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得到一本关于已灭绝鸟类的书，我当时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全都是已灭绝的禽类。我把一对现已不存在的鹦鹉指给奥·曼看，他立刻就猜到这就是我和他。这本书我带在身边很久，后来丢了，可这一类比却使我及时看清很多问题。我当时唯一未能理解的问题就是，为何灭绝的鸟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活力，而活着的猛禽却没有任何生活能力。
故去的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乌索夫曾对我说，他认为奥·曼不是犹太人，而是亚述人。“哪儿像？为什么？”我感到惊讶。乌索夫指出这行诗中的亚述视点：“可怖太阳的向日葵直接转变为眼睛。”“因此他才能如此轻松地理解亚述人。”乌索夫又添了一句。
乌索夫像奥·曼一样满脸胡须，气喘吁吁，孤苦伶仃，也像奥·曼一样无所畏惧，却又什么都怕，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塔什干的医院里，要我去与他告别，可是我却迟到了。但愿他能原谅我的这一罪过，看在我曾用他无比喜爱的奥·曼诗作装点他最后时光的分上。当米申卡·森凯维奇出差去运河工地时，苦役犯乌索夫在那里已经得了心绞痛。他牵涉进“词典编纂家案件”，该案中有多人被枪毙，但由于罗曼·罗兰的干预也有人获得轻判。战争期间，几位词典编纂家在集中营待了五年后获释，来到中亚，这里是他们妻子的流放地。由于在集中营患上心脏疾病，这些四十五六岁的男人一个接一个死去。在他们中间，就有我的朋友乌索夫。每一桩案件，无论其主角是艾尔米塔什彼得堡著名博物馆，位于旧时皇宫，即冬宫。的专家、历史学家还是词典编纂家，都是他们按部就班的毁灭行动，他们在毁灭人民的智慧、思想和精神力量。
乌索夫的妻子阿里萨·古戈夫娜·乌索娃把自己的巨人安葬在塔什干的墓地，在旁边也给自己预留了一个小墓穴，然后便在对她的身体有致命危险的中亚气候条件下度过余下的日子。她还从偏僻的哈萨克斯坦流放地接来一位拖家带口的前领导干部，因为这位干部从前曾陪她熬过流放岁月，帮她劈柴挑水。她把自己在师范学院公寓楼里的那个房间登记在这家人的名下。她事先做好这一切，以免那种好处，亦即乌索夫教授分得的这间住房，在她死后不至于白白流失。为了能在生前把尘世的事情办完，然后心安理得地躺进坟墓，她还事先给墓地的乞丐付了钱，让他们将来在她的墓地上栽一棵树，要与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墓地上的树一模一样，让他们在还能记得的时候过来浇浇花。对于住进她房间的那家人，她倒是没抱太大希望……
一天天衰老下去的阿里萨·古戈夫娜却继续对生活中的一切怪事反应强烈，常常痛骂那些官员、傻瓜和伪学者。在学术生活中她也游刃有余，她确知谁能配得上学者称号，谁是小混混，谁是告密者，与谁可以共饮一瓶酸酒。在我们寒酸的聚会上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研究生，他自然是被派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阿里萨·古戈夫娜能想出很好的祝酒词来。如果这些教师和教授们主动举起第一杯酒为那些赐予我们幸福生活的人而干杯，那又有什么可汇报的呢？！告密者和研究生狼狈不堪……
瘸腿的古戈夫娜在房间里来回奔忙，用残缺的瓷器，用破烂不堪却能令人想起农奴制来的毛毯，还有乌索夫的一摞书，营造出一片闻所未闻的舒适。她和乌索夫将自己喜欢的小圈子称为“金丝雀”，在这个小圈子里，只有那些能背诵曼德施塔姆诗作的人才能喝到他们家的酒。古戈夫娜用细长的指头按摩脸庞，这样说起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个完全无人照看的女人……”她始终很关心自己花白的长辫子，关心指甲，当你连续数年自己生炉子、刷锅、擦地板，保护指甲就更有现实意义了。她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担忧，即如果她“未能保护好自己的容颜”，到了另一个世界，乌索夫或许会认不出她来的。乌索夫在集中营服刑时，她置身于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也是这样关心自己的“容颜”。她始终在细心准备与丈夫的重逢，要让出现在丈夫面前的她，其容颜一如他们分手的那个夜晚。乌索夫死后，她很长时间都在生丈夫的气，因为他如此轻率地扔下她孤身一人，临阵逃脱，而她自己却不得不来研究这些词汇学和修辞学，以挣得一份辛酸的寡妇口粮。
她是能说莫斯科贵族口语的最后一人，她说的话就像悦耳的音乐，乌索夫常说，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看出他的妻子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犹太女人，而是一位值得尊重的犹太女人。而且，人们似乎还能猜出她流放前在莫斯科担任的工作，她当时是列宁图书馆的顾问，她负责辨认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那些肖像画上的人物。她熟知关于这一时期女士们的一切传闻，对于那些诞生出诗人的家庭之谱系，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我们这一代的美女们，那些殉道者的寡妇们，就这样结束了她们的生命，在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那些殉道者们聊以自慰的东西就是他们秘密储藏在记忆中的诗歌。诗歌的读者是一个特别物种，在当时也属于濒危鸟类。那些优秀读者是最后一批善良的人，勇敢正直的人。他们的勇气，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坚韧，自何而来呢？如今在六十年代出现的这新一代读者，他们能像其前辈们那样吗？他们能经受住命运为他们准备下的各种考验吗，就像古戈夫娜那样？古戈夫娜始终在说，她是个被宠坏的女人，任性而又暴躁……命运的确很宠爱古戈夫娜，她甚至能在流放中依然保留自己的长辫子、出色的诗歌记忆力以及对一切看风使舵行为和虚伪谎言的猛烈抨击。
一次在国立中亚大学，一位年轻学者拦住古戈夫娜，长时间地询问我的消息，问我有没有保存下曼德施塔姆的诗。古戈夫娜模棱两可地回答了他，然后立即跑来找我，转达那位年轻学者的建议：赶紧把所有手稿都扔进火炉。他强烈要求古戈夫娜把这个建议转告给我，说这个消息来源保密，他不能公开。“胡说，”我说，“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他们来把手稿抄走，这是一回事，可我不会自己销毁任何东西……”“正确，”古戈夫娜说，“可是不交给他们也不行。我俩给他们准备一些复本，原件我们藏起来。”我俩忙了一夜，准备出一摞复本，原件则由古戈夫娜带走，藏在了什么地方。我俩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万一我被捕，我也不清楚手稿到底藏在谁人那里。这也就是说，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说出这些手稿的藏身之地……我们始终在做最坏打算，或许正因为如此，手稿方得以保全。我俩都在中亚大学工作，在学校碰面时，古戈夫娜会向我通报“金丝雀”的健康状况，说一切正常，他们都在歌唱，她甚至还因此被视为一位著名的爱鸟者。这事就发生在那名“私塾女生”常来找我的时候，拉里萨对我说，这名女生“为老爸服务”。这位“女生”似乎并非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而是主动行事，因为，当这名“女生”到拉里萨的父亲那里去抱怨，说拉里萨经常去找我，妨碍了这名“女生”的“工作”，拉里萨的父亲便命令手下人别再来打扰我。他说，奥·曼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他在莫斯科被抓，在那里打过架，无权待在莫斯科”……他还说，我“归莫斯科管”。这一切我都是听拉里萨说的。或许，在我那份跟随我从一座城市旅行到另一座城市的档案里就是这么写的。待“女学生”消失后，乌索娃把我的手稿送还给我。她未能活到斯大林死去的那一天，可她与我一样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她坚信他有朝一日一定会死。我对此坚信不疑，此刻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