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
母亲离去十年了，我依旧两星期回乡一次，坐一百公里公交车，来到自家门口，朝门里喊一声：“娘，桃子回来了。”依旧从厦子底下找出担杖水桶，到老官井挑水回来，漫漫浇到北屋窗前枣树坑里，泪水也掉进树坑里，引出一串串水花，那是母亲对儿子说不完的话。靠在树干上，像依偎在娘的怀里，闭上眼睛，曾经的母爱依次回到眼前。任枣树的影子撒在身上，像母亲的手指抚摸着，暖流传遍全身。老枣树是母亲的替身，是母亲不朽的雕像。
八十多年前，一根筷子粗的枣树苗作为母亲的伴娘，从十五里外的沙土窝移到这里的盐碱地。古老的大陆泽边，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一望无际的碱疙疤，只有春天才冒出零星的绿色，那是当地人们的主食苦苦菜。姥爷安慰闺女，说这是一棵滩枣，会结出紫红色的大枣，皮薄肉厚，甘甜如蜜。可是它根须扎进苦水，苗泛得很慢，半死不活，可怜巴巴，像母亲的命运一样苦哇。
父亲是个穷小子，几亩碱地养不了家口，靠刮碱土熬小盐为生。熬小盐犯私，参加了冀南盐民暴动，便成了“黑人”，跑地下工作，很少回家。第二年卢沟桥事变，投身滏西抗日游击队，成了“红人”，更是有家难回。两年后为国捐躯，因为是抗日英雄，鬼子汉奸要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母子。一个二十五岁守寡的小脚女人，抱着一个落生十四天就失去父亲的苦孩子，在魔鬼的指缝里挣扎逃命，东躲西藏，夜行晓伏，走过刘秀亡命的任县南泊，走过郭巨埋儿的内邱沙滩，走过韩信背水一战的汦水，走过尧山羊肠小道和滏阳河上的独木桥，历时六个月，行程两千五百里，才在五县交界的小寨村找到抗日县政府。县长霍子瑞是父亲的战友，他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落到我脸上流进嘴里，大概有些苦涩，引得我哭叫起来。县长说：“这小子命大，叫个啥名？”母亲说：“随便起的，叫个老淘，一来逃难，二来淘气，他伯伯给换个名吧。”县长沉思了一会说：“音不改了，改个字，就叫桃，桃子的桃，革命的果实。将来长大了，也不忘他娘这段难处。”
后来环境艰苦，五一大扫荡，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母亲抱着我回到家里。小枣树尽管经过敌人的火烧、刀砍，伤痕累累，还是坚强地活过来了，青枝绿叶。不知愁的我在树旁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邻居婶子大娘们都来看望，其中也夹杂着两个媒婆，探听母亲的口风。母亲看看小小的我，看看矮矮的小枣树，长叹一声：“熬吧，好歹有这个根儿，得对得起他死去的爹。”
熬，一个熬字，说出一个苦命女人的无奈和志气。意味着她从此将失去一个女人的一切，单薄的肩膀扛起巨大的苦难，走向茫茫苦海。沦亡的冀南，屋漏偏逢连阴雨，头年淹，二年旱，三年蚂蚱滚咸蛋，赤地千里，人相残食，孤儿寡母何等难熬。狠心的叔伯们，偷偷卖去我家几亩薄田，又算计几间旧屋，还扬言砍下小枣树当柴烧，天天指桑骂槐，挤兑母亲带犊改嫁。母亲怒不可遏，一手举起镰刀，一手护着儿子，披头散发，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惊动四邻八家，都站到母亲一边，指责他们。正值隆冬，树叶脱落，枝丫如枪；满树枣疙针倒竖起来，像一名武士，站在母亲身后。
好难熬呀，母亲起早贪黑，纺花织布，改了男装，去山西换糠麸豆饼。天天巴望我和小枣树长高，埋怨怎么长得这么慢呀。熬到日本投降，我六岁，小胳膊像小枣树一样粗了，母亲眼里放出光来。用席篓折了一个小背筐，送我去衣，送我去上冬校。我们那一带不尚教育，孩子们农忙跟着大人干活，冬三月才去学堂，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算豆腐账就到头了。
熬到我十二岁，小腿像小枣树那样粗了。母亲长出了一口气，到村公所把户主换成老桃，要让我顶立门户了。忽然舅舅上门报喜，送来隆尧省中的录取通知书。母亲目瞪口呆，我躲在一旁害怕。十天前受同学怂恿，谎说去舅舅家，到尧山城参加初中招生考试。因为是闹着玩，没放在心上，估计考不上，回来也没向母亲汇报。想不到居然考上了，而且二百人名单高中第九名，以我那几年冬学水平，简直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娘儿俩都没睡好觉。母亲辗转反侧，难以抉择。千辛万苦哺育的小鸟长大了一点，不放吧，苦命的孩子舍不得难为；放飞吧，刚刚暖热的窝就要成为空巢，连个说话的小人儿都没有，身边只剩下那棵哑巴枣树了。母亲终究是母亲，第二天早早起来，用凉水洗了脸，精神起来，郑重地宣布让我上学去，脸上和话里，露一点儿勉强。
从此一去十年，从初中上到大学。小枣树也进入高生长期，春天有小粉花的梦，秋天结满了果实，圆溜溜亮晶晶，绿时像翡翠，红时赛玛瑙。七月十五花红枣，八月十五打个了。母亲举起竿子邦邦一敲，熟透的枣子红雨般落下，脸上溅起微笑。摊在房上一片红云，堆在炕头一片火焰。母亲舍不得尝一颗，全都背到集上换钱。除了伙食费和助学金，其余路费、书费和零用钱全靠它开销，这棵半大枣树成为我的“农村信用社”。
大学毕业，留我到天津高校任教，别人求之不得，我却三次上书坚辞，回到故乡县文化馆，回到母亲身边。因为心情愉快，写作大有起色，出席了一九六五年全国第二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还作了大会发言。省文联选调我去当专业作家，又被我一口拒绝。馆长亲自跑来求助母亲，说漏了我上次毕业分配那桩事，引起母亲一场大怒，拿岳飞的戏文教训我：“你好糊涂哇，好男儿志在四方，娘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是为你成个好样儿的，也为娘争一口气，这亲，中于事君（国家），终于立身。”我不得不听从，不过也做了个折中，关系调到省里，人还在下边深入生活。
不想事与愿违，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召我去省里参加运动。一天，一张对开的铅印传单传到乡下，贴到我家门口，标题是《刘子厚看〈轰鸡〉》。母亲认识刘子厚，是邻村刘家屯人，当年冀南暴动领导人，现今是省委第一书记，被称作头号“走资派”。《轰鸡》是我写的一出小戏，被批判为“大毒草”，我也被称作“修正主义苗子”。图片上有刘子厚穿着大红袍游街的镜头，找不到我的影子，母亲慌了神，连夜赶火车奔保定，心同脚下的车轮咚咚跳着，仿佛又回到当年逃难的路上。
后来我和爱人先后进入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关在石家庄日本西兵营和唐庄劳改农场。母亲又两次到保定，抱走孙子、孙女回老家喂养。时逢“学大寨”，“要过江，种高粱”。种的是“晋杂五号”，人吃不大便，鸡吃不下蛋。母亲把积攒下的红枣烘干磨面，过筛子过箩，制成代乳品，老枣树又救活了我家的第二代。
“娘想儿，似长江；儿想娘，扁担长。”我虽自幼失怙，却享受到了人间最丰厚的母爱。遗憾的是，所尽孝道甚少。尤其不该违背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去到远在天边的南美洲哥伦比亚，参加了一次世界诗人大会。回来看到母亲消瘦了，咽东西困难。逼着她去省四院检查，已是食道癌晚期，年岁太大又不能手术。我一下子吓蒙了，四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夜里失眠，急火攻心，心脏出了毛病，带上二十四小时心电图仪。母亲也睡不着，半夜起来给我掖被子，发现了那个倒霉的盒子，倒吸一口凉气。可怜的母亲粗通医道，明白自己已属不治，害怕灾难降临儿子身上，毅然决定提前断了自己一口气，以换取儿子的生命，这本来就是她给自己多半生确定的生存意义。任我怎么哭闹，还是坚决让人送回老家，回到老枣树身旁。从此拒绝吃药和输液，忍着剧烈疼痛，嘴唇咬出血来也不呻吟一声，一脸安详地给我交代后事。可叹老母孤苦一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多半生食不果腹，发霉变质的饭菜都舍不得扔，吃下去太多的亚硝酸盐和黄曲霉素，整整委屈了自己一辈子啊！
那一年母亲八十四岁，可我总觉得她走得太早了。那一年我五十八岁，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便又一次沦为孤儿。几个月前，我有意撤到二线，本想尽早退休回家，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儿子，从早到晚侍奉她老人家，弥补我此生太多的亏欠。可惜老天不遂人愿，让我永远地背负遗憾。古人讲守孝三年，于我则是无期的。
母亲走了十年，我守在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觉得老人家没有舍我而去，还留在家中。她与老枣树合二为一了，皱纹、老茧和老皴堆积在树干上，精神、心气和语言掩映在枝叶间，母亲结束了六七十年的孤苦，终于与久别的父亲团聚了，心情好了，老枣树的长势也好了。经过苦雨凄风的洗礼，春天花儿特别香，秋天果实特别甜。遵照母亲生前的嘱咐，年年我都把枣子分给村里的孩子，寄给远方的儿孙，让他们心里永远有这棵老枣树。
补丁的故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过去居家过日子，特别是衣服被褥的使用原则。从古代到近代，乃至改革开放之前，丝绸棉布成本和售价较高，衣被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开支之一。上层人物长袍马褂自不必说，劳动人民短衣短裤，被讥为“鹑衣”，就是秃尾巴鹅鹑的样子，也常破破烂烂，需要缝补。以碎布补缝破烂之处，叫做补丁。一件衣服补丁多了，叫百衲衣。如今的年轻人看京剧《红灯记》，见到李玉和与铁梅崭新的戏装上，加了几处不规则的布块，莫名其妙。不知道那叫补丁，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九五六年以后，中国的补丁骤然增多起来，好像一种流行的皮肤病。统购统销之后，吃饭凭粮票，穿衣要布票，不分老幼高矮，每人每年一丈二尺。
被，里一丈四尺，表一丈二尺。如果家有积蓄，老人小孩背拉着，尚能将就。若是单身职工，独立生活，那就惨了，有穿的没盖的，有盖的没穿的。对于上班族来说，无疑是攘外重于安内，花钱买一床被套，内容不是农村的“落弓棉”，就是城里的再生品，连不成块儿，抱不成团儿，需要外加一个网套。晚上和衣钻进去，第二天沾一身棉絮，好像长了一层白毛。
当时部队比地方情况稍好一些，不实行布票，照常定时发衣发被。干部战士受社会环境影响，懂得了节约，省下一部分旧衣旧被转送亲友。于是军装时髦起来，军衣军大衣，绒衣绒裤满天飞。许多姑娘也冲这一优越性，希望找个军人成婚。地方女人穿上绿军装，就意味着成了军人家属，或者准军人家属，连本人也被称为“军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