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仓 赵国昌
（西北大学中德企业管理研究所）
引言：一个簇群案例
陕西关中地区，沿陇海铁路从武功县到渭南市的150公里范围内分布了大小100多家锅炉企业。尤其是武功县和渭南市方圆各5公里范围内已聚集了36家锅炉企业（武功8家，渭南28家），有了簇群经济的一般特征。
武功县在陕西西安以西70余公里处，属于咸阳市管辖。1986年武功县铁皮厂引进常压燃煤锅炉技术，开始生产“王中王”牌系列锅炉，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并且培养了一批技术和销售骨干。但是由于企业管理上的缺陷，造成了企业内部的“裂变”，这样在武功县这个弹丸之地就迅速出现了8家锅炉企业，甚至辐射到周围地区，从而形成具有同质性产品的企业簇群。
渭南市是西安市以东70余公里处的一个地级市。这里的锅炉生产历史更长，厂家也更多，在2000年以前共有五十多家规模大小不等的锅炉企业。1998年前后，陕西省出现过多次常压锅炉安全事故，于是从2000年开始整顿锅炉企业，2001年实行许可证制度，到2002年，渭南市近60家锅炉企业中有28家被重新颁发了制造许可证及安装许可证。
武功和渭南的锅炉企业普遍规模不大，个别小企业只有一个班组，五六个工人，年销售额不足百万元；产品以常压炉为主，主要供应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各省区，以及河南、山西、内蒙等邻近省区，每年有20%～30%的产品销往外省，渭南地区最早生产锅炉的陕西省第二锅炉制造厂是个特例，拥有C级资质，可以生产压力锅炉，但年销售规模也只达到了2000万元。
陕西锅炉企业群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涵盖私营、国有、集体和合伙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但1998年以后，随着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外地锅炉企业加快了渗透锅炉产业原有市场的步伐，陷于技术停滞而又为数众多的两地中小企业之间竞争不断加剧，一方面利润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产量也严重过剩，据业内一位人士说，如果他的企业满负荷生产，其产量会是现在的四倍。尽管绝大部分锅炉企业都在继续成长，但是缺乏技术进步的中小锅炉企业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后劲不足，逐渐萎缩的迹象。
我们认为陕西的锅炉产业是一种非典型的簇群经济现象：产业簇群初步形成，但是却没有持续发展，而是陷入停滞。那么，陕西的锅炉产业簇群为什么没有实现持续的升级演进呢？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题。我们将综述国内外对簇群经济的研究成果，然后借此解析陕西锅炉产业簇群停滞发展的原因，最后提出地方政府对簇群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
一、簇群理论研究综述
簇群（cluster，国内也译作集群）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波特，1998）。簇群经济继马歇尔和韦伯的探讨之后，一直就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这既是因为分析工具的缺乏，难以模型化，也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盲点”所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波特和鲁格曼的工作，一方面掀起了簇群经济的研究热潮，另一方面也逐渐改变了簇群理论在经济学界的边缘地位（徐康宁，2003）。
马歇尔（Alfred？Warshall，1890）把产业群（地方化工业）纳入了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获得分工（专业技能）和专门机械在生产上的经济。而这种经济可细分为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地方化工厂（产业簇群）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部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Weber，1909）认为人口与产业的集聚原因主要在于：区位因子和集聚因子的作用。区位因子形成了工业区位基本格局的基础，而集聚因子对其发生偏移作用，并形成最终的产业空间分布。区位因子是经济活动在某特定点进行所得到的利益，也即费用的节约，主要包括运费和劳费；集聚因子为一定量的生产集中在特定的场所带来的生产或销售成本降低。
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1990）以收益递增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中心（制造业区）――外围（农业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需求互助推动，内生决定了中心的出现，而工业地方化（产业簇群）就属于这个模型所解释的最低层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收益递增的基础上，克鲁格曼特别强调了历史和偶然事件的作用。
波特（MichaelE？Porter，1990，1998）把簇群理论纳入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创立了新竞争经济理论。波特认为竞争力的强弱有赖于钻石体系。钻石体系的关键因素会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是形成簇群的主要原因；而簇群一旦出现，又会自我强化，长久保持其竞争力。
福山（Fukugama，F，1995）对产业簇群的研究主要是以信任为视角，集中探讨了意大利中部的中小型家族企业网络。在福山眼里，现代大企业、传统家族企业和簇群都是特定信任关系的产物。
就簇群的类型，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簇群类型的划分方法。其中，Lymm？Mytelka和Fulvia？Farinelli（2002）基于簇群内在关系划分三种类型：非正式簇群，有组织的产业簇群和创新型簇群。我们认为这种划分简单明了，而且反映出簇群的动态演进性。由于后文中作者要运用该理论分析陕西两地锅炉产生簇群，因此这里不再赘述其具体内容。
国内学者丘海雄（2002）等研究了簇群内的社会资本，总结出了三种研究范式：网络、聚集和信任。王冰、顾远飞（2002）认为簇群是一种长期游离于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企业与市场两分视角之外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它不同于市场企业的两个重要机制――知识共享和信任机制――可以使它节约交易费用，获得帕累托改进。王？（2002）运用Krugman和Ven-abkes的纵向连接模型，具体考察了广东省的专业镇，将簇群经济分成三个阶段：专业市场型、纵向配套型和合作扩展型。
总结以上学者们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条重要结论：①簇群是一种制度安排，并具有动态演进性；②产业簇群是经济系统（包括人口、资源禀赋、产业自身的属性、政府、文化和历史等变量）内生决定的，什么样的经济就决定什么样的簇群（包括具体的地理位置、产业类型、规模以及簇群内企业的关系）；③产业簇群具有收益递增性，一旦产业簇群形成，就会自我强化其竞争优势。但是，由于对簇群形成机理和竞争优势的考察一直是研究产业簇群的主要内容，所以学者们主要是以成熟的、典型的簇群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而较少考察非典型的族群案例。
二、陕西锅炉业簇群与温州产业簇群发展的对比分析
我们通过对武功、渭南的锅炉产业簇群同温州产业簇群进行对比、分析，以便进一步释析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数量众多的温州作坊已经发展为极具竞争优势的五大产业簇群（另外温州产业群有以下的几个特征值得关注。）
1.温州的产业簇群已经出现了一批像正泰、德力西这样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龙头大企业，也已组建了150余个行业协会，大中小企业在温州实现了共同和全面繁荣。
2.产业链充分细划，面对面的市场竞争、庞大的分工协作、逐层分包的合作关系并存。因此，温州企业在当地工资水平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能获得成本优势，形成了面对市场需求能够快速调整的柔性生产系统。
3.温州企业彻底告别了“假冒伪劣”的不良声誉，提高品质、加快创新、创建名牌已成为绝大部分企业的共同努力目标。截至2000年，200多家温州电器企业获得了美国UL，欧洲CE等产品质量认证；服装企业有的投资10亿元以上搞技术改造；“康奈”、“东艺”、“吉尔迈”三个皮鞋品牌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
比较而言，陕西的锅炉产业簇群无论在企业数量、规模、还是技术层次上都落后很多。1998年前后，武功、渭南的锅炉生产企业总共有60多家。经过两年的规范管理，到2000年，被重新颁发生产许可证的只有30多家。虽然也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但武、渭两地几十家锅炉企业中，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的没有几家，而年销售额低于100万的企业却为数不少。产品创新方面更是乏力。同十几年前相比，武功、渭南两地生产、销售的锅炉几乎都如出一辙。尽管常压煤炉市场今后仍会有一定程度的成长，但清洁干净的油气锅炉、电锅炉和壁挂炉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它们才是以后市场的主流。然而据笔者的调查，一般各企业销售的（常压）油气锅炉只占其全年销售额的10%～20%，并且无一家开始生产电锅炉和壁挂炉。最为严重的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之间经常通过各手段窃取对方的客户信息，争夺销售人才，而且互相诋毁的事也屡见不鲜，严重的破坏了地区品牌形象。这些都造成簇群内极度的不信任，更无法增加企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如果借用Lylmm？Mytelka和Fulvia？Farinelli对产业簇群划分的类型，显然，我们可以将温州的产业簇群归入有组织簇群，并且表现出创新簇群的若干特征；陕西的锅炉产业属于非正式簇群，并且已陷入停滞。
既然产业簇群可以被视为介于市场、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王冰、顾远飞，2002），那么，我们认为，簇群的三种类型也可以归结为三种连续的制度安排，簇群的阶段性演进也可以视为制度的演化。那么到底是各自经济系统中的哪些差别导致了温州与陕西企业簇群发展的不同呢？这是下文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
三、陕西锅炉产业簇群产生、发展与停滞的原因
前文，我们只是从经验上描述了一下陕西锅炉产业簇群的整体形象，并未深入到簇群内寻找其产生、发展与停滞的原因，这里我们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其作进一步的释析。
1.机会
波特认为机会作用的重要性在于“它会打破原本的状态，提供新的竞争空间。”因为机会的角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我们认为陕西锅炉产业簇群产生遇到的机会却具有某种必然性：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人们富裕了，对洗浴的需求自然会增加，洗浴用锅炉市场随之启动；而有了钱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纷纷建造新的办公楼，而取暖的锅炉则是北方建筑的必备配置，所以取暖锅炉市场更为广阔，增长也快。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地市场需求的增加成为簇群产生和发展的持续动力，因为地处内陆的陕西，无论是当地的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都不会考虑外地市场需求的。
像短时代的所有商品一样，市场需求的快速启动和锅炉产品本身具有工程类产品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特点，使锅炉生产企业获得了难以想象的高额利润，直到今天，锅炉行业的利润率最少也在30%，而且这还不包含每位销售人员每年拿到的利润分成。另外，常压锅炉企业具有投资不大、技术门槛不高的特点，当时，政府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规范，即不存在政策性进入壁垒。因此，在几家国有企业成功后，大量的民间私人资本也向这里聚集，在很短时间内，陕西就形成了一个锅炉产业簇群。
但是，机会成就了陕西的锅炉产业簇群，也使簇群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用清洁卫生新能源的油气锅炉正不断将常压锅炉挤出大中型城市。然而受规模所限，陕西的锅炉企业尚未完成技术储备，另一方面，由于常压锅炉的市场仍有一定程度的成长，中小锅炉企业也无技术进步的动力。此外，由于陕西的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不会产生超前性消费，加之体制的原因，原有的用户不会提出苛刻的要求，所以企业也没有创新的压力。结果，一旦外地强势企业参与竞争，市场需求转向油气锅炉，用户群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时候，陕西的锅炉企业只好向更边缘的市场靠拢。显然，这条路并没有前途，因为边缘市场的环境很快也会转变。
2.政府
转轨时期，政府的超边界举动和应有但未有之举既是促成陕西锅炉产业簇群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簇群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在促成簇群形成的方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国有企业因为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决策者无须承担相应的风险，故此可以成为“创新”的实验田。虽然这种创新的风险可能很大，但无论如何在武功和渭南的这种创新却偶然地成功了。而这种偶然地成功却直接诱发了当地产业簇群的形成。其次，如果让当时还比较弱小的民间私人资本承受风险尝试创新，难度比较大，可能性也较小。再次，政府没有对模仿创新、窃取同行的商业情报、仿造优势品牌等行为进行干涉或制止，在锅炉的生产条件上也未做严格的限制和要求，所以民间资本都可以随便进入该行业。如果再考虑到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官员政绩考核与晋升机制，还极有可能鼓励建立新的锅炉企业。企业数量快速增加的同时，逐渐树立起一个区域品牌，这在告别短缺之前，实际上也降低了后加入企业的难度，紧接着产业簇群得以形成。
政府对簇群发展的制约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直到目前为止，本地常压锅炉的主要户群仍然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因此政府官员对订单的流向和价格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此外，由于各锅炉企业的老板（厂长、经理）同当地的政府官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结果，搜寻社会关系和对政府官员做重点公关（攻关）取代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在关系和租金编织的一张错综复杂的竞争网络中，大大小小的锅炉企业都得到一定的市场份额，而且保持着奇高无比的利润率，寻租直接导致了簇群内的企业无意于创新与合作。
3.文化、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
企业制度和文化都可以纳入社会制度的范畴，企业家精神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形成，因为这三者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这里，我们将从这三个方面解释如下的事实：
事实一：武功、渭南众多的锅炉产业存在着复杂的“血缘”关系，不断有骨干人员离开原有企业而创办新企业。
事实二：在不断的分化组合的同时，企业却始终在较小的规模上徘徊。
骨干人员的离开无非两种原因：企业留不住人及骨干人员有强烈的“单飞”欲望。国有企业之所以留不住人，是因为骨干人员的想法得不到实施，或者骨干人员得不到应得的报酬。在国有企业里，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受制于上级主管部门，但上级主管部门中又很少有人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使得国有企业的骨干人员没有机会实施其经营思想；国有企业僵化的工资制度使得骨干人员的收入与贡献不成比例。受传统家庭主义文化的影响，在私营企业里，老板对员工（尤其是骨干员工）高度不信任，根本没有让渡给企业骨干人员部分经营权和控制权。另一方面，企业骨干也深受传统文化中“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观念的影响，对自有资产和企业控制的方式满足其对资产（财富）控制权的欲望；要么其他企业以更好的条件挖走；要么创办自己的企业。在常压锅炉这个资本、技术、政策壁垒都低的行业，显然后者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骨干人才的跳槽，使得企业的发展在资源内耗中步履维艰。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困难在于其制度刚性的话，私营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老板没有或缺乏企业家精神。应该说，私营企业的老板（包括成功的国企领导）都是社会中的精英一族，但是由于其文化背景、知识积累及眼界开阔性方面的局限，他们从根本上欠缺一种不断进取、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经营理念；大部分没有为企业发展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若干稍具优势的锅炉企业已经开始了不相关的、盲目的多元化经营；不少老板有钱以后走上以“农民”型的享乐主义生活，没有动力跳出来，站在高处观察行业和社会的发展趋势。这样的企业老板们怎么会有动力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推动企业的发展呢？企业家簇群的停滞又怎能不导致产业簇群的停滞？
4.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共享
劳动市场共享导致簇群产生的思想最早源于马歇尔对地方化工业的论述，后来克鲁格曼将其模型化，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但克鲁格曼在模型中研究的是现存工业的集中趋势，却并未涵盖新兴企业在某地的集中出现，而后者在自发簇群的形成中可能更普遍，陕西锅炉产业簇群就属于后一种。
新兴企业的老板多是原有企业骨干人员和熟悉该行业的其他本地人，之所以将新企业创建在原有企业的附近，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熟悉本地市场的劳动信息，他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需要的劳动力，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劳动力的信息，有效的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围绕原有企业存在大量市场信息，而这些信息一般都掌握在专业的销售人员手中。因为他们和企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新企业的老板将企业建在原有企业附近，就可以充分利用其长期积累的人脉关系和更多的分成许诺，且能方便的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随着区内企业的增加，劳动市场和专业化的销售员群体也不断扩大，这种积累效应会一直降低新企业的进入壁垒，但是销售专业化的制度也降低了企业自主拓展新市场的能力。在陕西的锅炉产业簇群中，专业销售人员同老板一样，一旦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就失去了开拓新市场的动力，也希望过上“农民”型的享乐主义生活。这就是为什么陕西锅炉企业的主要市场在发展了十几年以后仍局限于省内的一个重要原因。
5.创新
创新、合作与分工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分工越细越需要合作，分工与合作的加强可以有力的推动创新。但是创新、合作和分工的种种好处并不能成为簇群自发演进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陕西的锅炉产业簇群恰恰就是在这些方面陷入停滞。
如前所述，陕西锅炉产业簇群的产生始于国有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常压煤炉，随后民间私人资本蜂拥进入形成簇群。这项创新之所以不是始于民间私人资本主要有两个原因：国有企业的决策者不用承担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却可以得到收益，但民间私人资本必须承担成本和风险，这样国有企业决策者就更有创新的动力。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私人资本还比较弱小，防范、化解和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差，所以这个时候民间资本的最优策略就是等待国企创新，然后跟进模仿。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私人资本的跟进，簇群形成的同时市场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市场逐渐告别短缺；私人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由于稳定压倒一切，国有企业的决策者也变成了风险恶者，对创新的兴趣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簇群就会陷入一种低水平均衡，因为创新的收益被其他企业分享，所以每个企业的坚守的策略仍然是等待模仿。当大家都选择模仿时，创新就无从谈起。
陕西的锅炉产业簇群出现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时期，在一种不规范或者说是非完全的市场中得到发展的，因此它与标准模型中或者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产业簇群相比，簇群内的企业信任度较低，行为不规范。这一方面在初期可能导致簇群的快速形成，另外也会使簇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停滞在非正式簇群阶段，难以得到提升。需要反映出的是，这只是对我国内陆一个非典型企业簇群进行案例分析的结论，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内发展停滞簇群的基本情况，但却无法完全解释所有产业簇群的停滞。
结论：簇群经济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产业簇群出现和发展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第三部分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市场也无法保证簇群的持续发展，这时候政府的介入或许是有利的。陕西的锅炉产业簇群就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陷入一种“低水平均衡”状态，并且单纯靠簇群本身的力量无法完成其向有组织簇群阶段的演进。在我国这样一个非完全市场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在簇群以经济的持续发展中会发挥一种关键性的作用：①保护知识产权，打击机会主义行为，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改革采购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模仿才会被有效制止，创新才会变得有利可图；②扮演企业与科研、培训机构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提升簇群的技术水平；③鼓励基于正当手段的竞争，刺激企业进行技术、产品和制度创新，加快优胜劣汰；④组织簇群内的企业开拓新市场，市场范围扩大，分工才会成为可能；⑤积极介导簇群建立行业协会，并依法监管，加强簇群内企业的合作与自律，但要指出的是行业协会不能成为卡特尔，也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庸。
以上是针对陕西锅炉产业簇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它在我国（包括西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簇群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正像波特（1990）的一个论断：“对政府而言，旧的对无政府主义和干预的区分已经过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力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这意味着政府在有些方面（比如贸易壁垒、定价等）应该尽量不干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诸如确保强有力的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与培训）则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政府不应该是钻石理论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政府对钻石理论的每一个要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理解政府与竞争之间关系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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