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指有道理，符合道理，是人的主观在对主观之外的客观建立了正确认识。
合理，指合乎道理或事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概念。
“有”者，存在也，具有也，具备也；“理”者，理由也，事理也，原理也。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事物之理也是复杂多样的。
“合”者，合适也，适合也，符合也；“理”者，理由也，事理也，原理也。“有理”与“合理”，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实际表现、实际效果却相距甚远。“有理”未必“合理”，“合理”肯定“有理”。
当我们谈“有理”时，往往侧重的是强制性，道理的强制性。强制性靠知名度、流行度，也就是说被大众接受的程度，成为他强制性能力高低的基准点。大家都听了，他就有绝对的强制性，所以现在的意见都要通过很多大众传播工具的渠道，希望赢得共鸣；跟我说一样话的人数增加，其结果就是“我说的最对”。实际上，错的话讲一千遍还是错的，即使所有的人都如此说，还是错的。
如果“有理”是因为多数人的强制力量在后面推动而变成“有理”的话，就很麻烦了，而今天就是如此。所以在大众传播工具上多说话的人，他的想法就变成“有理”的想法。大多数人认同的想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对的？没有人去探讨。只说这个报纸这样说，那个杂志也这样说，别人也这样引论，那应该是对的；连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如是说，那应该就是这样了。这份强制性的来源，如果是由于意见扩散的结果所造成，将是很可怕的事。今天大众传播工具会位居显要的缘故，正是基于这一理由而来，而这样的结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
“讲理”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大家都共同认定的标准，讲理的行为不是“有理可讲”，或者是“我讲得出理”，就叫做“讲理”；“讲理”绝对不是讲出道理，或者是有道理可讲，就算讲理。
“讲理”本身应该是讲合理性的“理”，而不是有理性的“理”。如果光是有理性的话，以我们现在教育之发达及现在各种理论之充斥，那每个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地提出一大篇的道“理”，再这样容许下去，我们的多元理论必然都存在。
人类智能的自由发明和以思想来攫住实在，这两个科学模式所带来的结果，造成思维的强制性和以思维否定实在所产生出来的虚无，以至于造成我们生活习惯往往以“有理”为出发点，而造成许多“无理”的行为，这是整个思想模式产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在近现代人的文化模式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如何处理这些必然结果，最好的办法是，要求“合理”性的观念，“合理”性的行为。所以我们还是讲理，但要讲“若合符节”之“理”，人与全部宇宙界之间要相契合，不光是像我们今天的科技，把人的秩序性强加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当中，要求它必须照人的思想来发展。
比如今天都市的发展是照人的计划来发展的，所以面对未来要强调所谓的“规划性”与“计划性”。二者是不一样的，“计划性”是配合现有的状况而产生计划，“规划性”则无视客观现有的状况，完全把自己的构想凌空降在这个环境中，所以“规划性”是很可怕的，“计划性”本身则有一种包容性在其中。因此，“合理”的本身是强调“容他性”的理性。要包容周围的自然环境，包容其他秩序性的存在，把这两种秩序配合得恰到好处，像人与物的配合，人与天的配合，人与人的配合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都注意到，才可能有真正的“合理性”。在配合现有条件不要制造问题的前提下，做更深的发展。后者是属于“合理性”的思想，前者是属于“有理性”的思想：根据自己的构想，强调整个规划有其连贯性，凡是碰到与自己不合的就“挡我者死，顺我者生”，如此情况演变下去，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是一个“有理”的态度，而非“合理”的态度。
“合理”的态度是依山顺路，而不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子过去”。假如你不顺着我的话，就将你整个客观现象全部否定，然后来符合我，这固然会有绝对的成就感，可是也有相当的后遗症；所以“合理性”应该是我们思想和行为系统中的新标准，而不能再是“有理性”。
“若合符节”就是让它“中节”。当我们谈合理的时候，要求其中有着中节之处。当制定一个政策、决定一个行为、思想、观念时，要求这个思想观念不要只是新奇、只是有创造的特色，而要强调在实用之后对人类的影响性，要能长久地维系下去，能达到生生不已的目的，这就叫做“若合符节”。
“合理”的本身就是指观念与观念，观念与行动，行动与行动，行动与观念，四者之间能适宜，皆能相互中节，这就是恰到好处，即所谓的“合理性”。
当我们思考、行动时，要考虑到我的想法与做法，各方面都要能让大家活得下去。简言之，你要活下去，我也要活下去，连路上的小草也要能活下去，不能因为说我家前面要看起来很干净，所以一大片水泥倒上去让小草长不出来。
既让它能活下去，又能达到我的目的，其间的配合，要多用智慧，而不是说“我只会这样做，如果不能解决，我就非这样做不可”，如此就是强制性的“有理”，而不是若合符节式的“合理”。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认知时态度上应有若合符节的心情，在做法上有若合符节的胸怀，现在提供下列三种做法以供参考：
第一，观念上要有经权的智慧；第二，方法上要有时行无咎的方法；第三，在心态上要随缘无住。
观念上要有经权的智慧，切不可因噎废食，守住经道而不懂得权宜是不好的；只讲究权宜而没有根本之道、不守本也不对。所以当我们遇到挫败之后，就什么原则、立场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说因为要有立场，以致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改，这种态度也不对。不要把自己陷入“一刀两半”的困境中，把经与权视做对立的两半，或者取经，或者取权，这都是不对的。
事实上，义利之辨，就是两半的标准方法。梁惠王接见孟子时，问他可给予啥好处，孟子反问他又“何必曰利”呢？仿佛义与利是两段的，所以自命清高的人说“我只谈义不谈利”，一般稍微现实的人说“我只谈利不谈义”。
其实，义与利之间不见得壁垒分明，也有“有利之义”，也有“正义之利”。如何让两者合并不在于义与利的本身，而是在于如何去用它。所以讲求方法很重要，亦即时行无咎的方法。
要配合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对象，既然要有此配合，就不能关起门来当皇帝，时间、地点都不看，只看自己想要什么。而是应该敞开门来，把自己放在次要地位，去看时间、看地点、看对象；认清了时间、地点、对象，了解它、尊重它之后，拿自己所有的认知去配合它，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储藏了很多，然后选一个最合适的状况与之配合，而不是“我只有这一套，走到那儿都只行这一套”，形成外界迁就我，而不是我去认识外界的唯我主义者。
假如能注意时与行，达到无咎的话，就会尊重时、尊重行，会注意外界的变化，会尊重别人、尊重环境、尊重自然、尊重实在；就会肯定它，肯定它之后，并非销蚀了自己，而是把培育好的经权智慧发挥在其中，成就感会更大；不是拿着自己的一套思想去抹杀一切，所以方法在于时行无咎。
理论上要有自己的一套，然而在执行时不能光有自己这一套，要去看现实的环境，很客观、很虚心地去了解环境，然后才会配合得很好。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可毫无主见、没有基础；在执行时，不可只有主见而没有别人，这样两者之间才可有良好的配合。所以在读书与做事时、独处以及与别人配合时，状态都不一样。因此，心态上应是随缘无住。
读书时是读书的态度，做事时是做事的态度，情况是不同的，不是从头到尾一个态度，一个原则。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我有理”；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是“我合理”。希望我们青少年，在这三种条件配合下，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同时也都有方法，而且心态不会太执著于“我就是对的”，“我代表真理”，“我的理是天下最好的理”。所以我讲理，我只讲我的理，我不讲你的理。最后会演变到你说“你不讲理，因为你不讲我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人都要互相批判。
目前的社会中，批判之声太多，否定之声太多，人与人之间不太和谐，原因就是每个人都自觉有理，而每个人都坚持“你不讲我的理，你就不对”，这种情况非常可怕，也非常不和谐。
如何从“有理”进入“合理”的世界，有赖大家共同的自觉、共同的体谅。这是解决争端，走进沟通，相互理解，共存包容的不二法门。
人生进行时
①邪不压正，凡事讲究一个理字。名正言顺则事成，理屈词穷则事败。
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譻？訛有理是说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事物的被包容性。合理是指事物存在的适应性强，符合当前的趋势和需要。所以，有理并不一定合理，但合理一定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