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心灵独语，但很显然，作者在寻找一种对话的姿态，虽然通篇没有一个哪怕是虚设的谈话对象，但他的倾诉也是渴望得到呼应的过程。能与之共鸣，这既是艺术家本人的幸福，也是阅读者精神上的一次愉快旅程。我很意外，在今天，无论艺术还是生活都那么无遮无拦地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规律”和“成功捷径”的时候，还有人能够静下心来，考虑一些远离这种喧嚣的问题。这些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是没用的，但对一部分人来说却是如此尖锐、复杂，直逼事物的根本。作者本人并没有在道德上的优越和知识上的自负，总是带疑惑追问一些看似早已不存在的问题。骨子里的那份自信和执著却是我们透过文字可以读出的。这真的很难得。
赵奇是一位画家，这本“自语”可以说是他艺术创作的碎片式感言，也可以说是他对艺术、艺术史、艺术与经典、艺术与生活的理解和记录，更可以说是他精神深处的絮语。全书没有分类，没有章节，有点兴之所至、“无题”而作的味道，它的统摄，是一个艺术家如何去寻找生活的本质，如何寻找艺术的纯粹，如何戴着生活的、艺术的“脚镣”跳舞。思想的闪光随处可见。比如，书中第30页的一段就深得我心。他说：“创作这个词现在我很不喜欢，它包含的意思里有作者很强的自负。那是一种没有疑惑的状态。”在赵奇看来，“谈文学说‘写作’就好；谈绘画说‘绘画’就好。”不是对生活和艺术都充满敬意甚至敬畏的人，不会有如此认真的思考。赵奇是在文学上有着很深造诣，在艺术上有过太多甘苦的实践者，这部漫长的“散文”，看似是絮语式的自说自话，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根基来自于作者本人成长的生活经历、广泛的文学阅读和丰富的绘画实践。没有系统的理论概括，却随处可以看到真知灼见。
我特别欣赏作者以一个艺术家的态度对两个人物的思考和言说，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杨靖宇，另一个是鲁迅。赵奇本人是创作过（我还只能用“创作”这个习惯了的词）《靖宇不死》的画家，是从鲁迅小说里找到过灵感，为《铸剑》、《奔月》的人物作过绘画的艺术家。但他对这两位人所共知的人物所作的思考，却已经超出绘画的范畴。关于杨靖宇牺牲细节的追究，对杨靖宇这个名字在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异过程的探究，读来让人心动。杨靖宇“有时就是一个地名，一种替代地名的符号”，赵奇关心的是符号背后可能存在的集体遗忘，是这种遗忘背后英雄主义的精神被忽略的焦虑。在赵奇眼里，鲁迅也有符号化之后被慵懒搁置的危险。作者本人曾为自己工作在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机构而骄傲，但他现在最感担忧的，是名号、招牌确立之后，如何能使鲁迅精神得以发扬。作者在描述这些现象、表达这种忧虑的时候，并没有出于道德优先权的义愤，他面对现实，心态平常，把这一切都当作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来探讨，给人强烈的好感。
一个人首先对生活充满热爱，对先贤大师充满敬畏，对艺术心怀挚诚，才有可能发出真切的声音。赵奇并不作高头讲章，也不炫耀知识，同样也不鄙薄同行。他把自己也带到这样的局限中，不过，他的确愿意做一个清醒的思考者，是否抵达可以说服世人的真理彼岸，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没有那么大雄心，但他对生活和艺术充满虔诚，他的眼光独到，态度非常苛刻。他拒绝假，害怕噪，杜绝有名无实。赵奇在书中引用过米开朗基罗谈雕塑的话，大意是，任何雕塑作品如果从山坡上滚落下来，掉落的都是多余的部分。雕塑就是一个质朴的、浑然一体的作品。读到此处，我们就会想到著名的雨果雕像，也会联想到在城市街头见到的众多浮华的雕塑。同时，这样的比喻对我们思考艺术创作（还得说创作）的本质特征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出于敬畏之心的质疑是一种自己也在困难中的追问，赵奇要写的不是“唯我独醒”的批判书。这在根本上暗合了现代哲学的思想精髓。他在书中也提到一些类似的哲学家、思想者的名字，可见其受到的影响。难得的是，这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能在夏夜里手捧一本《董其昌》，即使不读也是一种幸福，这样的人对生活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样的人，“眼睛总是湿的”，作者的题旨或许就在此吧。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位成熟的、更是诚实的艺术家对生活、文学和艺术认真思索之后写下的感言，它们可能还不完全成形，但其中的新鲜生动和本真的冲击力与穿透力，足以吸引我们阅读，如是，这本“自语”就不会是一次漫长的独白，而是友人间无规律的对话，一种沁人心脾的幸福的交流。
6《微雨独行》：散文的性情
李清明君赠我散文集《微雨独行》，说句实话，繁忙的事务让我常与其封面相见，却难得有闲翻读。忽一夜，窗外微雨绵绵，心静之中便想看看此君在说些什么，于是打开这本淡雅的书来读。不料却一路读下去，颇有收获。
人人都有一颗散文的心。作为一种文体，散文从来是最不固定的文体，我也很不情愿以“散文家”称朋友，凡为文者，可以没做过诗，可以没写过小说，但人人都写过散文。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散文的随笔《脆弱的文体》，其中就散文文体谈了这样的看法：“广义的散文是一切用优美文字写下的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一切不可归于小说、戏剧、诗歌和理论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被划入到散文的行列。日记、演讲录、墓志铭、回忆录、书信、作家的创作谈、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札记和随想录，都有可能被当作散文来阅读。散文和别的文体最容易在界别上发生模糊。鲁迅的《故乡》是小说还是散文，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歌，杂文是散文还是言论，‘小说的散文化’、‘散文化的诗歌’，历来都是文学研究者要面对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散文，一个可以囊括一切‘美文’的文体，关于散文的言说，就很难在一个目标下讨论。”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自己对散文的这点看法，“散文，既可以是出师前的动员，也可以是父亲的背影；既可以是对白杨的礼赞，也可以是对荷塘月色的欣赏；既可以是领袖的一篇演说，也可以是普通百姓的一封家书；既可以是面对黄河的合唱，也可以是对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倾听。所有这一切无疆域的奔驰，都取决于是否能表达出令人战栗的真切感情，是否把持住了那一份脆弱的真情，是否体现了人类智慧的尖锋。”
的确，散文的成败取决于写作者的性情，散文的品质规约在写作者的心灵疆域之内。造作，是散文的天敌，也是散文最容易被“入侵”的病毒；真情，是散文的要义，也是散文最应当坚持的真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各类文体都在革命，而鲁迅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最繁盛的文体是“小品文”。这里的小品文，既有鲁迅杂文那样的匕首投枪，也有周作人的闲适文字，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处在今天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小品文”的种类自然是千姿百态，各见所长。
李清明的《微雨独行》是他个人多年来创作的“小品文”结集，其中关涉到个人现实与心灵世界的方方面面，“心”、“世界”、“觉悟”、“生活”、“道”，是其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他的这些散文，可谓是一篇篇的“小品文”，通常都是两三千字的篇幅。从内容上看，李清明喜欢在文章中“讲道理”，一篇一个主题。为了讲好这些道理，他喜欢从名人名言或经典故事讲起，逐渐引申到自己的话题上来。说他讲道理，他却从来不板面孔，不耍态度，不做道理的终结者，他总是怀着谦卑的态度，看着别人的“道理”，引发自己的联想。他最大的本领，是把别人讲的大道理讲成人世间的小道理，或把别人的小说法，放大成人生在世的普遍道理。
李清明的散文里袒露着温暖、柔和的心。“常怀感恩之心”、“吃亏是福”、“宽容乃大”、“知足知止”，这些看似别人说过千遍的道理，李清明仍然要通过自己的感悟来说一遍，既是对人间朴素道理的认可，也是一种切近的、深入的分析与讲述。怀着一颗善心，努力将人间的暖意传达给读者。他强调“巧诈不如拙诚”，要求自己做人学会“忍韧”，做事“不失原则”，希望人生在世能“学点妥协”。李清明特别把善解人意作为自己做人的重要法则，“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崇尚失败的英雄”，“过河拜桥”，“储蓄人缘”，这些文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他为自己提出的做人准则。
在大散文盛行的背景下，李清明孜孜以求地在“小品文”的天地中跋涉。他的心很细，总是在观察人间常情之不易；他是静观者，体察着世间的冷暖；他又是参与者，事事总把自己摆到道理的前台去发问和考验；他理解人世间的种种行为和感情，同时又在强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这热情是通过对父母、家庭、朋友的爱来体现的；他对世事持冷静的态度，这冷静是因为他凡事都要问问自己究竟能做到多好和多少。他的善处处体现，凡引言，都是以尊敬的态度对之，没有调侃，甚至也没有质疑，他是因信才讲道理的。这样的文风在今天显得很不容易。
李清明是个勤奋的写作者，在热诚地生活的同时，他阅读、思考，写下了堪称丰厚的作品，他是个有心人，诚如评家所言，在这个“喧嚣的世界”，秉持着一颗“沉着的心”。
7《苏联祭》：一个“青年”的心灵史
对“苏联”这个词汇，中国人的敏感一定仅次于有过“苏联”生活经历的俄罗斯人。同时，“苏联”，也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作家都格外关注的国家。因为，苏联意味着太多说得清或道不出的内容。纪德有过《访苏联归来》、罗曼罗兰写过《莫斯科日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有过“苏联”这个令他不快的沉重意象。不过，纪德和罗曼罗兰无论如何都是“他者”姿态，昆德拉把苏联当成是闯入和打乱捷克生活秩序的“外来者”。只有中国人，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读过苏联文学、唱过苏联歌曲、背诵过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片段的中国人，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文学理想托付给苏联的“中国青年”，才会把“苏联”看成是一个让他们热血沸腾、无比灿烂的所在。二十世纪末“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之后，“苏联”情结再一次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王蒙，一位写过《青春万岁》的作家，一个始终关注着政治、文化潮流的知识分子，把“苏联”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是再正常不过了，他的声音，可以代表一代中国人对苏联的感情，他的笔力也能够表达出大多数中国人对苏联的印象、回忆和反思。正因此，当我看到醒目、扎眼的书名《苏联祭》以及它的作者“王蒙”时，第一感觉就是，写这样的书，的确非王蒙莫属。
我特别认同书的最后由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作出的评价，他十分准确地把握了一个中国作家面对“苏联”时的感受：“1984年他（王蒙）第一次来到我国，那时，这是苏联；二十年后，他第二次来到我国，这时，它已不是苏联，是俄罗斯。他两次访问的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看过他写苏联与俄罗斯的文章后，我明白了——实际上他访问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俄罗斯，他访问了第三个地方——就是他本人的青年，他的爱情，他的‘桃源’。”事实的确如此，我遇到的曾在五六十年代流过青春期的中国作家，大都会表达出比游览欧美国家更强烈的造访俄罗斯的愿望。我知道，对这一代人来说，去俄罗斯寻访，与其说是想看一个超级大国的风貌，不如说就是想去怀旧，去捡拾曾经阳光灿烂的青春，那可能是由手风琴、红场、革命语录、“喀秋莎”、“山楂树”等意象组合而成的心中“桃源”，是把青春、理想、爱情、奉献的情感基调重新调到最高处的强烈愿望。王蒙的《苏联祭》可以说是这种“怀旧”与想象的代言书。
随意捡拾《苏联祭》中的字句，都可以看出“苏联”在王蒙心中的分量和意味。“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P21）“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P54）“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及至恐怖。”（P55）“那时候（五十年代——笔者注）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P86）这是一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也是他们至今无法排释的情结。正是这种特殊的心理积淀所致，当王蒙踏上苏联时，他寻找的实际是自己曾经在想象中、在梦中已经去过多次的地方。他来到俄罗斯，一样是在找寻那些没有改变或已被改变的心灵印迹。所以，“内心体验”比之“开眼”更让作者揪心。即使苏联再辽阔、再广大，在王蒙这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就是高尔基、保尔·柯察金和“喀秋莎”生活的地方。这是一种类似于朝圣，又比朝圣多了几分亲切的旅行。问题是，王蒙找到了这样梦想了吗？我能看出的是，不管王蒙在苏联、在俄罗斯看到什么，他的眼光都不是批判的，冷峻的。心怀敬仰，充满理解，是他这些文字的基调。所以，他看莫斯科，不但觉得像北京，而且觉得“大气”。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俄罗斯大地上的一切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一个人不是带着感情去看世界，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别是，“苏联”的文学、歌曲、电影这些“非物质文化”，对一位中国作家的打动甚至超过了有形的自然风光。很明显，与苏联相关的艺术已经成为作家深入骨髓的一部分，面对“世纪印象”这样大得无法下笔的题目，作家想到的是苏联和苏联的文学。因为苏联的文学“表现的是真正的人，是人的理想、尊严、道德、情操，是最美丽的人生。”（P175）我也很留意王蒙在面对俄罗斯时的感受，在我看来，作家仍然是在用“苏联”的眼光来看“前苏联”的新气象。他并没有从政治上做过多的评价，对这个“改名换姓”的心中偶像一如既往的感情依然没变。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王蒙这些文字不是一次写成，前后的时间跨度从“苏联”到俄罗斯，但他的感情没变，看世界的眼光和出发点没变，所以所有这些文字，用《苏联祭》来统称，形成一部完整的关于“苏联”的“祭奠”是恰如其分的。苏联完结了，但心中的理想没有沉沦，因为还有中国，正如作家所言，“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P175）心中的愿望和前行的道路仍在。对于许多怀有“苏联梦”的中国人和不懂苏联但心中仍然怀着理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本有益的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