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意思是说：不应当去追求财产的富有，子孙的荣华，而应当使后代个个成才，成为于国于民有用的贤能之人。
这的确是一种高见，也是一种难得的思想。尤其是在私有制的古代社会里，这种见解，不愧为真知灼见。家庭的荣华富贵，只利于一家；子孙能够成为对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人，则利于千万家。况且，物质财富难长久，精神贡献则永恒。宋人林逋指出：“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为人作善方便者，其后受惠（替自己的子孙后代筹划富贵的，十个当中有九个要失败；为周围的人做好事、行方便的，他的后入一定会得到好处）。”汉代王符也指出：“子孙若贤，不待富多；若其不贤，则多以征怨（子孙如果是有才德的，不须财富多；如果他没有才德，财富多了就会召致怨恨）。”劝告为人父母的，对待子孙，应注重教育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人，为国为民作贡献，这才是眼光远大的。
怎样把弦子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我们的前贤们也有自己的选择。孟子的母亲很重视环境的影响，为了选择合适的邻居，曾经三次搬家。后来孟子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并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主张，这与母亲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
《颜氏家训》被奉为我国古代治家的道德经典。
作者颜之推亲眼目睹了魏晋以来，那些世家子弟放任骄纵，奢侈享乐，以致在战乱中束手无策，最后“倾家覆族”的悲剧。他提出千万不能对子女不加教育而一味溺爱，否则是害了他们。他还主张“积财千万”
不如读书修身，这也是很有见地的。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从小就受到父亲“爱而有教”的辛勤培养。其父戚景通晚年得子，非常钟爱，殷切期望孩子能光宗耀祖，故起名继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戚景通很注重儿子的思想品德教育。一次，外祖父送给小继光一双十分考究的丝绸鞋，母亲叫儿子穿上，戚景通见了，说从小穿这么好的鞋会养成追求吃穿的习惯，将来带兵打仗，就会侵吞军饷，给将门世家抹黑。当即叫儿子换了鞋，不许再穿。
戚景通总是以身作则。他知识渊博，武艺高强，也是有名的将领，但是他并未给儿子留下家产，留下的只是自己写下的军事论著和保国为民、清操自守的一身正气。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爱，戚继光和他指挥的“戚家军”终于彪炳史册。
朱德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无数丰功伟绩。
但他从不对子女讲自己有什么功劳，也绝不允许儿孙们凭借他的功劳搞特殊。他经常告诫孩子们：“躺在老一辈功劳簿上，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少爷。”
朱德的儿子朱琦，1937年就参加革命，并在战争中负过伤。解放初期，朱琦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朱德对他说：“你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
你应该先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于是，朱琦来到石家庄铁路局后，遵照父亲的教诲，开始当练习生，后来当火车司炉和司机。朱德知道后，高兴地对儿子说“你学会了开火车，这很好，学到一门技术，就应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朱德不仅注意教育儿女，对于孙子们的成长也亲自过问。
朱德孙子朱全化，原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工作。朱德多次要求把他调到外地基层部队去。当时部队考虚到朱总身边子女少，没有把朱全化调离北京。朱德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对司令部的同志说：“我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是少爷小姐式的孝子贤孙。”
后来，朱全化调离北京到外地的基层部队工作。当时，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九，朱全化想陪爷爷奶奶一起过了春节再去报到。朱德听了后，又严肃又疼爱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必须增强革命纪律性。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那里更有意思。”听了爷爷的话，朱全化于腊月三十日愉快地离开了北京。
可见，尊老爱幼不仅是治家的道德规范，尊老爱幼风尚的形成还有助于提高全民素质，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