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好大门
朝鲜停战以后，彭总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从此，在他离开这个岗位前的六年多时间里，他除了在中央开会和出国访问，都是深入部队和亲临海边防，检查战备、训练等情况。
为着中华民族不再受到外敌入侵，为着我们国家能安全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贡献了他全部的心血。
有一次，他来到东海前哨的一个炮兵阵地上。开初，负责守护这段地带的一个团长，对彭总提出的一些问题还能对答如流。后来，问到他们的大炮是哪年制造的，现在国外最新式的常规火炮的性能怎样，以及他们守护的海面前方有哪些国家的定期航线时，却回答不出来了。
彭总的脸色有些不好了。当他又看到这个阵地的弹药库竟然修在前沿，结构也不符合要求时，便电闪雷鸣般地发作了：
“你们谁到过这个地方？”他问跟着他来视察的几位部队首长。
回答说来过，对这个弹药库也看出了问题，但因为其他事耽误了改建。
“其他事？什么其他事！还有比守住你们的阵地，防止敌人的炮弹把你们的阵地掀翻更重要的事吗？你们呵！你们是坐在敌人只需要一发炮弹就能送你们升天的地方！还在忙其他事！乱弹琴！”
几个首长都站着不敢动。他压住了火，声音轻了，但批评的分量更重了。“你们几个都留在这儿，现在就着手，把这个库房拆了重修，看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地研究解决。我一个月后再来检查！你这个团长，撤职！送军法处！”
当天，彭总在这个团部吃晚饭。当大家都入席坐好之后，他发现团长没有来，就对我喊：“小景，去，把团长请来！”
我离席走到门外，团长就站在那里，我拉他，他哪里敢动？还是一位部队首长把团长批评了一通，他才来到席前。
彭总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我今天又说了错话，向你道个歉吧！但只错了一句，不该说要把你撤掉，送军法处。其余的都对！当然，你认为不对的，可以批评我，不能赌气不吃饭啊！”
团长的眼圈红了：首长，是我错了，你批评得对！
彭总又说：“都对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对就可以了。年轻人啊，想想吧，人民把一扇大门交给你来看，你就得千方百计把它看好啊！呵，你已经承认错了，我就不说了，吃饭吃饭！”
那个团长拿筷子的手激动地发着抖，彭总把一大夹菜送到了他碗里。我看见，团长转过脸去，悄悄擦去了眼里的泪水。
要多为战士们想想
在一年冬天，彭总到祖国南海岸视察。进入一个军营的时候，从一座亮着彩灯的礼堂里传来悠扬的乐曲声，一听就知道那儿在举行舞会。
彭总下了车。径直朝营房后面的连队驻地走去。一个班正在讨论时事。彭总进门后自己作了介绍：“我是彭德怀，来参加你们的学习，好吗？”
这个班忙乎开了，又端水又倒茶。一个干部端来一把椅子，战士们又垫上一床被子请他坐。他却坐到了战士们的矮凳上，问：“你们讨论什么问题？”
一个战士递给他一张报纸。彭总看了看，和大家讨论起报上的消息：为什么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老是闹政变？
战士们热烈地发表意见。大家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颠覆，新兴的独立国家没有马列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彻底，等等，这就造成了这些国家长期的不稳定。
最后，彭总举起手来：“报告班长，我发个言。”接着他就讲开了，“这些国家不安宁，同志们分析的原因都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领导不愿意和大家一样坐矮板凳、硬板凳，可能原先他们也是坐矮板凳的，后来他们就只能坐高板凳了，比你们叫我坐的那板凳还高，高得多……”
战士们高声大笑起来。彭总却站起来了，严肃地看了看随后跟来的这个部队的几个领导干部。接着刚才的话头说：“那些坐在很高很高的板凳上的人，看不到士兵了，不知道士兵们在说什么想什么了。士兵们在学习，干部们在跳舞……”
几个领导干部脸红了。彭总接着问：“今天星期几？你们一个礼拜跳几次舞？”然后说，“我不跳舞，我也不反对别人跳。但你们在娱乐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和士兵在一起。唱歌、演戏、打乒乓、下棋，怎么不可以？大家同乐同乐怎么不好？为什么光搞那个东西？搞也得分个时间场合嘛！不要在营房里搞！”
彭总最后又说：“不要因为你们自己不爱好打球，不爱唱歌，只爱跳舞，你们就不去提倡，不去组织适合战士特点的文娱体育活动。你们要多为战士们想想！”
高山兵站
到西北的格尔木地区时，内地正是比较热的时候。但在那里，人人都穿着棉衣。大风来时，黄沙满天，早晚还使人感到手脚都有些僵。
彭总在一个负责物资转运的兵站，看了战士们的劳动工地，又看了他们的住房、食堂。他摸着战士盖的棉被，伸手接着板棚上不断撒落下的尘土，问干部们：“战士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不冷吗？”
干部说，是冷啊，这样的房子既不挡风又不挡沙，早起时，被面上起一层霜。不过大家没意见，因为都知道，当前任务紧急，腾不出手来整这些，干部也和大家一样的吃住，所以劳动情绪还是很高。
彭总点了点头：“很好很好！一条，大家明白了道理；二条，干部和大家共甘苦。我们靠这两条就能把天大的困难战胜一大半！还要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入冬前一定要做好防寒准备。”
彭总在这里，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还要和大家睡在大屋子里的通铺上。后来还是一个同志说：“你睡在这儿，大家都担心把你冻病，都睡不着。”彭总才同意单另住在一个地方。半夜，他又起来检查这个兵站的哨位。
“你怎么不穿皮大衣？”他问哨兵。
“报告首长，我们没有皮大衣。”
“为什么你们没有皮大衣？”
“因为上级有规定，以一条什么河为界，河西才算高寒地带，发皮大衣、毛皮鞋，我们河东，没过线，所以不算。”
第二天，彭总对这个规定专门作了调查，发现这个兵站，因为地势高，比河西有的地方还冷些。他当即给有关部门作了指示：“按实际情况发给御寒物品。”
说来也凑巧，十几年后，我偶尔碰到了当年在这个地区兵站工作的同志。他告诉我，那次彭总检查工作以后，这一带的高山兵站不但领到了皮大衣等御寒物资，上级还发来了一些烤火的铁炉，又给每个连队发了一架当时很稀罕的铁壳收音机。
在海军基地
彭总的性子急是出了名的。他的时间一分一秒都安排得很紧，预定要去哪里，干什么，到时候哪怕来了风暴雷霆也休想挡住他。
有一年，彭总来到青岛附近一个海军基地，准备观看海上的一次演习。基地首长告诉他海上气候发生了变化，问他：演习是不是延期举行？彭总反问：“敌人要打你的话，这样的气候他来不来？”
基地首长只好如实告诉他，这次演习是专为向他汇报组织的。这时气候变了，彭总不能登上已经开到远海的指挥舰上去。彭总问：“你们能登上去吗？”舰艇指挥员都比他年轻得多，又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彭总说：“你们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
基地首长还是劝阻他，他怎么也不听。我对海军的同志们悄悄说，你们放心吧，首长结实得很。我说的是实话。就在这前不久，在这个基地附近爬山，彭总把所有的首长拉下了不说，我们有的年轻人也赶不上他。
于是，彭总坐了小舢板去登指挥舰。到了大海上，我才吃了一惊，第一次见到大涌是怎么回事。它把海面像一块绸布一样抖动开来，荡得大军舰一起一落的。小舢板被大浪一会抛了起来，一会又揪了下去。
彭总站在舢板前头，拉开架势想看准一个适当的时机往舰上跳。海军首长劝他不听，我把他死死拽住了，彭总把我拨拉开：“你让开，我不要你管！”
我只好对海军的首长说：“彭总的安全问题请你们听我的，往回开！”舰艇刚转过头，彭总坐下来气得呼哧哧的。
后来，彭总向海军首长提出乘快艇到演习区域参观。人家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但快艇开得很慢。彭总又不满意了，问艇长：“你这也叫快艇？”人家只好加速。他又问：“这就是最快的啦？”小艇终于加到最快速度。他大笑起来：“这还差不多！”舰舷两边，腾起了白花花的浪涛。把我们的雨衣浇得透湿。彭总站在小艇前头，昂着头，望着浪花滚滚的茫茫大海，很是惬意。
酷热的沙滩
彭总性子急，难免吃苦头。
那是在东海前线，彭总要去检查一项新建的国防工程。车开到中途，他问司机：“不能从沙滩上对直开过去吗？”他大概看到了沙滩上有车辙。
司机是当地部队临时派来的，说：“可以开，但路不好走，有的地方可能陷车。”
彭总鼓励司机：“不怕它陷，陷一两下也比多绕几十里路强。”
司机还是有点犹豫。我也看到，沙滩上坑坑凹凹的，走起来太颠簸。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鼓励司机对直开。
车开上沙滩地，几次陷进沙坑里开不动，司机头上大汗直冒。
这时正值酷暑季节，烈日当空，海上微风不起，沙滩上被晒得腾起一片晃眼的金星。车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蒸笼，闷热难当，彭总的军衣也汗湿了。
车子终于熄了火，再也不动了，这儿正好在沙滩腹心，离目的地还有十来里。
“好，你慢慢修，我们下车走。”彭总说着就下车往前走。
“首长！”我们已经走了十几步了，年轻的司机赶了上来，擦着满脸的汗水、泪水说道：“对不起首长，我没完成任务！”
彭总说：“这不怪你呀！怪我出了烂点子。没什么，你再修修，不行的话只好回去搬救兵了。”
小伙子没听见，带着哭声说：“首长，我技术不过关，我……”彭总拍了拍司机的头，把他安慰了一番。
走到目的地的时候，彭总的衣衫都拧得出水来。当地部队的首长一个个看着惊呆了，要他赶快去洗澡、更衣、休息。他没顾这些，立刻带着他们去检查工事。
晚上彭总叫我去问，司机赶来了没有？我问明后告诉他，他早开车回来了，一直躲着不敢出门，彭总又叫人把他找来，问了他的姓名、年龄、参军时间、开了几年车，等等；又问为什么沙滩上有别人开过的车印。司机说，他是个新手，技术不行。彭总跟他讲开了朝鲜战场上的司机，怎样钻过地面上的炸弹坑，又躲过头上敌机袭击的故事，最后他把自己的一个笔记本送给了司机同志。我记得，彭总在本子上写着：“学习政治，钻研技术，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能叫一个同志受委屈
彭总很严肃，批评人的时候很尖锐，但他是讲道理的，也允许别人反驳。有时当场向被批评者认错，有时把别人反驳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当场记下来，表示查实后解决。
我自己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军衔评下来的时候，我不满意，在党小组会上和一个干部顶起来了，几天情绪不高。
彭总知道了，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计较这些干什么？那一个花叫你光彩到哪里？这些事情怎么好意思去争啊！”他还跟我讲了许多道理。我一直记得他常讲的一句话：多少革命战士在行军的道路上负伤倒下来后，连脚上一双好点的鞋子也主动拔下来给战友，好让同志们往前赶路。
这次我因为正在火头上，也就同彭总争辩起来了：“你完全把情况搞岔了！我是争军衔吗？我是对组织没搞清我的情况不服！主任说我到这里来之前是班长，我说不是，是啥请他了解了解。我要那个花干啥？又不是吃得的！”
彭总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就叫我坐下来慢慢说。我说，我来这之前当过一年排长，半年见习侦察参谋。彭总马上喊主任来，要他搞清楚，原来我的档案里对这段情况记载的不够明确。
过了一段时间，彭总对我说，你的情况弄清楚了，和你自己说的一样。我说，清楚了就行，我再不说别的。彭总说：当然得参照你来时的级别评定军衔！这不是多一个少一个花的问题，是如实地承认一个同志的历史。争那些东西，闹那些东西是要批评的，但合理的意见要听，该解决的要解决，不能叫一个同志受委屈。
毛主席了解我
彭总任国防部长时，曾带我们专程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旧居。他在毛主席早年一幅全家的照片前停了很久，对我们说：“这就是毛主席一家，毛主席就生长在这个屋里。这个屋给中国人民的贡献好大啊！”
他对引他参观的当地领导说，要想法把屋子加固，墙基屋瓦都要常检修，要防漏防蛀，但不要把原来的样子改变了。他说，让外国的同志来看看，一个人只要掌握了真理，哪怕他从这样的茅屋里走出来，他也会在这个世界上起伟大作用的。
我常听他说：“我是个猛张飞，没啥大本事，后来上井冈山找到了毛主席，学了点马列，这才真正懂得怎样闹革命，怎么给老百姓办事了。”
彭总对一个人的好感和爱戴，很少用语言来表示。但在他身边久了的人，都能发现彭总对毛主席的热爱，虽然言语不多，却感人至深。
他在中南海的住地离毛主席最近，凡是有人来他家，他都特别说明汽车从哪道门、哪条路上来，又叫我们老早在门口等着，让来车开得慢些，不要鸣笛。他没有向我们说过原因，我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毛主席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彭总怕车声影响毛主席的睡眠。
彭总晚上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夜间电话一来，我们都特别注意，马上拿起听筒，不让铃声把他吵醒。但我发现，他好像仍在听着我们通话的声调。凡是毛主席那里来的电话，他总是不等我们去请，马上就出现在电话间。多少次，我看见他接到主席的电话后，用冷水洗洗脸，很快就大步向毛主席住地走去。
彭总出国访问时，经常是每到一地，都被大群大群的人围着欢迎。有一次几个像是很有学问的老头拦住了他，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从翻译口中，我听出他们在一股劲地称颂他：“百战百胜的中国将军！”“创造战争奇迹的英雄！”“第一个打败了美国军队的统帅！”等等。彭总听到后，马上收敛起笑容，回答说：“你们搞错了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军人，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至于打败美国侵略军的，是朝鲜和中国的英雄人民和军队，英明的统帅是毛泽东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后来，我还听彭总对翻译说：“以后有人给我吹这样的牛皮，你不要翻译了。你对他们说，这是假话，是别人胡吹的！说我彭德怀听了这话就要脸红！”
直到彭总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长期休息后，他对毛主席的敬爱和信仰依然没有丝毫减弱。我不止一次听他说：“我跟毛主席几十年，我了解毛主席，毛主席也了解我。他知道我有一个倔脾气，自己认为是对的非干下去不可，错了也不赖账。我想，我们以后会说得通的！”
照相的故事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彭总家里常有记者和作家来，都是要他谈情况，准备给他写书。开头我也待在一边，想捎带听听，他却老是一句话：“我有什么好谈的？你们另出个题目吧。”不管人家怎么说，他就是不说他自己的事。后来我也就不去听了。慢慢地也很少有这方面的人来了。
但是，跟彭总熟悉的一个摄影家，还是经常来。这个摄影家一来，就缠住彭总，要给他照相。“咳，你这个同志，成天咔嚓咔嚓！要照，你照群众，照那些流血流汗的英雄嘛。”彭总说：“照我干什么？我这个人长得丑。”
摄影家来找我帮忙。我和他约定，在彭总常散步的地方，他选一个好天气，先给别人照，我到时候把彭总领来看热闹，再动员他照几张。谁知，当我们按预定计划把场面摆好时，彭总老远看到了他，扭头就走：“快走快走，不能往那边去，不然，那人又要拉我照相。”
过年的时候，摄影家动员了一群孩子把彭总从屋里拉了出来，打算给他照相。彭总历来爱孩子，当他跟着一群孩子来到院落里，一见那位摄影家背着照相机走来，立刻“警惕”起来，怎么也不面对照相机。后来他对我说：“差点上了当！”我说：“人家也是好意，照一张就照一张呗。”他说：“你小孩子不懂！干点工作要人家宣扬干什么？”
就因为他不愿照相，解放军报找到我，给我一部照相机，要我带着随彭总出差。他们还说，胶卷充分供应，要多少给多少。彭总见我背上这玩意儿，很生气：“哪来的这个？”我按报社教我的说：“这是报社给的任务，照回去作资料的。”他只好说：“作资料可以，不要拿出去登报，登报也不要登我。”既然不能登报，我照的也就只好自己保存作纪念了。十几年后，因为我有一个“保彭德怀的黑警卫”的罪名，这些照片一张也没能保存下来。
我父亲来了
一九五四年，我们住在中南海。我父亲来北京看我，我把他安顿在招待所住。
彭总知道了这件事，问我：“你父亲来了？”
我“嗯”了一声。
“怎么不接他进来？”
我说：“接他进来干啥？”
他接连问道：“干啥？他不是来看他儿子吗？他儿子不是在这儿工作吗？他儿子能在这儿工作，他就不能来这儿？谁规定的？”
我说：“没谁规定。我想，他农村来的……”
这句话可把彭总惹火了。他厉声问我：“你是哪里来的？你知道我是哪里来的？我们不都是农村来的？过去不都是种田人？我们是农民养大的，是农民把我们送进城里，送到这从前皇帝老倌住的地方来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见见农民？何况他是你老子！”
彭总不由分说，要我坐上他的车马上把我父亲接来。当天晚上，彭总、他的夫人浦安修和他的侄女，一道陪我的父亲吃饭。彭总还连连给我父亲敬酒。
这顿饭吃了一两个小时。彭总把农村的情况问得可仔细了。我父亲几杯酒下肚以后，话也就多了，讲起旧社会我们一家遭的难，土改分了些啥东西，扳起指头给他算起收成账来，两个人乐得哈哈大笑。我在一旁拉扯我的父亲，意思是叫他少说几句。我的父亲却朝我摆手：“不怕的！我看得出，这位同志过去也是庄户人，摸得透我们的心思。”他把身子凑近彭总，继续讲起家中栏里的猪、屋后的柿子树……彭总确实是听得津津有味的，还不时地纠正我父亲不精确的计算。
我送父亲回招待所的时候，他问我：“你的首长叫什么？”
那时候，上级有规定，我们对外不说自己跟哪个首长，所以我在家信中从没提过自己干什么。这次我还是不回答父亲，只说：“知道是首长就得了，你管他叫什么？”
父亲住了几天，终于从其他人口中打听出了我的首长是谁。一天晚上，他兴奋地对我说：“嗨！我只看出他是个大官，没想到他就是我们的彭老总！小子，你放心，我不会到处乱说的！”父亲临走的时候，还去向彭老总告别，说：“我可不敢再打扰你啦！”彭总一直把我父亲送出门。到了车站，父亲附在我耳边说：“小子，尽心尽意保护着他，千万出不得差错啊！”
彭总和我一家
从朝鲜回国后，彭总又要我回一趟家。走前对我说：“你也二十好几了，回去看看父母，也看看给你写信的那个姑娘。我看人家是真心实意，你要是中意，就把亲事办了。”等我走了几步，他又叫住我补充说，“不过，这种事可勉强不得，如果双方不太中意，就不要忙。”
那次，我回家结了婚。以后把爱人带到北京来见彭总时，彭总当她的面拍着我的肩头：“你这小家伙，不错！还是选了个苦根子，没忘本。”彭总夫妻给我们补送了结婚礼物。
后来我的爱人迁到北京来了。她在工厂做工。当时中南海房子比较紧张，我就收拾了一间原来是堆放家具的房子来住。彭总来看了，说：“半截子屋破破烂烂，不整洁也不暖和，去把我那床壁毯拿来挂起来吧。”我们再三推辞。我爱人说：“这都很不错了，我们多少辈人见都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地方哩。”后来彭总还是叫人把壁毯送来，我们将它挂起，刚好把靠壁的杂物遮住了。这壁毯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毛纺厂送的，上面织着几个大字：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彭德怀副总司令。
大跃进年代，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有一个星期天，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后，我爱人还留在厂里加班。这时正赶上彭总有事外出，我只得把孩子交给别人代管一下。小东西大声哭闹起来。彭总走过来抱起正撒泼的孩子，抖着哄着，对我说：“把他带上车，你又执行任务又带孩子多好。”我连说不行不行。他说：“谁都有个特殊情况嘛。”孩子紧紧搂着他，和他一起坐进了汽车。彭总爱孩子爱得奇特，谁家打孩子他也去干涉。有次，我打了孩子几下，孩子号哭着跑到他那告状，他见孩子屁股上有印痕，气得大骂：“你打他，我看该把你打一顿！”每到星期六，他就催：“快去接孩子吧，不然小东西又要哭闹了。”
我们后来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在他停止工作的那几年，每当学习、劳动之余，总要找到我的孩子，跟他们讲故事，揩鼻涕，分发糖果、饼干。时间长了，我的孩子也懂得了规矩：当彭总戴着老花眼镜的时候，谁也不去打扰吵闹；当他一取下眼镜，便喊着“爷爷，爷爷……”跑了上去，要分好东西吃。
不要脱离群众
彭总没有游览名山大川的习惯，也很少去看戏或看球赛，跳舞更是不去。只有看电影还比较喜欢，特别喜欢看中国影片。看的时候，要是专门为他或者少数几个人放映一场，他就叫等着，要我们到处去喊人。有一次，没叫来人，他拍屁股就走，说：“以后再看吧！”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跟彭总说，北海公园很不错，游人很多，湖心亭子里演着戏，岸上可以看，划着小船也可以看。他听了很高兴：“唔，今天我们也看看去。”
我按警卫部门的规定，把首长下午几点到北海公园的事报告给有关部门了。傍晚，彭总穿着便衣，叫汽车在离公园还有一条街的地方停下了。到门口一看，一块大牌子上写着“休息”，几个干部和公安人员早在那儿等着，把彭总迎了进去。
彭总进门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问我：“你搞的什么鬼？”
我也纳闷：怎么公园里看不到几个人？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跟彭总逛公园，没想到是我给警卫部门的那个报告引起的后果。他动怒了，我才隐约有了察觉，但还想辩解：“牌子上写的不是休息吗？”
“休息？休息为什么叫我们进来？”彭总不但冲着我，也冲着跟在身后的公安人员，“你们就是叫我们脱离群众！你们说，是不是你们把群众赶跑了？”
几个公安人员回答，他们是奉了上级指示，闭园接待首长的。
“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绝不能有！”他返身走出了公园。
路上，彭总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的娘！”
“小气”和大方
彭总的“小气”和大方，两方面都突出。
那年出国访问，每到一个国家，大使馆都按国家规定给代表团每一个成员发一些钱，供他们在商店里买一些东西。发给彭总的钱更多些，因为他是代表团团长。他却看都不看一眼，说：“退给人家，我们不买什么。”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把发给彭总的一叠崭新的马克送回大使馆以前，提出给他的一个已经参加工作的侄女买块表。他想了想，说：“好吧，弄个最便宜的，能看个时辰就行了。”我想，反正这些钱要交，还是买块好看些的，贵点也罢。买回表来给他看，他还满意，但一看发票，眉头皱起来了，连说：“太贵了！太贵了！这合人民币多少？小孩子戴这个，用不着。”他非叫我去换不可。我咬定这是最便宜的。因为很快要离开，他也没法，但是嘟哝了好几次：“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你捣了鬼！”其实，这块表的价钱还不到他送还的那一摞钱的百分之一。
这类“小气”的例子还很多。每顿饭剩下的菜，他规定不能倒掉，下顿再热来给他吃。说来谁也难相信，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穿在里头的衬衣好多是打了补丁的。有些衣服、袜子实在不能再补了，我也不敢扔掉，因为他说不定到什么时候记起了就要查问：我那一件什么什么样的衣服，怎么不见了？因此，每当处理破烂，只得拿去给他过目，然后决定去留。
到西南来之前，我不经他的同意，把他穿了十几年的一双烂皮鞋扔掉了。他念叨了好久：“那双皮鞋很可惜，我穿着最合脚的……”
可是，他又非常大方。对服务员、来修房子的工人、探家归来的战士，乃至路上、车上随便遇到的什么人，他都很关心，爱问人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经常送钱给人家。经我的手送出的，我连回数都记不清了。
从朝鲜战场回来，他就是用的一部旧式的汽车。后来，有关部门叫去换一辆最新式的，他拒绝了：“这辆还能用，换什么？”我跟他讲了从别人那听来的新车的优点，他说：“世界上好东西多啊，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他屋里的家具，只要他认为“挺好”，就别想给他换新的。有一次，我提出：窗帘布旧了，换一下吧！他说：“旧了？老百姓用这样的布做衣服，还不知穿多少年哩！”
我后来也看出来了，他的“小气”只对自己，对别人是大方的；或者说，他在动用人民一分一厘钱财时很吝啬，而对人民分到他名下的一份却总是想多拿出去一些用于人民。
我们不是帝王将相
彭总不喜欢人家招待他。遇到人家大摆筵席时，他先叫我们去算账，用他自己的钱如数付清，并且要看收据，一碟一碗地查对。然后，再请主人和服务人员一同来吃，边吃边讲道理，弄得主人家很难为情。所以，每到一地，我们总是赶忙打招呼，吃饭千万不要超过我们的伙食标准。彭总常当着那些爱请客的人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慷公家之慨！”表面上看，他有点不讲“人情”，后来我想：他正是对人民情深，有时才会这样声色俱厉，叫人觉得铁面无情啊！
彭总自己也从不给人家办什么招待。他家每年一次盛会，就是春节期间把我们工作人员和家属都请来，摆上一大桌，他自己和浦安修同志给大家敬酒，对辛苦了一年的同志们表示感谢。除此而外，亲友来了，有乐意留下吃饭的，大都是从食堂打来的普通饭菜。
在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彭总听服务人员说，哪几座小楼是专给中央来的首长准备着的，哪一级住哪一层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彭总听了，半夜还围着那些空着的小楼转圈。我催他去睡，他不理，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
临离开那里，彭总针对这件事，跟当地一位负责同志说：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他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这样搞，又有什么必要？我们来了，住个普通招待所又有什么不好？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
老帅之间
在艰苦、漫长的战争年月里，彭总和老帅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到北京后，朱总司令一有闲暇，总爱走来串门。有时还要在一块吃饭，饭后，要是没有别的事，准有一个人提出：“来一盘吧！”我把棋具拿了出来，朱总亲自动手摆好棋子，朝彭总说：“来，杀一盘！”
当彭总同朱总聚精会神地下棋的时候，有时互相望着笑笑，有时为了一步棋，竟然天真地争夺起来：“君子举手无悔！”“好，不悔不悔，先输给你一局，让你三分嘛！”“哪个要你让，有多少老力气，全使出来。”这时我们围着观战的，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两位老总亲密得像老哥俩。在中南海同住的几年里，两个人不是你来，便是我往，下棋，散步，说古谈今，总有说不完的话。有次我叫彭总去看电影，彭总说：“你去吧！我等朱老总来，同他在一起，比看电影好。”还有一次，朱总要划船玩，彭总说：“不行，你掉下去了我保不了险！”朱总说：“我保你的险，你掉下去了，我来捞。”朱总说着就往小船上去。彭总对我说：“快去叫几个人来，要会水的！真要让朱总司令喝了水，可了不得。”
除朱总之外，彭总和叶帅的往来也很密切。两人中谁去外地，走前一定要去向对方告辞，回来后，一定要交换互相的见闻，见面后说个没完，走时一送再送，十分投契。有时，他们在一块吃狗肉，两家人围席而坐，欢笑之声不歇，气氛很是热烈。
陈老总每次来，平时不大爱说笑的彭总总是笑声不断，连我们也高兴异常。有次陈总问我哪里人，我说：“山西洪洞。”他打趣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不，你是好人。跟彭老总的还能不是好人？”有一年，彭总出国访问。他把一些准备对外的讲话材料送给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征求意见。陈老总送回稿子时，开玩笑似的对彭总说：“老兄大作，兄弟拜读过了，很好很好，一字不须添，一字不须删。”彭总说：“出了差错。你可要负责！”陈总说：“只要你老兄讲出去的，兄弟我一概负责。”陈老总在关键时刻真正表现了一个生死与共的战友的真挚情谊。一九五九年。彭总开完庐山会议回到北京，陈总第一个来看望他。他对彭总说：“老兄想开些，大局为重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说吧！”陈总出门，特意嘱咐我说：“小同志，可不能因为他犯了错误就另一个样子，要更好地关照他。”
一九五九年，彭总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回来。他告诉我们，凡是在国外收的礼物一律清点上交，有纪念意义的送博物馆，吃的、用的交服务处。就在我们清点的时候，他来了，拿起一支猎枪说：“这个可以不交，我在国外就想好了，这猎枪要留下。”我说：“你又不打猎。”他说：“给贺胡子，贺胡子有空的时候爱打猎！”后来，因为急于去庐山开会，这支猎枪才没有找到机会送给贺老总。
彭总和刘帅、聂帅、徐帅、罗帅都十分亲密。我听说，抗日战争期间，彭总和聂帅分在两个地区指挥作战，两人为了交流作战和工作经验，曾不止一次冒着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前来见面。彭总在朝鲜期间，每次回国，当时任参谋总长的聂总不仅为他安排工作上的种种方便条件，而且总是记得通知远在千里外的彭总夫人浦安修同志前来北京。
凡事有个例外。我唯独不记得他和林彪有过什么密切的交往，这原因，直到好久以后我才知道了一点。
这样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彭总是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下旬出国访问的，在这以前，他在甘肃、湖南、安徽等地视察了很长一段时间。
去甘肃的路上，彭总指着窗外的小高炉群问我们：“你们认得那个东西吗？”然后，他告诉我们，这种小高炉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根据本地的原料、燃料等条件，由老百姓自办一点炼铁工业，解决农业用铁；将来还可以用它造土地雷、土炸弹。他把办这种土高炉，比作当年的游击队打麻雀战，可以积小胜为大胜，可以渐渐地积累经验，由小到大，由土到洋。
这一路上，汽车开过一个地方，发现大片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了，彭总叫我们去找当地的干部。找了半天找来了一个老头，他说他们区上正在大放钢铁卫星，所有强壮劳力都去了，还够不上上头规定的人头指标；上头说，各路大军都要为钢铁元帅升账让路。彭总焦急地问：“你们难道不想想，庄稼收不回去，来年大家吃什么？总不能吃钢铁嘛！”老头也连连点头：“是啊，谁不这样说，这样想？可谁顶得住这个风？除非中央派个大干部来！”
彭总来到武威步兵学校。这个学校的教职员都在炼钢，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正为夺下多少多少吨而战，学员的学习、训练完全停止了。彭总来到了小高炉前，只见大家眼熬红了，衣服熏黑了，许多人拿着炼出的钢铁来向他报喜。彭总对学员们说：“我为你们的热情感动。但对你们的领导这样不珍惜你们的热情和干劲，我要打他们的屁股！”他又说，“假若我们军队，我们的军事学校都来搞这个，敌人就会高兴得跳！因为我们不待他们来打。我们自己就垮了！”
在这个地方的招待所，有两个服务员听说彭总是来视察的，就跑来向他诉说家里的情况。他们说有些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柴烧。他们还说，有些煮饭锅也砸了，把废铁拿去当了原料。
这一夜，彭总找来了一些地方和军队的干部谈话。彭总首先严厉地指出了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后来不知怎么他自己也沉默了，闷坐了好久。这些干部走后，他铺开了纸，一直写到深夜。
我记得从甘肃回来的路上，路过河南，正是夜晚，处处都是夜战小高炉的场面，人流车流不断，遍地炉火映天。彭总伏在车窗口看了很久，表情严肃，一声不吭，然后掉转头来问我：“你说，这个办法能叫我们国家从此不受穷？”我回答不出来。他自己摇了摇头：“不行！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完全不是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东西了！”
我要给毛主席报告的
回到湖南视察的时候，彭总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刚到家乡就被敬老院的老人们拉去了。老人们揭开一大锅青菜给他看，菜里只有几颗米星星。彭总看看锅，摸摸床，望着老人们一张张蜡黄的脸，想着这灾年荒月，他在灶边沉默地坐了下来。
“老彭啊，你怎么不说话？我们可不知道你今天来，不是装样子给你看的！”
彭总说：“嗯，我只看你们的脸就知道了。你们这，名字好听，幸福院！什么幸福院？”
老人们都挨着彭总坐下来，和他谈生产、说生活。很快，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
“彭总啊！”一个老人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我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样子，毛主席知道么？”
另一个老人抱着一个孩子走到彭总面前：“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人们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他们要叫唤呀！”
说着说着，一个个声音喑哑了。彭总也掉下了眼泪。
“老彭啊，你回来就好了，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天灾我们能对付，有些人兴的那些规矩，改一改不行么？”
“对呀！对呀！”大家要彭总拿个主意。
有的人还提出来：“别的地方不是一亩产十几万斤谷子吗？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嘛，动员他们支援支援我们嘛！”
“我们这里的报纸登的不也是亩产万把斤？”彭总听了，苦笑着问。
“那才是哄鬼的！”大家吵起来了。“一万把斤，地上铺一层要占多少地？”
“万把斤哄鬼，十几万斤还是真的啦？”彭总又问。
大家不说话了，有的人叹气，有的人揩眼泪。
“老彭，你说为何事搞成这样子？”
彭总不答话。
“老彭，明年怎么过呀？”
彭总还是不答话。
“老彭，毛主席知道么？”又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彭总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情况，我要给毛主席报告的。”
庐山上书
一九五九年七月，彭总出国访问刚回来，中央就通知他到庐山开会。因为旅途劳累，身体不太舒服，他叫秘书代他请了假。后来，毛主席来电话要他去，他就去了。
彭总先是坐火车到汉口，然后坐轮船到九江。开头一段，尽管会议进行得很紧张，他的心情却是愉快的。碰上老帅，问候一完，就说些笑话。清晨，他还去看过云海和日出，傍晚他趁散步的机会，又去看过一些古迹。有时。他异常兴奋地谈起一九五八年春天的成都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打破迷信，解放思想，倡导敢想、敢说、敢干和“五不怕”的精神。显然，他对那么一个生动的政治局面，是非常向往的。他的情绪越来越好，我暗中庆幸：这次上山，看来对他的身心都是有益的。
不几天，他突然沉闷了，睡前给他送去的安眠药，他叫我放着，躺下后他又起来散步，直到夜深还不睡。看得出，他是在思考着什么重大问题。
一连好几个晚上，他都是这样，每晚给他放的洗澡水，都没有用过。
一天深夜，我见他坐在桌前，桌子上铺着纸，放着笔。我对他说：“明天还要开会，休息吧。”他说：“你自己睡去，不要管我。”他还叫我新沏一杯茶，要浓一点。我给他送茶时，看到他挥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字：“主席”。他对我说：小组的发言很实际，让我想了一些问题。我写封信，把在下面了解到的那些情况报告主席。
第二天早晨，他在院子里打了拳回来，把王参谋叫到跟前，说：“我给主席写了封信，你给我抄正。”然后很轻松地挥动着胳臂说：“有些话会上我不好说，也说不准，都写在这里头了。我有话就要说，说出来就像去掉一块病。”
王参谋把信誊好后，彭总叫他送给主席。王参谋从主席那里回来，他问：“送到了？”王参谋告诉他送到主席秘书手里了。他说：“好，好，送到了就好。这封信可不能掉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彭总的情绪明显地变化了。我没有把这种变化同写信的事联系起来。医生告诉我，彭总病了，脉搏不正常。我一想，是啊，这两天，他饭量减少了，也不大说话了。我以为他是熬夜着了凉，劝他检查下身体。他半躺在床上，两手枕着头，睁着眼睛想问题。说：“检查什么？我没病。有病，现在也治不成。”
清爽的庐山变得闷热起来。后来，王参谋忧郁地告诉我说：“出事了！他犯大错误了！”还告诉我，就是那封信出的问题。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反而觉得心宽了些。我想，写封信会犯多大错误？就是错了，做个自我批评不就行了？可是，这一天我们警卫人员突然接到通知，不能随便进入会场。彭总走出会场一次比一次脚步沉重，黑红的脸膛也显得苍白了些，晚上再不去看电影了，多年来的散步习惯也停了。老帅们都来看过他，我再也听不到他们在一起高声大笑，一个个心事重重，坐一阵便走了。我逐渐感到问题真的严重了。
隔了两天，浦安修到了庐山。她是自己跑来庐山度暑假的，并不知道庐山发生了什么事，来时，还嚷嚷着到处去走走看看。第二天早起，她的眼睛红肿着，什么话也不说了。彭总的办公室主任正式通知我：首长犯了错误，会议正在解决他的问题，要更好地关照他的生活起居。
听了这个，我心神更加不安了。
不久，彭总把我们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说他写了一封信，受到了严厉批评。他说：“国防部长不会叫我当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我也不想当了。我要回家种地去了！我给主席作了三条保证：永远不当反革命；不自杀；自食其力。你们放心吧，你们想干什么，向领导提出来。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谢谢大家这几年的照顾！”
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的心情都感到很沉重。
往事的回忆
一九六二年以后，彭总曾经对我讲：“小景，现在我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连我去农村参加劳动的机会都不给了。我心里有好多话要说，我要写信给党中央，阐述我的观点。你不要在我这里工作了，你要求一下，到连队锻炼锻炼，或者去学校学习吧。不然，在我这里会妨碍你以后的前程。我的名声不好，你在这里也会受牵连。”
听彭总这么一讲，我不由得放声哭了起来。我对彭总说：“我到你这里工作，是党组织派来的。十几年来，你对我深刻的教育，我是永远不会忘掉的。只要组织上叫我在你这里，我愿意跟你一辈子，你哪一天去见马克思，我就回家去劳动。”
彭总说：“我是了解你的。小景，你来这里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可是如今我的处境是这个样子，你不要求离开我，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我说：“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跟着你的决心永不动摇。”
彭总听了我的话，眼含热泪说：“小景，我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感到高兴。”
不久，彭总就给我讲起了庐山会议的有关情况。
他说：一九五八年，我去过东北、西北、湖南、江西很多地方。大量的事实说明，当时必须反‘左’。否则，我们国家的前途就不堪设想。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我是经过再三考虑的。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当时犯了‘左’倾错误，这个错误是完全可以纠正过来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就可以煞住，全民大炼钢铁就可以停下来。这样，对全党、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如果不承认当时犯了‘左’倾错误，就会说我的意见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左’的错误不但得不到纠正，还会越来越严重，那将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一大不幸。
我在西北小组会上发了不少言。我记得我说过，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说责任，应该是人人有一份。我还说，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和我发表类似意见的同志也不少。毛主席对于反‘左’的意见也赞同。我想，为了再引起毛主席的重视，能够郑重其事地解决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也用郑重其事的态度给毛主席写封信，主要是把我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不便讲的，以及没讲完的一些话，写信告诉毛主席。我那封信涉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涉及党的政策以及某些工作方法问题。
我认为当时主要应该解决的是‘左’的问题，当然右倾保守的问题也有，但那只是极个别的和极少数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我写信给毛主席，是想让他在会议上强调一下。如果毛主席能提一提，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我写信给毛主席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那些‘左’的问题。我并没有阳奉阴违，也没有想阴谋篡党，也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
那封信只是概括地提出了几个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说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我讲不出许多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毛主席的，请他参考。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把信印发了。并把我指为右倾机会主义，说我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毛主席在会上的三次讲话都是反右。毛主席说：‘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什么紧张的。’由于毛主席持这样的态度，我当时的抵触情绪很大。那天，我一夜也没有睡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很多问题。我跟毛主席认识的虽然比较晚，可算起来也有三十多年了。过去，我也常常给他写信、送东西，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要为全局的利益着想，希望把信的问题抛开。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会明白。后来，我就是不讲话，事实还会讲话嘛，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讲到这里，彭总问我：“你还记得吗，那天夜里，我从床上爬起来，叫你给我冲一杯浓茶？”我说：“记得。我当时看出你心里很乱，连饭也不怎么吃，外出散步也很少说话。我叫你洗澡，你对我讲：‘小景，我要回家乡劳动去了。你是山西人，你也回山西老家吧’。”
彭总又说：“我本来是管军队里的事，不写信当然可以，因为那是地方上的事嘛。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看到国家有问题不管不问呢？现在，又有人说我里通外国，我当然要申辩，还要写信。为写信罢了我的官，罢了官我还写。要实事求是，讲老实话。否则，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我就办，我就讲。为了真理，我无所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