森斯坦—罗丹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资本形成不足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大推进”战略，集中大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按同一投资率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各部门同时发展，相互依存，互为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上述不可分性，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低水平均衡”理论或“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是纳克斯于1953年在其代表作《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是面临着贫困的恶性循环。贫困的恶性循环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供给方面表现为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恶性循环。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又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劳动生产率又导致低收入。二是需求方面表现为收入与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又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劳动生产率又导致低收入。两种恶性循环互相影响，使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状况不能扭转。要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通过全面投资引起部门间的互相购买以及消费者支付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产生足够的投资引诱，为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当然，与罗森斯坦—罗丹主张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率进行投资不同，纳克斯提出各部门的生产和投资应同时按不同的比率来进行。他认为，各部门产品的价格与收入的弹性不同。价格与收入的弹性大，表明该部门发展不足，因而投资率应高些；价格与收入的弹性小，表明该部门发展相对较快，因而投资率低些。
发展中国家应怎样做才能达到平衡增长呢？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均认为，通常的价格刺激不能迅速生效。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善，价格刺激作用可能因投资的不可分性和技术的不连续性的障碍而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即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很大，要在短期内集中大量投资并按一定比例配置于各部门也是不可能的。为弥补市场机制作用的缺陷，他们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由政府替代市场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本，以实现各部门的平衡增长。“除了市场价格之外还需要有额外的信号装置，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这类额外的信号可以由计划来提供。”
2.不平衡增长理论。
所谓不平衡增长，是指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并不具备全面推进的资本资源，因而如果要谋求发展，就必须集中力量将有限的资本资源有选择地集中配置在某些产业部门和地区，首先使这些产业部门和地区得到发展，然后通过投资的诱导机制和产业间、地区间的联系效应与驱动效应，并以此为动力来逐步扩大其他部门和地区的投资，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不平衡增长理论以赫希曼的“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联系效应”理论为代表。
“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联系效应”理论是赫希曼于1958年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将稀缺的资本集中配置于一部分产业部门，以此为动力逐渐扩大对别的产业部门的投资，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赫希曼首先用“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说明不平衡增长理论。他先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他认为，社会间接资本是指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中的投资。该类投资所需的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慢且低，但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社会收益大大超过自身的经济收益。直接生产资本是指用于工业、农业等产业部门中能够直接增加产出和收益的投资。显然，两类资本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有限，不可能同时发展两者，只能根据发展目标对它们进行优先选择，这就形成了两种不平衡增长的途径：一是过剩的发展；二是短缺的发展。前一种不平衡增长的途径是指先对社会间接资本重点投资，使其处于超前发展状态，以便为直接生产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生产条件，从而使直接生产活动的生产成本下降和利润率上升，进而刺激直接生产活动的投资增加，最后在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达到平衡后又重复这一过程。后一种不平衡增长的途径是指先对直接生产活动重点投资，使社会间接资本处于短缺状态，促使直接生产活动发展成本上升，结果是迫使投资向社会间接资本转移以使两者达到平衡，平衡实现之后又重复这一过程。
这两种不平衡增长途径的共同性是都能产生投资诱导效应。但两者的投资诱导效应具有不同的特性，前者的诱导效应更多带有“邀请性”的特征，后者的诱导效应更具有“强制性”的特征。因此，赫希曼主张，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应实行社会间接资本短缺发展的不平衡增长模式，因为这种增长模式所产生的投资诱导效应更能获得有效的投资效果。也就是说，暂时延迟对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集中资本优先发展直接生产部门，以尽快获得投资收益，增加直接生产部门的产出和收入。当直接生产部门的生产发展和收入增加之后，再利用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促使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发展的平衡。
赫希曼还用“联系效应”理论说明不平衡增长理论。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即“联系效应”。产业部门之间的这种关系可分为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前者是指一个部门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后者是指一个部门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一个产业的后向联系部门是指生产初级产品、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产业，前向联系部门是生产制造品、最终产品的产业。产业部门的联系效应强弱可以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衡量。假如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大，意味着该部门的联系效应强；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小，则意味着该部门的联系效应弱。由于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联系效应，一个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会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投资诱导作用，从而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进而促进生产链上整个经济的发展。
赫希曼提出，经济发展是循着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成长的过程。发展中国家要谋求发展，不应当优先发展所有直接生产部门，只有集中力量把资本投入到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部门，让其优先发展。然后，由于联系效应的作用，这个产业部门的扩大能产生更多的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引诱，而这些部门的企业家通过克服其供给短缺，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主导部门的扩张，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平衡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有效地配置资本和加快经济发展的途径。两种理论既有进步意义，也有不足之处。
平衡增长理论正确地论证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下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尽管主导产业部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落后，仅有某个主导产业部门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不发达的状况。经济要发展，必须使主导产业部门和其他产业部门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整个经济的进步。同时，平衡增长理论正确地强调了最终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发展中国家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要使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购买力随着经济的增长相应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更多投资需求诱导，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此外，平衡增长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为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实行国家干预，强调发挥政府在资本配置中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衡增长理论的局限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平衡增长论致命的缺点是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发展中国家本来资本就十分稀缺，要在短期内筹集推行“大推进”战略所需的资本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管理人才缺乏，投入的大量资本不能产生应有的效益，从而使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实际上不足取，也不可能。同时，平衡增长理论过于倚重国家干预和政府计划，忽视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本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全面投资的做法无视不同产业部门收益的差异，表现出对利益原则的背离，很难充分调动私人投资。
不平衡增长理论从资本有效配置的角度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把有限的资本优先配置到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中，通过这些产业部门的优先发展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这一观点较好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揭示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实践上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不平衡增长理论既强调发展中国家发挥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又十分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一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妥善运用计划手段和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不平衡增长理论关于产业联系效应的论述将产业间联系的认识深入到量化指标，深刻地揭示了国民经济各组成部门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认识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平衡增长理论也有明显的缺陷。不平衡增长论低估了在不平衡增长中可能造成的障碍和阻力。某些发展中国家在速度偏好的驱使下，往往不顾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无节制地扩大产业部门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同时，不平衡增长论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和资本配置中的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反应不灵敏等原因，通过优先发展主导产业部门和核心地区进而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将会很困难。
二、产业部门发展优先选择次序理论
1.优先发展工业战略。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面貌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罗森斯坦—罗丹在“大推进”理论中就提到工业化发展战略，纳克斯在“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中也涉及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1954年刘易斯就断言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优先发展工业理论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战略最早由普雷维什和辛格于1949~1950年提出。他们认为，国际经济是由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这两个非对称的经济组成。中心国家经济发达，是技术发明、技术扩散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外围国家经济落后，是技术输入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依附地位，克服贸易条件的不利，必须实现工业化。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很高，缺少相应的工业基础设施，主要条件特别不利，因而不宜强调全面发展工业，尤其不应强调发展制成品工业及其出口，而是应当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即发展国内急需的制成品和消费品取代原来对这些商品的进口。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一方面消除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障碍，另一方面消除了国际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这是二战后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和平等发展的目标，迅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一条捷径。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等，率先实施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随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到20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战略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工业战略的缺点表现在：一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国际收支不平衡；二是阻碍外贸出口和技术进步，使国民经济常处于低水平的技术循环之中。
（2）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最早体现在费尔德曼在1928年为苏联计划委员会制定的发展计划之中，后来斯大林称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惟一发展道路，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该模式的主要思想是，长期的经济增长是资本品工业中各种投资的函数，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优先对资本品工业投资，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来为轻工业、农业提供资本品。前苏联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实现了工业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1947年尼赫鲁就任印度第一任总理后，就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哈兰诺比斯制定的两个五年计划当中。该计划的中心内容是强调扩大钢铁和资本品的投资，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解决资本品的稀缺现象。只要资本品工业发展了，农业、轻工业也会从中受益，并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全面繁荣。但是，马哈兰诺比斯计划的实践结果却很不成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的 GNP年增长率只有3.7%（计划年增长率为 5.5%），到 20世纪 60年代初只达到2.5%。资本品工业和农业的过慢增长导致国内的食物与消费品稀缺，不得不增加食物和资本品的进口，从而引起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危机。
（3）优先发展“主导部门”工业。“主导部门”理论是罗斯托在其代表作《经济成长的过程》（1953年）、《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中提出的。他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直接运用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首先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阶段。他认为，在上述六个阶段中，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关键和核心。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生产性投资率由国民收入的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二是有一种或多种重要制造业部门成为主导部门；三是迅速出现一个有助于国内筹集资金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以保证成长的持续性。在这三个条件中，罗斯托十分重视主导部门的作用。所谓主导部门是指那些不仅自身采用高新技术，发展很快，而且能扩散现代技术，带动其他部门快速发展的产业部门。他认为，经济成长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部门序列的变化，现代经济成长实质上是主导部门的成长过程。主导部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后顾影响，即主导部门对那些向它提供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部门的影响；二是前瞻影响，即主导部门对新工业、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的诱导作用；三是旁侧影响，即主导部门对周围环境地区性的经济辐射作用。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需要发展的产业部门很多，而资本资源又是十分稀缺的，要实现经济起飞，就应当选择发展重点，实行部门不平衡配置战略，将有限的资本用于具有带动作用的主导产业，建立起主导产业部门。通过主导产业部门的优先发展带动其他各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2.优先发展农业战略。
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取得了一些良好的经济效果，但片面发展工业导致农业发展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落后的传统农业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之后，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认识部门发展的优先次序。过去断言“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刘易斯，也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主张农业发展应与工业发展保持一致。后来，舒尔茨关于农业发展的权威性著作《向农民投资》问世，农业的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渐渐认识到优先发展某一产业部门思想的片面性，转而考虑一种综合性的、协调性的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实现均衡发展。他们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化过程中不可脱离农业的发展。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一些迅速发展农业的计划，甚至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将有限的资本集中配置农业，优先将农业发展起来。
三、地区发展优先选择次序理论
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状况不仅表现在人均收入低等方面，而且还反映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从区域经济的角度阐述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增长的途径，并提倡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地区不平衡增长战略体现在如何将有限的资本集中配置某些地区，从而形成不同地区发展优先选择次序理论。
1.发展极理论
“发展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5年提出。>；；他从抽象的经济空间出发，认为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中心、力场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而产生相互联合的一定范围的“场”，并总是处于非平衡状况的极化过程之中。发展极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运输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等多种功能，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和发展极。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发展极不仅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而且通过其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佩鲁的发展极理论有两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置之不理；二是将发展极建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2.涓滴效应、极化效应和倒“U”型理论。
赫希曼和缪尔达尔分别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进行过相互独立的研究，得出类似的成果。他们认为，区域经济均衡增长是不可能的。某些区域一旦实现了增长，就会对其他区域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赫希曼将前者称为“涓滴效应”，将后者称为“极化效应”；缪尔达尔则分别称之为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他们的理论合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
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是指经济扩张和发展中心对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主要表现在：（1）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因人口过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原因引起成本上升，竞争加剧，外部经济效益下降等，导致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2）随着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将会不断扩大对不发达地区初级原材料的需求；（3）发达地区可以吸纳落后地区的部分隐性失业者，从而不仅提高了该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了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
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是指地区外因素引起的不利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由于人均收入、工资和利润水平等要素收益的区域差异会吸引资本、劳动、技术、资源等要素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2）由于发达地区在区际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不发达地区在区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经济发展并不同时在每处出现，而一旦出现，巨大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任何一个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的经济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的。因此，他们提出地区发展选择优先次序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先起步的地区已累积起来发展的优势时，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重点投资优先发展这些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究竟是正效应大于负效应，抑或是相反？赫希曼认为，随着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区域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缪尔达尔则持相反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用实证的方法进行过研究，并提出倒“U”型理论。威廉姆森发现，一国的区域差异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U”型，即地区差距在初始阶段会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它将逐渐缩小。
若以GNP总量变化代表一国经济的增长，以人均GNP的区际差异或GNP总量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衡量经济的均衡度，在AO阶段即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必须以非均衡的扩大为代价。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转折点 O，到达OB阶段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则必须以区域差距的缩小为前提条件。
按照倒“U”型理论，经济发展“非均衡——均衡”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当让市场机制在资本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加快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水平，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是，二战后西欧出现趋同现象的国家，并非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而是有意识的政府干预形成的。任市场力量自发发展，不论从长远看还是从短期看，地区经济发展都不能自动走向均衡。只有将市场力量和有意识的政府干预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强大的地区扩散效应，从而扭转落后地倒“U”型理论
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整个经济的平衡增长。
3.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以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用梯度表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并将区际发展不平衡看成是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的空间表现形式。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劣，而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循环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一个区域的主导专业化部门由处在创新阶段的兴旺部门所组成，则该地区为高梯度区；如果一个区域的主导专业化部门由那些处在成熟阶段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门所组成，则该地区为低梯度区。区域间客观上形成的这种技术梯度，为生产力的空间转移提供了可能。生产力的空间推移，首先是高梯度区域应用先进技术先发展，新的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区域，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有序地从高梯度区域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低梯度区域推进。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区域间的差距就可以逐步缩小，最终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一国在经济发展中应将资本集中配置于高梯度区域，让其优先发展起来，通过高梯度区的发展带动低梯度区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
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将一国的每一个区域看做是均质的。有的学者把该理论比喻成卷地毯，一点一点往里卷，最后席卷全国，实现全面发展。实际上，完全均质的区域是不存在的。一国的每一个区域内部均有很大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不可能像卷地毯那样往前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资本配置为初始动力和持续动力，在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资本产业配置状况是，重工业过多，农业和轻工业很少，第三产业减少；资本地区配置状况是，中部较多，西部很多，东部较少。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资本产业配置状况是，轻工业较多，农业较少，第三产业增加；资本地区配置状况是，东部很多，中部很少，西部更少。50多年来，资本产业配置演进态势为，过度倾斜—趋于平衡—开始走向协调化的轨道；资本地区配置演进态势为，趋于平衡—不平衡—开始走向协调化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