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美学成了公民对自由与文明、生活与生命的基本价值理想追求，那么，这样的美学思想价值形态，就接近于“智慧之爱”，正如尼采所云：“智慧最重要的特性是，它使人不必受‘一时’的支配。因此，它并不具有‘新闻价值’。使人能够以同样的坚定面对一切命运的狂风暴雨，并在任何时候都不离开它，乃是智慧的使命所在。”为此，尼采还指出：“证明某种意义的存在有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虽然名称长存不变和总是若有所指，它却在其中不知历尽了怎样的沧桑和被弱化淡化了多少倍。今天所谓的哲学真的是对智慧的爱吗？智慧在今天还能找到什么知己吗？如果索性就是以‘智慧之爱’代替‘哲学’，那么，就会看清它们是不是同一回事。”尼采：《哲学与真理》，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美学体系是一个为人执著又为人厌恶的词，波德莱尔说过：“一个体系就是一道诅咒，永远地将我们放逐；我们总不得不创造另一体系，这番劳苦是最残酷的惩罚。”现在，可以乐观地说一句：超越美学价值形态之争，守护人类生命，只有这样，美学创造才会显示出气势磅礴的生命力量。
5.2.4.哲学的存在论反思与美学解释的思想力量
哲学反思，从根本上说，即关注人的存在，体察生命，反省生命，解释生命，张扬生命，如果没有对日常生活存在状态的细致体察，就不会有美学思想意义上的真正发现。思想，从科学意义上说，就是回到生存本身。生存，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一切科学，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人类生存，既有肉身的考虑，又有灵魂的困惑，事实上，肉身需要是存在意志的最大动力所在，如果肉身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就无法得到安宁。人在肉身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有精神上的追求，它涉及荣誉与尊严，价值与生命，所以，人们总要在思想中寻求生存的意义，确立生存的信念。美学，是人类精神生活意义寻求的智慧之路，它是开启生命自由与幸福之路，也是开启文明进步的智慧之门。从精神层面上说，本体论关怀是形而上问题，也是美学的超越性价值问题；存在论的意义，在美学中获得了特别理解，存在主义美学的价值也在于此。存在论或本体论如何成为美学的根本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说，美学，如果不关注存在论，就失去了真正的思想力量。存在论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它的立论与解决途径，完全不同于中国哲学的思考。西方的存在论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古希腊阶段的存在论思想，二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存在论证明，三是近代意义上的存在论反思，四是现代意义上的存在论新解。从存在论的历史来看，有关存在论的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儿、康德、海德格尔、萨特等。
西方的存在论是如何起源的呢？从根本上追溯，还是要回到宗教那里去。在远古宗教信仰之中，存在问题是一个神学问题，而不是一个人学问题。神与存在统一，神决定并创造了万物的存在，神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有其思想的统一性。在希腊宗教那里，神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但是，科学的兴起或哲学的发展，则把“存在”当作了值得悬疑的重要问题。希腊哲学最初有关存在问题的思考是：万物的始基是什么？他们既找到实体性的水、土、火、气，又保留了神。希腊哲学的本源之争，将实体存在与虚灵存在并列在一起，开启了存在的双重思考路径。存在与非存在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仅仅关注存在问题的思辨，我们就会遗忘日常生活的意义。
柏拉图的存在论之思，对神的存在有不同于神话的解释，他的存在论的核心观念，不是Being，而是Idea，后者还成了柏拉图存在论思想的中心问题。这说明，他的存在论，不只是物质实在问题，主要还是精神信念问题。亚里士多德则承续希腊存在论的另一传统，即承认存在论的实体地位。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讨论实体问题，存在与运动，存在与动者，存在与不动者，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由实体的存在观念出发，最后进入虚灵的存在问题，因为他真正要探讨的最初存在问题不是感官能够把握的，而是理性的必然选择，是理性思考的必然结果。希腊存在论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它没有真正解决信仰与宗教问题，或者说，为宗教和信仰留下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在公元纪年前后，宗教问题依然是文明生活的根本问题，社会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消解或削弱宗教影响力的地步。基督教的发展，需要从理性出发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上帝存在作为信仰问题与作为理性思想问题，有其本质区别。上帝作为信仰问题是不用解决的问题，上帝作为存在问题，则需要进行理性证明，奥古斯丁对柏拉图的思想有所发展，阿奎那则直接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神学化，这是神学的存在论证明的最重大事件。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存在论对人的信仰与理性产生了强制性作用，人的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了，近代哲学的兴起，则把“我思问题”与“实体问题”并列加以讨论，脱离了基督教神学背景，唯物论与唯理论的二元对抗的格局得以形成。笛卡儿的“我思问题”，重新把存在纳入到了柏拉图的思想轨道，“我思故我在”，从精神或虚灵意义上确认存在的重要意义，这为人的主体性或精神的主体性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康德在此基础上回归到了理性问题，为理性立法，把存在问题引入了思想自由之路。从康德开始，哲学不再总是缠绕着“存在”这个词，而开始讨论知性与理性、感觉与知觉、时间与空间问题。
真正把存在问题从现代思想意义上展开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虽然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关注，是从布伦塔诺的论文受到启发，而且，与神学存在论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他更重视生存的日常经验与历史经验分析，把存在论问题日常生活化与心理体验化，不仅在存在论历史中展开相关问题，而且在存在论的现实语境中实显问题本身的时代意义。他将存在论探索的双重任务确定为：此在的存在论分析和解析存在论的历史，正是从这项任务出发，他把自己的存在论研究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依时间性阐释此在，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的境域，二是依时间状态为指导线索，对存在论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析。在存在论的历史分析中，他由近往远追溯，主要探索康德的图型说和时间学说，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存在论基础以及在能思之物这一提法中对中世纪存在论的继承，最后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即古代存在论的现象基础和界限判别。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49页。这一历史线索分析，与哲学的存在论历史发展线索相一致。由于海德格尔在存在论上的重要地位，所以，现代美学的存在论之思，应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展开。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的时间维度，特别让人着迷，存在论如何是一个时间问题？从通常意义上说，时间是在三维基础上展开的，即存在的历史、存在的当下、存在的未来。其实，存在的未来是不可探讨的问题，直面存在的历史性与当下性，实际上，就是为存在的未来奠基。因而，存在的时间性，实质上，就是两个问题：即存在的历史性与存在的当下性。存在的历史性与当下性体验与反思，使存在这个静态性问题，变成了生存论这个动态性问题。为此，海德格尔引入了“人生在世”这个问题。人在世界中，即让人体验存在，感悟存在，想像存在，既是个人的独在，又是与他人共在。至此，存在论就不是简单的生存问题，而是存在意志与存在信仰问题。存在，作为事实，无可思索，但是，存在作为意志，是意志的定在，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生存的公平与正义，善良与邪恶，美丽与丑陋，涉及价值评判与意志自由。这一问题，并不好解决，特别是从现实情境出发，海德格尔采取的是神秘主义或诗性体验之思，显然，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解决思路。所以，存在论由存在问题转入生存论问题，它的美学意义就得到了特别地突显。海德格尔谈到：“就积极的样式来看，烦神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烦神可能从他人身上仿佛拿过烦来而且在烦忙中自己去代替他，为他代庖，这种烦神是为他人把有待于烦忙之事承担下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50页。“与此对立的，还有另一种烦神的可能性，这种烦神不见得是为他人代庖，而毋宁是对他人在其生存的能在中争先，不是要从他那里拿过烦来，而是要把烦第一次真正作为烦给予他。这种烦神本质上涉及本真的烦，也就是说，涉及到人的生存，而不是涉及到他人所烦忙的‘什么’。这种烦神有助于他人在他的烦中把自身看透并使自己为烦而自由。”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50页。“烦忙是揭示上手者的方式，寻视就是属于作为这种方式的烦忙，与此相仿，烦神就是由照顾的顾惜来指引的。二者都与烦神相应，有各自的一系列的残缺和淡漠的样式，其中也包括一无顾惜与由淡漠引导的熟视无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51页。通过这一大段引证，我们不难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索的意义，存在问题，说到底，就是生存的自由体验，就是人类生命意志的自我正视。存在论问题，是永远缠绕我们的生命本源性问题，关键是，如何从存在论的泥淖或存在论的深渊中得救？此时，美学、哲学、伦理学与宗教学就提供了丰富性思想言路。
关注人的存在状态，这是真正有意义的存在论问题，它给体验打开了大门。从古代存在论到现代存在论，由存在论的凝思到生存论的分析，存在问题获得了全新形式。对于美学而言，关心人的意义问题，就是要立足于存在问题。存在论给予美学以重要的思想智慧。存在论对于美学的意义，首先，存在论使美学之思关联实存问题与精神问题，使人的存在意义不仅在实存层面获得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在精神层面得到理解。其次，存在论对体验问题的合法地位给予了重视，也就是说，体验的生存心理问题在美学中获得了丰富性展开，这最接近美学思考与审美创造的本源状态。第三，存在论也把生存意义的苦恼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呈现，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存在论，不再关注神的存在问题。神的存在问题，从美学视野中退场，在很大程度上，把浪漫主义诗思逼入了绝境。人的存在问题，从现实出发，往往并不给予人以浪漫的想像，而是生存者的烦神与畏怕或恐惧。不过，我要说的是，存在论的当下语境，已经把审美问题和审美创造带向“无意义之域”，这是危险的，人们不再相信确定性与美好的事物的正价值，这是不符合人类的审美目的论的思想取向，所以，在关注存在论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目的论。从康德意义上的目的论说，自然向文化生成，审美也可以向文化生成，这就要求发挥审美在生活创造中的积极作用，把审美价值原则看作是文明的核心，看作是文明的价值目标和原则；这样，每一文明，在要面对生存论困境时，他们同时也有着“光荣的期待”，它的建筑文明与艺术文明，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显示着民族创造的巨大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不平等的时代，在人类的文明价值准则未获得共识的时代，只有美才能给予人类以启示。它会把我们的存在之思引向目的论之思，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文明的历史进步，不再对存在的当下或历史状态太过绝望，这正是美学必须承载的历史重任。
存在论与目的论，审美论与真理论，哲学解释或哲学反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有许多路径，东方的与西方的，古代的与现代的，人类思想史就是由纷繁复杂的哲学著作和现实问题的个体反思共建的，它总要回到人本身，基于人的困惑和无知，基于人的茫然和绝望。存在本身，是由无数的时空境遇构成的，也是无数的生命存在选择构成的。有时，生命富有诗意；有时，生命充满苦涩。它需要我们凭借无数艺术经验去重构，也需要无数审美者去理解，哲学的庄严，就在于：它从神圣存在出发，又从自然事物出发；从个体主体性出发，又从主体性的毁灭出发。无数的生命境遇，在哲学的自由反思与艺术和美学的自由呈现中，充满了无穷的魅力，这就是文艺美学诗思综合解释方法应有的理论视野。
现象学方法与文艺美学的体验观
5.3.1.现象学方法与文艺美学解释的有效性
在确立了诗思谐和的方法与哲学反思的方法之后，可以发现，在文艺美学解释中，它们能够比较有效地保证“诗性和智性的优先地位”，但还不足以呈现审美活动的丰富复杂的审美经验。文艺美学的诗思综合解释方法，不仅要考虑诗与哲学，思与存在，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而且，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呈现生命经验与审美经验，因此，还需要探索更具体的文艺美学解释方法。如何呈现丰富复杂的审美经验？使生命意识活动得到清晰理性的分析，借鉴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方法，显得极为重要。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诗思综合解释方法，必须重视现象学的解释方法以及现象学的价值理想。按照胡塞尔的解释，“现象学，标志着一种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哲学中得以突破的新型描述方法，以及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先天科学；这种方法和这门科学的职能在于，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哲学提供原则性的工具，并且通过它们始终一贯的影响，使所有科学有可能进行一次方法上的变革”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41页。。在此，胡塞尔表明了现象学方法对严格的科学的哲学之建立的重要性。但是，从胡塞尔对纯粹现象学的描述来看，这一方法，更能揭示生命意识活动或人的意向性活动的秘密，因此，现象学对于美学的意义显得更为关键。在具体分析现象学方法对于文艺美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有必要讨论文艺美学解释方法的多样性，然后，通过多种方法的比较，确立现象学方法在文艺美学解释活动中的有效地位。既然人的话语活动，都是对生命存在的自由解释，那么，解释本身和解释方法，就是思想的必然。由于解释对象具有多样性，故而，必然造成解释方法的多样性，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解释学方法与解释学主题，有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从学科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提倡多元的解释学方法，进而形成多元的审美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