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秋天，卡塔耶夫和什克洛夫斯基决定介绍奥·曼认识法捷耶夫，后者当时尚未掌权，但是很有影响。更确切地说，他几乎已经大权在握。他们好像是在卡塔耶夫家见的面。奥·曼读了诗。法捷耶夫深受感动，他是个易动感情的人……他似乎并未喝酒，却含着泪水拥抱奥·曼，说了一通易受感动的人会说的一切话语。这次会面我不在场，我待在楼上，待在比卡塔耶夫家高几层的什克洛夫斯基家。奥·曼和维克多回来时心满意足。他俩早些溜出来，是为了让卡塔耶夫再单独做一做法捷耶夫的工作。法捷耶夫没有忘记那些诗作，他很快就与爱伦堡一起去了一趟梯弗里斯，好像是出席鲁斯塔维里鲁斯塔维里（1160至1166之间—1216），格鲁吉亚诗人，作有《虎皮武士》。的纪念日庆典，他对爱伦堡说他打算发表一组奥·曼的诗作。或许，有人“不建议”他这样做，我们这里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式，如果人们求某人办什么事情，这个人便会皱起眉头：“您自己看着办吧……”皱起眉头的脸就等于拒绝，但是他“毫无过错”，从未说过可怕的“不”字，拒绝是“下面的意思”，相当民主……
除了我们的权力机构，没有任何政权曾显示此类微妙的官僚主义管理方式，因为我们的政权除各种长处之外，还以闻所未闻的虚伪见长。因此我们才认定，有人“不建议”法捷耶夫这样做，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什么人也不曾请示，以免“卷入麻烦”……更像是这样。但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冬季快要结束时，他在作协遇见奥·曼，突然主动表示要和“上面”谈谈，看看“上面的意思”，并要我们过几天再去作协听回复，更确切地说，是去听消息。
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法捷耶夫并未食言，他在约定的那天准时现身。我们与他一同走出作协大楼，坐进他的汽车。他提议拉我们随意逛逛，以便在路上说说话。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我们坐在后排。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他与安德列耶夫安德列耶夫（1895—1971），曾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谈过了，但是毫无结果，安德列耶夫坚称不能给奥·曼安排任何工作。“态度很坚决。”法捷耶夫说。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很伤心。奥·曼甚至试图去安慰他：“没什么，总会解决的……”我们口袋里已经揣着前去萨马基哈的疗养证，萨马基哈是一处休息之家，文学基金会安排我俩去那里待两个月，是斯塔夫斯基安排的。斯塔夫斯基突然接见了奥·曼，并建议我们去“疗养院”，在工作问题解决之前先在那里待一段时间。这是命运对我们的恩赐，因此，法捷耶夫的不成功也就没让我们感觉太伤心。可他对我们要去疗养这个消息的反应却相当激动：“疗养证？……去哪里？……谁给的？……在哪儿？……为什么不去作家之家？”奥·曼解释说，作协的休息之家都在禁区之内，也就是说，它们离保密城市都不足一百公里。“那马列耶夫卡呢？”法捷耶夫问道。我们对马列耶夫卡毫无概念，而法捷耶夫却突然缓过神来：“那边有幢小楼给了作协……那边肯定在装修……”奥·曼提出一个假设，即他们认为在主要问题解决之前不便送我们去作家之家。法捷耶夫很乐意接受这个假设。他显然很是关切，也很伤心。如今，我事后诸葛亮地明白了他当时的想法：他预料中的事件已经迫近，他明白了这些事件的实施方式。一位最铁石心肠的人都很难目睹这样的场景，而法捷耶夫又是个易动感情的人。
汽车停在中国城莫斯科市中心一区域，此名称与“中国”无关，实为“围墙”一词之误传误译。。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好像是因为疗养院管理局坐落在那里，我们要前去通报出发日期，好让他们安排马车到穆罗姆铁路线上的切卢斯季站接我们。从车站到萨马基哈还有二十五六里路。
法捷耶夫走下汽车，与奥·曼亲吻告别。奥·曼答应回来后一定去找法捷耶夫。“好啊，好啊，一定要来。”法捷耶夫说道，然后我们便分手了。这隆重的告别仪式和法捷耶夫那暗含忧郁、意味深长的脸色让我们感到不安。他怎么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可能遭遇各种不测，每个人都会落难……我们得到疗养证，这说明作协开始关心我们了！这是我们整个莫斯科生活中的第一个胜利，被这一胜利冲昏脑袋的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法捷耶夫的忧郁竟然会与奥·曼的命运有关，与安德列耶夫的回复有关，安德列耶夫当时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可怕的判决。法捷耶夫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对党内的情况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他为何敢于当着司机的面与我们交谈呢？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在我们那个勤务体制下，所有大人物的司机都要负责汇报大人物们的行踪和话语。我偶然听说，苏尔科夫在作家协会掌权后（这时斯大林已死）得到一辆公车，这辆车原来归法捷耶夫和他那位司机所用，苏尔科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用车，赶走那位司机，他找了一个荒唐的理由，即汽车太旧，牌子不好。显而易见，在新的时代，苏尔科夫试图摆脱那种无时不在的窃听……
难道法捷耶夫真的相信他与事无干，可以对自己汽车里的“国家耳朵”不管不顾吗？或者他早已介入对曼德施塔姆命运的设计，因此才能坦然地看着他的司机，与一个不相干的人谈话？柳芭对我说，法捷耶夫是个冷酷的人，但也很容易动感情，善于及时地流出泪水。据柳芭说，这在镇压犹太作家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也曾有过亲吻和含泪的道别，与此同时他却也批准了对那些作家的逮捕和极刑。再说，曼德施塔姆与法捷耶夫并不熟悉，而那些人则是他的朋友……可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非理性国家的官场，完全理解不了这种两面性，因为鬼才知道一位作家为何需要这样的两面性，即便他在作家组织中占据着某个位置……我们尚未意识到堕落的规模和程度。我们不曾想到，所有单位的领导都会作为同谋介入本单位那些被消灭者的案件，他们必须在被捕者的名单上签字。不过在一九三八年，这份工作似乎属于斯塔夫斯基而非法捷耶夫，至少大家都这么说。我们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过去的一切依旧神秘，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
将近一年后，法捷耶夫在拉夫鲁申斯基胡同庆贺第一批获得勋章的作家，听到曼德施塔姆的死讯时，他举杯祝愿曼德施塔姆安息：“他们杀了一位大诗人。”这句话若是翻译成苏维埃语言就是：“砍树总得飞木屑。”
我们与法捷耶夫的交往到此为止。战争结束前不久，我乘电梯上楼去什克洛夫斯基家，在电梯里偶然遇见法捷耶夫。他是在我之后进来的，当时我已打算关上电梯门，正在按按钮，女守门人冲我喊了一声，要我等一下，还有一个人……法捷耶夫走了进来，并未与我打招呼。我对此早已习惯，便干脆转过身去，以免让这位不愿认出我来的人感到难堪。可是电梯刚一开动，法捷耶夫便弯下身来小声地对我说，曼德施塔姆的判决是安德列耶夫签署的。更确切地说，我觉得他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的话好像是这样的：“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案子由安德列耶夫负责。”电梯停下，法捷耶夫走了出去……我当时并不了解三人负责制，以为判决仅由秘密警察机构作出，因此对法捷耶夫的话大惑不解：这跟安德列耶夫有什么关系呢？此外，我发现法捷耶夫也面带醉意。
他为何要对我说这话呢？他小声告诉我的是事实吗？也许，他那醉醺醺的脑袋里偶然产生一种联想，他想起汽车上的那次交谈，把曼德施塔姆与安德列耶夫联系了起来。但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说的是事实。我早在那位塔什干自杀者的书信中便听说了安德列耶夫，知道他是斯大林大恐怖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之一，他曾来塔什干指导秘密机构的干部“如何在新阶段展开行动”，也就是说，那道有关“简化审讯手段”的命令到底是何含义。
判决究竟是谁签署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那些年头，任何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在任何一份文件上签字，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害怕被立即送进另一个世界。我们的组织形式的力量就在于，那些与我们一样的人，“带着楔入脑门的眼睛”，在杀害、毁灭自己的同类，抹去他们的痕迹，并用“历史必然性”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圣巴托罗缪之夜圣巴托罗缪之夜，即1572年8月24日，巴黎天主教徒曾对新教徒大肆杀戮，“圣巴托罗缪之夜”如今亦指对政敌、异教徒等的大屠杀。仅持续一夜，尽管那些杀过人的青年或许到死都在吹嘘自己的勇敢，可这个夜晚却永远被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原则毕竟已融化在我们的意识中，尽管这些原则的基础不够牢靠，因此对人们有所误导。受雇的凶手总是能找到，但那些老一代地下工作者却无疑是爱人类的，他们受过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理想的教育，他们为人们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如今，参与了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人们难道还不能从我们的实例中学到一点吗，即不能违反“人类法”？
我什么都不确信，什么都不清楚，但我仍一直认为，法捷耶夫当时在汽车里即已知道，他那位交谈对象的命运已经决定。此外，他也立即明白了，曼德施塔姆没有被派往作家休息之家，这并非无缘无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