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负责策划的范蠡外，担当执行工作的文种也颇得勾践的信任。一天，勾践特别召见文种，和他讨论当前越国最重要的施政方针。
勾践问：“治国施政，最重要的是什么？”
文种回答：“爱民，就是最好的治国之道。”
勾践问：“那怎样才能做到爱民？”
文种说：“让人民有利可图而不去伤害他们；使人民成功而不使他们失败；保护人民的安全而不让他们担心；尽量让人民有所得而绝对不可去剥削他们。这样一来，便可谓真正的爱民了。”
勾践又问：“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切？”
文种于是一一道来：“不剥夺人民的喜好，使他们获得利益；不使人民错失农时，便能使他们得到成功的生活；少用刑罚惩处，使人民能够得到生存；薄征赋税就是给人民好处；君主少登游台就是给人民欢乐；让人民安居乐业，不苛求他们，人民便会充满喜悦。”
勾践若有所思。文种又说：“相反地，处处找百姓的麻烦，便会伤害他们；农失其时，他们便无法安心劳作，就会破坏他们的幸福；严刑峻法，处处想显露朝廷的权威，便是残害人民的暴政；重税厚敛，便是剥夺他们的财富；广建宫殿，便会使人民遭受劳役之苦；不断地征用民力，便会使他们居不安宁，长期下来只会激怒人民，最后失去他们的拥戴。微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领导者，视人民如同自己的儿女或兄弟姐妹一般，听到有饥寒受冻的事就会感到哀伤，立刻给予抚慰；见到人民的劳苦便会从内心里怜悯而感到悲伤。”
于是，勾践接受了文种的建议，立刻下令“缓刑薄罚，省其赋敛”，并且打开谷仓，把粮食借给穷困的人。为了落实爱民政策，文种组成民间探访团，以微服私访的方式到各地访察民情，协助各地百姓解除困难，特别是丧事，一定给予必要的抚慰，以彻底和人民共担苦难。
除此之外，勾践本人还主导一个特殊的法令委员会，对于不合时宜或者适用上显得严苛或执行上有困难的法令，一定要彻底研究加以修改或废除；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要做到“施民所喜，去民所恶”。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勾践特别选了一个日子，集结越国各地区的领袖和长老，正式公布其“爱民”的具体政策：“富有的人要让他们安心，贫穷的人则要向他们提供具体援助。鼓励有钱的人自愿捐出他们的富余，协助贫穷的人满足最起码的需要。要以爱创造爱，带动更多的爱。朝廷官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带动这个散播爱的活动。”
不久，朝廷便提出了慰问发生不幸的家庭的具体方法：如果某个家庭，长子不幸死了，可以免除三年的徭役；若是其他的子女死了，可以免除三个月的徭役。勾践还特别下令，凡是住在京城的家庭，男性家长死亡或有长期疾病的，其未成年的儿子可以安排进入官衙工作，并领取俸禄。
勾践将建设规划完全托付给范蠡，执行和管理的工作则全部授权给文种。勾践则全力投入复国的生产事业，与臣民共同努力，为重振国家实力而奋斗。
勾践不但亲自下田耕种，夫人也亲自率领着女眷从事织布工作。所有的餐点中，绝对不加任何肉类。所穿的衣服也多是简单的粗布，贵重的食物和衣料则全部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一切典章礼仪也力主朴素无华，一点也不浪费。
这一切的努力，使越国的生产产品获得了极大丰收的储备，在十年内完全不必向人民征收任何税捐，每家每户都有三年以上的存粮。
除了积极进行国内建设，强化民生经济实力外，范蠡也着眼于国际舞台，巧妙地运用谋略，在外交上削弱吴国的实力，并暗中策动有利于吴国争霸中原的情势，让吴国耗费国力在争强斗胜上面，以缩小吴越双方实力的差距。
这几年，夫差的确将全部心力放在了逐鹿中原的策略上。当时的晋国正苦于国内六卿（智、范、中行、韩、赵、魏）的争权中。南方霸主楚国则忙于重创后的复原工作。由于夫差在中原的造势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致使吴国君臣的危机意识大幅下降。
面对吴国君臣的志得意满，文种进而建议勾践派人深入名山，砍伐神木献给夫差兴建豪华宫殿，以崭新的气势衬托其霸王地位。夫差高兴地接受了神木，并以之建造既精致又气派的姑苏台。
接下来，文种又设法从吴越各地征索美女数十人，献给夫差。名义上是添增吴宫的光彩，事实上则是为了腐化吴宫内的伦常，并疏离夫差和伍子胥的关系。
西施，就在其中。那便是另一段豪情可泣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