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说：“德邻兄，你怎么咬文嚼字起来了。这样吧，我们将司法院长王宠惠找来，听听他的意见。”
见无法说服张群，李宗仁心想让王院长来也好，他从法律角度出发，说话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为了让这件事有一个公断，李宗仁又让吴忠信、张治中也来了。
三人迅速赶到后，王院长根据宪法程序，解释说：“此文告确有不妥之处，如不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没法，只好给已去杭州的蒋介石打电话，请求蒋介石处理。
蒋在电话里对张群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吧，直至他满意为止。”
李宗仁见此，认为事情已经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不禁为自己胜了第一个回合而高兴。
可是第二天，各报都发表了蒋介石的文告。李宗仁在家里拿着登有文告的报纸大发雷霆，因为报上的文告仍是原样，并没有改过。
更使李宗仁气愤的是在蒋介石的文告旁边，还有一份以他名义写的文告。这份文告就是昨日在充满哀伤的气氛中，他没有来得及细看，而草草签字的。文告中写道：“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鹰兹得任，曷胜惶恐。……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图为总统官印，是总统权力的象征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
文中一口一句“宗仁”，还说什么“代行总统职权”，“不容辞谢”等等，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有意安排，着实让李宗仁觉得可恶。
这天夜里，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面两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民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大印，而李宗仁却对此一无所知。
李宗仁看到该通令后，立即把吴忠信找来，气愤地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竟然顶撞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李宗仁冷冷地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李宗仁气恼已极。即使他只是个“代总统”，也没有政府的秘书长不听他话的道理，没想到吴忠信竟拿蒋介石来压他。
吴忠信也不怕这位“代总统”，他并不想占着这个秘书长的位子。他当秘书长只是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扶李宗仁上台”，现在任务完成了，他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解释几句，以免李宗仁把账算到他的头上。他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我又怎能不办？！”
李宗仁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吴忠信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这里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身边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以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
李宗仁无话可说。看来他在同蒋介石较量的第一回合中，不但没有取胜，反倒成了蒋手中的玩物。
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儿戏，他一边辞掉国民政府的总统，一边又挂出国民党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介石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但仍主持中常会，凌驾于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空头的名份，其实并无指挥全局的权力。
渡江前是否有应对美国出兵干涉的准备
在第二次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美国都是国民党军队的最大支持者。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特别是在三大战略决战中，美国都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积极支持者。我军渡江跨海作战既无装备又无经验，而美军则有更多的优势，加上它一贯支持蒋介石，那么，在我渡江作战中，美国是否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呢？我军是否有应对美国干涉我内政的准备呢？
抗战胜利后，美国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并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对华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扶植蒋介石政权作为其在远东的统治工具，并通过军事经济援蒋而深深卷入了中国内战。据美国政府供认，自抗战胜利至1949年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发表，美国一共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2254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这里并不包括遣送日俘、美国海军陆战队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等方面给予的援助。美国明知蒋介石政权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却仍然助纣为虐，这就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宣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在此形势下，美国为挽救蒋家的覆灭并维护其在华利益，会不会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这是中共中央必须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在其《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讲道：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臭了，比在西欧还臭。但我们有些人怕的心里并未解决，看不见的东西就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这还需要继续解释。这几年证明，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政策不乱搞，不损害侨民，他就没有借口……
罗荣桓：“美国这时可能在青（岛）、沪（上海）、穗（广州）增加陆战队，暂观风向。这在部队中是必须回答的，但很难回答。”
毛泽东大手一挥：“很希望美出兵30个师，每师15000人，我歼灭之，这对世界无产阶级帮助很大。美兵不会较杜聿明为凶！”
罗荣桓：“沈阳解放，普遍发生偏安思想，甚至连关内去的干部也有这种思想。入关后即说，打了国民党，还有美国。这是对于树立必胜信心及世界民主力量和美国不可怕的系统宣传不够。”
毛泽东又说道：“现应宣传准备美出兵30万，我再消灭之！”
至此，我准备渡江的大军，不仅有做好打倒国民党，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准备，同时也在积极做好应对美国可能军事干涉的准备。
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和谈问题由意见分歧到一致的过程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作为继列宁之后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首领，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有着不解之缘。他与毛泽东之间确有一些恩恩怨怨。
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曾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那时的斯大林，几乎成了美蒋的说客，在中共眼里的形象并不十分光彩。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担心中国内战会破坏雅尔塔格局，导致美国卷入，危害苏联的既得利益。
斯大林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英、苏就在雅尔塔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为尊重对方的利益，美苏达成默契——由美国说服蒋介石承认苏联在华攫取的权益，苏联则同意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由国民党政府吸收各民主党派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负责说服中共加入。据此，美国于战后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使苏联得到了在雅尔塔交易中应该得到的东西。斯大林也履行诺言，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刚一签订，斯大林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要求对蒋谈判，不仅周恩来要去，毛泽东也要去。这就难怪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不许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