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财务伦理观是对财务学与伦理学所做的边缘领域研究。企业财务伦理观研究补充了财务学“经济理性财务范式”、“股东价值最大化范式”的不足，不仅给企业价值管理铸造了一条伦理底线，使财务学在原有技术层面的基础上增添了人文色彩，而且实现了企业经济理性与经济德性的结合，使企业财务目的与伦理使命达到了有机的统一。这必然会使企业财务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财务运行中的风险性和无序性，降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摩擦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率，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一、企业财务伦理观及其构成
1.企业财务伦理观
企业财务伦理观是企业财务世界观和企业财务价值观的统一，是企业处理内部和外部财务关系时形成的伦理理念、伦理准则、伦理规范的总称。一个企业在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时缺乏伦理观念，就可能会选择“不道德”的财务行为，企业就会发生财务舞弊现象。所以，伦理道德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企业财务行为，并为企业隐性财务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价值根基和精神支持。
2.企业财务伦理观的构成
企业财务伦理一方面帮助企业作出某项财务行为选择时，自觉地考虑是否符合伦理底线；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财务文化管理方式它决定了“企业行为主体受制约的道德参数，规定企业目标行为的伦理界限，成为制定和实施各种管理规则的价值参考”。所以企业财务伦理既是财务主体把握财务活动运行的规则，也是协调各种财务关系之间的义与利、利己与利他、权利与义务的行为规范。企业财务伦理观作为企业财务的伦理理念和规范，要求企业财务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遵守社会公德，对于这种行为规范伦理的遵守构成了企业财务的“底线伦理”；更高一个层次，企业财务活动追求崇高的道德，实现远大的理想和使命，对于这种精神美德伦理的遵守就构成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
二、企业财务的底线伦理
企业财务世界观中的经济计算理性活动、企业财务价值观中的价值最大化目的，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就是企业财务的底线伦理。“底线伦理”就是人类行为主体最普遍、最低限度的伦理规范。“底线伦理”是人类行为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戒律。世界宗教中的行为规范：不可杀生、不可偷盗、不可邪淫、不可妄语，普遍出现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戒律之中。世界宗教中的这些共同戒律，是人类社会正常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违背了这些戒律，人类主体将丧失自己的本质，并且将会使人类社会陷入生存危机甚至毁灭之中。企业财务的底线伦理就是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目的目标的财务活动中，必须遵守社会公德，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例如，不可行贿受贿、不可暴力胁迫、不做假账欺骗、不可贪污盗窃、不可歧视偏向，这是企业财务的“底线伦理”。企业财务底线伦理是对企业财务活动的最低要求，是一些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1.企业财务的底线伦理的内容
企业财务活动要遵守诚实无欺、契约守信、公平交易、互利互惠、遵纪守法、公正有序这些起码的底线伦理。王素莲、柯大钢在《关于财务伦理范式的探讨》一文中把财务伦理基本内容划分为筹资伦理、投资伦理、分配伦理三个方面。第一，筹资伦理。企业财务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筹措资金，筹资伦理指企业为获得所需资金而选择的筹资方式和筹资行为以及在处理受资与授资关系中所形成的自律性的伦理准则，具体表现为融通资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企业采取什么筹资方式取得资金，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即承担资金成本。从企业的经济理性上讲，企业追逐资金成本最小化无可厚非，但这种体现现代经济理性的谋利行为，应审视其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如果企业是通过科学的融资组合策略或税务筹划等途径实现资金成本最小化的，就是合理的。如果利用资本市场的不规范恶意“圈钱”，随意制定股利分配政策、粉饰财务信息、偷税漏税或以丧失商业信用为代价而追求显性资金成本最小化，就是不道德的或缺乏伦理基础的筹资行为。同时，企业资金筹集的活动，是受资者与授资者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授资者对资金使用权的让渡成为双方博弈的重要因子。因此，企业在追求资金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应保护资金供给者的经济利益，遵循诚实守信的伦理律令，按时支付本金和利息，合理分配投资收益，这样做可以节约筹资的预期成本。筹资伦理作为不明确契约的机制在资金市场中有一种真正的经济功能，如果筹资者的信用度比较高，及时足额归还银行贷款，那么银行就可以给企业以优先贷款、优惠贷款等特殊待遇，不需要因“请客送礼”等寻租活动而支付额外的成本，也不需要为寻找潜在的出资伙伴负担搜寻成本，这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用就是金钱”的伦理准则。第二，投资伦理。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并付诸于实施时，应考虑企业和社会双重价值目标，追求利己与利他的完美和谐。投资活动的效率制约于企业与社会双重价值向度。投资是财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资金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决定投资未来经济效益的先天性条件。投资效果的好坏，是通过投资效率来体现的。按照通常的解释，效率就是投入与产出之比。投入越少，产出越多，效率就越高。反之亦然。但从财务伦理的角度看，效率是指企业目的性价值的实现。换句话说，只有有利于企业和社会双重价值目标实现的行为才是有效率的。如果生产的是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产品，即使很多，却积压在仓库里，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得不到实现，更谈不上效率。因此，最佳的投资不仅要求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最优的，同时在社会声誉方面也是最优的。投资权能的作用交织在利己与利他之间。所谓权能，是指权利能否发生作用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的一种能力。投资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关系范畴，投资决策实际上就是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因此，投资权能的边界受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制约。这就是说，理性选择必须具备一些最起码的要求，即使在产权界定清楚以后，投资主体仍不能任意配置自己的产权，而是有其边界的。这种边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受制于利己企业利益导向的“成本——收入”分析，即权能作用所带来的边际收入等于其边际成本。但事实上权能的作用边界并不总是能用“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的。从投资伦理的角度讲，我们感兴趣的是公司如何赚钱，而不是仅仅考虑赚多少钱。例如，在稀缺性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投资，其权能就不仅仅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而要考虑人类代际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道德问题。投资权能作用的伦理边界是权能作用的发挥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里的“他人”既指与投资主体处于同一时空的他人，也指与投资主体处于不同时空的他人即未来人。可见，财务伦理要求投资活动在利己不损人的背景下追求投资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第三，分配伦理。分配伦理是指对利润及收益的分配，要遵循正义与公平的伦理原则，兼顾分配的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体现财务效率性目标与财务公平性目标的有机统一。分配公正是对于经济收入或财产获得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评价。究竟是依据收入或财产获得的结果，还是依据获得收入或财产的过程来判断分配的公正问题，在伦理学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罗伯特·诺齐克认为分配的过程最重要，“只要一个人对他所获得的收入或拥有的财产有权利，那么，他对于收入或财产的持有就符合分配公正”，该观点强调获得财富或收入的机会均等；而约翰·罗尔斯则注重分配结果的公平，即“实质的平等，分配的结果应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此观点强调获得财富或收入的结果均等。这两种观点，对分配伦理内容的设定不无启迪。企业的经营活动只有以公平竞争、追求效率为目标，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分配，体现分配的过程公正，才能使经济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使企业财富乃至社会财富得到最大提高。同时，也只有承认和正视“分配的过程公正”的负面效应，才能以有利于企业、社会与他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客观前提，采取多种分配方式，“兼顾公平”，体现分配的结果公正。以劳动的“值”进行利润及收益分配是评价分配公正的客观标准。这个劳动的“值”泛指劳动的量和质，其中包括本期一般劳动、特殊劳动、高科技知识、管理知识、策划知识等。从理论上讲，按“劳”分配、按“知”分配、按“资”分配，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这种分配制度，能客观地反映绩效层面的分配机理，调动利益相关者的劳动积极性，体现过程的分配公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劳动、资本、知识对企业的贡献很难精确区分开来，而且不同的劳动和知识的“值”的计算缺乏公允的标准。再则，对分配的过程公正的片面依赖会导致利益相关主体的贫富差距，影响企业凝聚力。因此，要真正体现企业的分配正义，还需要用伦理规范作适度调整或修正。按照约翰·罗尔斯的观点，企业可以通过制定对处于企业最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有利的分配方案，就初始的分配结果进行补充性的再分配。比如说，对企业的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向社会捐赠时加大高收入者的捐赠份额，对低收入者享受困难补助等。通过调整，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继续合作。
2.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
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是一个具有300多年历史，并一直都是全世界比较难于解决的课题。从美国的安然、世通事件到意大利帕玛拉特财务丑闻，再到国内的银广夏、黄光裕案件，不胜枚举。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造假金额上亿元甚至上十亿元的上市公司，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不仅破坏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误导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决策者，而且使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报告丧失应有的风险预警作用，对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决策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是企业财务精神文化最深层的危机。就像一个民族底线伦理的危机是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危机一样。如果一个企业的财务管理主体没有了羞耻之心和犯罪意识，也就意味着人性的泯灭和企业良知的沦丧。一个失去了羞耻感和罪恶感的企业，一个底线伦理崩溃了的企业，即使能在某些领域造成暂时的泡沫式强大，却不可能创造真正的企业财务精神文明，相反，它的最终衰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的表现，王擎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务伦理缺失分析》一文中列举了筹资、投资、分配三个方面的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缺失状况。第一，筹资领域的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在筹资活动中，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的行为，如利用财务报表造假和虚假交易等来达到筹资目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了上市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伦理冲突。再如，虚假陈述。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或者公司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借以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由于股票融资的非偿还性及低成本性，筹资者往往首选股票融资方案，将企业的发展规划描绘得前程似锦，而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及认知等条件限制，难以透视融资者的全部情况。从这个角度看，筹资者群体即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群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上市公司的优越地位，为其“圈钱”提供了方便。更为严重的是担保黑洞，上市公司融资担保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但某些上市公司却将担保演变成为一种恶意的“圈钱”手段，这种变相的担保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一些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滑坡，甚至诉讼事件层出不穷。据一位深谙融资策略的业内人士透露，上市公司融资担保有两种类型：即关联担保和相互担保。关联担保是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迫使上市公司为股东及关联企业提供巨额担保，上市公司充当提款机角色而最终被掏空，导致经营陷入困境。如幸福、猴王就是经典例证。不过我国近年来制定众多政策措施并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关联担保现象有所收敛。但是，上市公司之间相互担保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普遍现象，这是引爆上市公司业绩地雷的多发地带。在上海有数家上市公司为兴业地产提供巨额贷款担保而落水，其中中国高科、上海九百、中华企业已被债权银行告上法庭，英雄股份和同济科技则承担连带责任为兴业地产偿付银行贷款。有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担保是圈套，两家或多家有资金需求的上市公司碰在一起，双方或多方一拍即合，形成互保关系，共同钻银行的空子圈钱。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担保是一种恶意敛财方式。第二，投资领域的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我国上市公司仍然有较强的投资扩张冲动，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投机性。上市公司在投资活动中，由于投资约束机制弱化，往往置投资者利益而不顾，募集资金滥用现象严重，同时因投资效益不高而对股民的回报搞数字游戏。例如，随意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公司法》和《证券法》都规定公司上市募集的资金只能用于招股说明书中列明的用途。虽然法律并未规定不能变更募集资金的用途，但上市公司频频修改募集资金投向的举措，使投资者不得不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目的产生疑问。统计显示，2000年至今，已有22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变更了募集资金投向，其中近90家是融资公司，其余多为首次募集资金企业。2004年如期履约募股资金投向的上市公司尚不到一半，按原计划实际投入金额的公司更是有限。可见，募集资金滥用是上市公司以投资项目为手段，通过采取形式合规手段，改变资金投向，借此达到行为主体“圈钱”的预定目的。又如，投资的短期性、投机性，令投资者“画饼充饥”。大多数公司上市时业绩平平，上市后并未在主营业务上开拓创新，而是频频改变公司投资结构和经营范围，以此来分担风险；一些公司盲目上项目，使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下降，不但不能以优良的业绩回报股东，反而每年都要向股东配股圈钱，以资金优势掩盖经营不善；还有些公司资产收益率不高，甚至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因投资效益不高，公司现金收益不多，不少公司年度投资回报玩数字游戏，通过送配股方式给股民派发股利，这种变相盘剥的做法使得投资者频频“用脚投票”。第三，分配领域的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存在股利支付率低、现金分红呈间断性、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等特征，近期呈现两极化局面，其冲突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例如“无端不分配”。在2001年前，上市公司一直存在较严重的不分配问题，即使分配，也很少采取分配现金的方式。有的公司自上市以来从未分配过，有的公司只是偶尔分配一次，即使在某些有分配的公司中，分红派息的比例也非常小。又如，非良性高额派现。与分红不积极的公司相对立的是，一些上市公司热衷分红，甚至存在非良性分红的情况。对上市公司的分配方案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股东若是自然人或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会更加倾向于推出分红派现方案。而大股东为国家，如当地国资局时，对分红派现方案的要求就没有那么强烈，分配时则倾向于送转增股本。相比之下，我国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偏高，甚至有非良性分红的嫌疑。在这些涉嫌非良性高额派现的公司中，往往大股东高度集中，并绝对控股。如通威股份在2004年4月22日的股东大会上否决了之前“不分配也不转增”的董事会决议，通过了与之完全对立的临时提案，将公司上市前累积的未分配利润对公司老股东进行高额分配。老股东通过这次分红不仅一下子收回全部投资，还赢利10%，这一做法引发了轩然大波，极大地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使资本市场的伦理冲突愈演愈烈。
由此可见，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前提必须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能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在此基础上，企业的利益才能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统一起来。
三、治理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缺失的对策
加强财务法制和道德建设，完善信用制度及诚信体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用法律体系来约束企业财务行为，用司法程序来严惩违法牟利的行为主体，才能形成守法经营的法治环境。企业是通过契约将市场资源组织起来的一组合约的联结点。良好的市场信用制度是合约经济的前提，而法律约束是市场信用制度的基础。长期的法律约束会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加强财务道德建设，提高企业诚信水平。由于转型时期社会伦理严重缺失，新的伦理准则尚未成熟，权钱交易、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行为，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企业伦理道德缺失。因此，加强公司的道德建设，提高企业诚信水平，重建诚信体系，已成为社会系统工程。
加强道德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风险防范水平。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具有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特征，风险防范难度较大。财务型保守防范措施：将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损失分摊，以防止债务人不能履行偿债义务而导致企业财务风险和对当期效益影响。控制型积极防范措施：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事先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以减少风险发生的几率。企业财务底线伦理的缺失风险控制方法有：建立长期固定的供应商和大客户群，将其纳入企业价值链管理，以保证供应和降低赊销风险；建立用户信用档案及管理系统，通过信用风险事故统计确定用户的信用等级，对不同级别的客户制定不同的信用政策，同时不断淘汰信用差的用户，吸收信用好的新客户；制定严格的采购政策，提高采购人员的道德素质并强化约束机制；提高销售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坏账损失。
加强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健全权责制衡机制。由于公众股东行权的经营成本过高，少数代理多数的选择是可取的，但要冒董事“败德行为”的风险，为降低代理成本就必须增加相应的监督费用。因此股份制企业采取了有限委托、信任委托和委托监督的代理机制。股东会以重大决策和人事决策用手投票、个别股东以出售股票用脚投票来约束董事会。同时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必须在受托权限内行使决策权，不得越权任意行为，董事个人不得以公司名义或董事身份从事与公司业务无关的活动，从而形成权责制衡机制。另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还从监督机制上来降低代理成本，监事会定期对董事及经理层的个人行为、经济收入监督和稽核，对公司业绩进行审计和考核，并依此决定他们的报酬及奖惩、职位升降、续聘和解聘等。所以，法人治理结构是以产权收益（董事）和高薪（经理层）形成激励机制，以权责制衡（内在）和监督检察（外部）形成约束机制，从而保证了公司在委托代理经营中既有很好的经营业绩，又有较低的代理成本。即便如此，加强道德建设，特别是经营管理层人员的道德素质是委托代理经营成功的基础。
四、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
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与企业财务的底线伦理不同，企业财务底线伦理是对企业财务活动的最低要求，是一些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企业财务活动的行为规范更高一层，把追求崇高的伦理道德，实现远大的理想和使命作为价值目标，才能达到“至善伦理”。企业财务世界观中的经济德性理念和企业财务价值观中的企业理想使命，落实到企业财务行为规范上就是企业财务至善伦理。企业财务至善伦理表现为以追求崇高的道德、实现远大的理想、完成光荣的使命为宗旨。
1.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及其意义
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是指企业理财中从为人类获得长远利益、完整利益的信念出发，克制短期的、片面的自我谋利冲动，选择利于他人、利于生态、利于社会、利于人类的财务行为，从而获取精神利益和声誉收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企业至善是企业超越短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自愿地将金钱、财产或服务用于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关者，以增加社会福利的行为，企业至善伦理产生的慈善作为对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企业慈善作为（Corporate Philanthropy）是在“公益慈善事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指企业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时，将有形和无形财务资源自愿投入到社会福利事业中。企业慈善行为的实质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之一，其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公民”理念。“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的概念由英国“企业公社”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其代表人物戴维·罗根将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指出企业是社会主要部分，是国家公民之一，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相应义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战略管理学家迈克·波特（Machae E.Porter）将竞争优势理论运用于企业慈善行为分析，逐步形成了全新的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理论。其核心观点在于探讨了企业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结合点，提出了企业“竞争环境导向型慈善行为”理论，将企业慈善行为正式纳入到企业战略体系中。其观点认为企业对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依赖性，企业慈善行为不仅有利于改善企业环境，为其发展创造良好氛围，而且企业慈善行为是改善企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最有效形式。蔡宁、沈奇泰松、吴结兵总结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者从“经济理性”、“社会契约”和“制度规范”三种慈善视角得出的企业慈善动机和行动特征。经济理性以追求企业竞争优势为导向，其慈善目标是公司利润最大化，慈善功能是广告与战略营销，关键利益相关者是股东，分析层次是企业组织内部，理论基础是经济。该慈善观认为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感知水平与消费者购买意向以及对企业的信赖感和忠诚度呈正相关关系。诸如“思科公司的网络学院”、联想公司在国内开展的“联想西进”项目以及1993年雅芳公司在美国发起的“警惕乳腺癌圣战”等都是该慈善理论观实践的典型。社会契约是在企业道德动机推动下的财务行为，其慈善目标是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慈善功能是实现社会期望，关键利益相关者是员工、当地社区和大众，分析层次是宏观社会，理论基础是伦理。该慈善观认为企业与社会有一种隐性的契约，这种隐性契约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企业伦理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一成立便应该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承诺，必须履行社会契约，注意企业整体各方面的社会表现，才能成为受社会尊敬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依赖于制度压力与组织间互动，获得企业合法性，其慈善目标是社会认同与组织合法性，慈善功能是社会同构性，关键利益相关者是社区，分析层次是场域，理论基础是制度。该慈善观认为企业慈善捐赠的资金安排与管理者的个人特征或自我服务取向相联系，两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使经理人员开展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慈善行动，也可以使其增加企业的慈善捐赠金额，追求社会声誉。至善伦理是在理财中最大的善，这在历史上的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信仰体系中都有一些不同说法但教义相同的追求。在不同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下，企业财务共同的至善伦理就是追求仁爱、公正、自由、和谐等人类价值，通过企业财务活动造福人类。
当然，企业追求财务至善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一种理性选择。英国经济学家布雷顿（Brammer）和米灵顿（Millington）提出，企业公益捐赠的动机在于提升企业声誉，并以大量英国企业做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企业公益捐赠的财务额度越大，所获声誉越高。厉以宁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企业为社会的和谐作出贡献，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公益事业。杨团认为，企业慈善已经成为将企业与社会的各种相关利益人紧密联系的一个纽带，企业通过自由选择和互利方式组织社会捐赠，扩大了企业的关系网络。正是透过慈善投资、互利互助的方式，使得企业慈善产生了一种影响、激活或抑制资源分配的导向力量，这种导向力量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企业慈善本身。钟洪武认为企业慈善作为的财务收益表现在四个方面：增加收入、节约成本、提升效率和降低风险。现代企业通过传统方法来增强财务价值的边际效应已日渐甚微，要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必须依靠企业的社会形象。在美国权威企业调查组织“交流会议”的一项关于公司捐赠策略的研究中，对463个样本征询关于“捐赠会给公司带来什么利益？”问题的回答统计分析表明，改善公司的形象（75%）和提高员工的参与和士气（52%）是最重要的利益。海尔的张瑞敏认为，企业尽到社会责任后，利润将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充分证明企业慈善支出绝非单纯的利他行为，是具有“晕轮效应”的。企业财务至善从长远看是重要的竞争手段，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短期看是完全可以尽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业收入增长。加多宝集团2008年在财务精神上打出的“慈善”伦理牌成就了王老吉的“饮品神话”。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能够增加一个企业的社会资本。注重至善伦理积累的企业，积累的社会资本就多，社会资本积累得多，获得的赢利机会就多。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能够软化企业层级结构所产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更重要的是它能为解决层级制组织因规模庞大、部门林立而形成的低效率问题提供一种途径，即通过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来建构网络组织，从而降低由企业纵向一体化规模过大所造成的事务性协调管理成本。从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对层级结构的软化来说，层级制官僚结构是一种硬性的体制，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方式。科斯、威廉姆森等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层级制官僚结构能够代替市场的价格机制的关键问题，在企业层级制官僚结构内部不需要寻找买家卖家，不需要为签订契约、协商交易价格的事讨价还价，这可以为企业大量地节约交易成本。然而，层级制中的命令——服从模式也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如迷信工具理性，轻视人的感情，看重权力管制、轻视参与管理，这些都使得企业纵向一体化结构在节约交易成本上大打折扣，如果辅之以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讲究制度无情人有情，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讲究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使命，那么，层级制官僚结构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会减轻，企业低效率的毛病就会得到缓解。从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可以服务于网络组织来说，一旦确立了相互尊重、信任的商业交往的规则，就容易形成网络型组织，就没有必要建立规模庞大、部门林立的层级制官僚组织，企业网络组织就可以代替纵向一体化层级组织的许多功能，网络组织就可以获得比纵向一体化层级组织在节约事务性协调管理成本方面更大的效益。世界快餐巨头肯德基在中国市场持续稳定的发展，得益于该企业把自己作为中国社会大家庭的一分子，始终以“回报社会”的企业财务伦理积极关心需要帮助的人们，尤其是对中国儿童教育事业的投入，已成为肯德基实践至善伦理的主要形式。为了能使少年儿童在健康环境中成长，肯德基每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支持中国各地区的教育事业，从捐款“希望工程”等教育项目到资助特困学生，邀请福利院儿童和残疾儿童就餐；从举办形式活泼的体育文化比赛，到捐赠书籍画册都体现了肯德基“回报社会，关心儿童”的企业财务精神文化。肯德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这些财务支出，不仅为其塑造企业财务精神的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自己在中国市场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了丰厚的社会资本。
2.企业追求财务至善伦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存在的可能性是商品生产的二重性与经济主体的二重性。第一，商品生产的二重性构成了企业财务至善伦理存在的客观条件。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的劳动具有二重性，既是个别的劳动，同时，又是一般的社会劳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值也具有二重性，既是个别的价值，又是一般的社会价值。个别劳动要转化为一般劳动、个别价值要转化为一般社会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活动。在劳动和价值的市场交换过程中，商品生产者要使个人利益实现最大化，必须要为社会提供最大化的劳动、最大化的价值。一旦个人劳动、个人价值转化为社会劳动、社会价值，商品生产者就既满足了个人的自利需要，同时，也满足了他人与社会的需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经济主体身上表现出的利于他人、利于社会的行为倾向，为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存在提供了客观条件。第二，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二重性构成了企业财务至善伦理存在的主观条件。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无论是自然人或者企业法人，都具有自然本性或物质本性，这决定了他们要实现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个人要获得丰厚的收入，企业要获得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无论是自然人或者法人，都具有社会本性、精神本性，这决定了他们要获得社会的承认、尊重、信任、赞美和声誉，也就是要实现自身精神利益或社会资本的最大化。于是就决定了个人或企业在商品生产，商业交往中要有道德、有信仰、有理想、讲使命。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处在与政府机关、各类投资者、非营利组织、同行竞争者等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企业不仅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承担了将公司与股东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角色任务，企业还希望慈善行动能塑造企业形象，增加对潜在员工的吸引力，将自己的企业或产品与其他竞争对手区别开来，获得社会公众的赞誉等，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追求财务至善伦理的必要性是它可以抑制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建立人际关系的社会信任结构。这样可以使交易双方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增加人际交往的信任程度，增加人们经济交往的信心，提高经济交易的质量，扩大经济交易的范围，使整个社会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路径发展。如果按照人的自利本性，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无数买方与卖方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生产和交换。由于买方和卖方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一方知情，另一方不知情，知情一方就有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欺骗、讨得便宜的动机。这就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能。只要有机会，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通过哄骗、欺诈来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人们都按照机会主义原则行事，那么，在这种经济交往中就会将好人（自然人和法人）赶跑，将坏人（自然人和法人）留下，使经济交往陷入逆向选择的机会主义陷阱中，正常的经济交往将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解决机会主义行为问题的一个途径是底线伦理的构建，尤其是通过外在的产权制度、治理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权益，如对产权的立宪保障，通过契约法来协调人们的交易行为，对违反制度者通过强制力给予惩罚，使哄骗、欺诈、暴力抢劫者支付巨大的经济利益成本甚至是人性或生命的代价。当然，通过这种方法要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或者为了防止高昂交易费用要产生危及自由的强制手段。这对“经济人”来说都是不合算的。解决机会主义行为问题的另一途径是在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人际关系的社会信任结构。这一信任结构就是以双方都认可的道德的善行、政治的信仰、社会的理想为依据，根据企业财务的至善伦理的价值标准行事，使人的自利行为转化为利他行为，从而实现互利互惠，使买卖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也能诚实地进行公平交易。因为，如果他们做了失信败德的事，就会破坏人际关系的社会信任结构，这将使有失信败德行为的机会主义者在相关的交易圈中声誉扫地，并受到舆论谴责乃至受到法律制裁、经济惩罚。这些有损于声誉的信息将使人们拒绝与失信败德者发生联系，那么，失信败德者的精神利益、声誉收益就会受到极大损失。不用说，他们也会为此付出巨大的物质利益的代价。相反，如果他们诚实守信、遵守公认的经济交易规则，遵守公认的社会交往道德，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与人们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会赢得广泛的信赖，获得普遍的声誉甚至美誉，人们将乐于与这些诚实守信的人发生联系，乐于与他们进行经济交易。蒙牛乳业总裁牛根生的座右铭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他认为讲大道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内部，对自己的员工讲职业道德；对外，对竞争对手讲竞争道德；对社会公众讲社会责任。在管理实践中，蒙牛通过致力于公益事业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2003年，非典肆虐，蒙牛累计捐款捐物1000多万元，并推出公益广告“保护自己，关爱他人”。2006年6月，蒙牛响应温家宝总理号召，为早日实现强壮民族的牛奶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捐奶助学工程，投入一亿元发起“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公益活动，向全国各地的500所小学免费送奶一年，由此开启了富国强民的中国牛奶运动。2007年4月，又向自治区老少边穷地区100所小学的少年儿童提供免费赠饮一年的蒙牛优质牛奶。蒙牛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许多个“第一”，蒙牛产品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蒙牛的企业文化具有顾大利益、讲大道德、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财务至善伦理。
五、确立科学的企业财务伦理观
科学的企业财务伦理观构建首先应根植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义取利，诚信为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观取向提示我们在企业内外两个维度关系的处理上首先必须遵纪守法，必须正确处理企业与职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各种义利关系，选择创立与发展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人民健康生活的企业宗旨及产品与服务，不为牟利而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或制造假冒伪劣产品。
目前，中国企业的慈善伦理理念还停留在“回报社会，造福桑梓”这个层面上，慈善作为也只是表现在资金支出和产品给予上，慈善行为大多是发生在社会突发事件的特殊时期，具有明显的间歇性，缺乏一定的长效机制。比如“非典”、“雪灾”、“地震”等，慈善资金支出和慈善物质支出的路径大多是“扶贫”和“赈灾”。很少有企业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科研、教育等慈善支出方面，也很少有企业在财务管理中把追求至善作为一项长期的财务战略予以重视。所以构建科学的企业财务伦理观，就必须把慈善作为和企业的财务投资战略进行对接，可以使企业财务目的与企业伦理使命达到有机的统一，不仅寻找至善作为的制度设置并要使其制度化。在企业投资战略中调整理财目标定位，设计理财责任结构，在财务责任指标体系中构建慈善责任指标，并将其逐层细分，渗透在车间、班组或项目部的定额任务里，使慈善作为与企业对于社会、环境、资源、股东、员工等有一种整体的考虑和持续的财务责任感密切相关，这样的伦理设置与构建可以提高企业资金运营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和企业财务管理的协同效应。同时，通过将慈善支出与财务责任的联系以及对慈善责任指标的细化落实，不仅可以促使员工通过日常工作参与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事情以增加其工作自豪感，而且可以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