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电话吵醒了我的兄弟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他在半睡半醒之间听完我们的消息。当然，我们并未道出任何一个与此相关的禁忌字眼，诸如“逮捕”、“抓人”、“押走了”之类，我们已经创建出一套特殊代码，我们完全不用指名道姓便能很好地理解彼此的意思。很快，任尼亚任尼亚是叶夫盖尼的爱称。和艾玛·戈尔施泰因艾玛·戈尔施泰因（1904—2002），文艺学家，曼德施塔姆夫妇的朋友，所著《回忆录》获1998年“反布克奖”。就来到我们家。我们四人一个接一个走出房间，相互之间拉开一小段时间，有人提着菜篮子，有人干脆把一摞手稿揣在口袋里。我们就这样抢救出部分手稿。但是某种本能提示我们，不能把所有东西都运走。此外，那一大摞纸页仍旧躺在地板上。“别动它们。”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对我说，当我打开箱子，想把这堆写满好词佳句的纸张藏进去的时候。我照她说的做了，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我只是相信她的嗅觉……
当天，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满城奔波后回到家中，很快就再次响起敲门声，这一次的敲门声相当礼貌，于是我再次让进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昨夜那位当官的负责人。他满意地看了一眼摊在地板上的手稿：“你们还没收拾呀。”随后，他立即开始了第二轮搜查。这一次他孤身一人，只对箱子感兴趣，箱子里只有诗作手稿，他对散文手稿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听说第二轮搜查后，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这个世界上最节制、最沉默的人也沉下脸来，说道：“如果他们再来一次，会把你俩都抓走的。”
该如何解释第二轮搜查和第二次抄家呢？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交换一下眼神，对于苏联人来说，这已足以理解彼此的意思了。显而易见，侦查员已经看完了昨夜抄去的手稿，他并不需要太多的审阅时间，因为诗稿的数量并不大，可他并未发现他想要的东西。因此，他派人来进行补充搜查，他担心他们在夜间的忙乱中偶然错过了那张必需的纸页。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即这次搜查是有的放矢的，《狼》一类的诗作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他们感兴趣的那份手稿却不在箱子里，无论是我还是奥·曼都未抄录过此诗。我不愿再提供咨询了，我俩静静地喝着茶，不时斜眼打量一下那位客人。
那军官恰好是在我们回家后二十分钟赶来的。显然，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是谁呢？可能是住在这幢大楼里的某个特工，是受命对我们进行监视的任何一位邻居，也可能是戳在大街上的“瓦夏”。当时我们还未学会辨认这些所谓的“瓦夏”。经验是后来才获得的，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毫不掩饰地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楼前站岗。他们并不藏起身来，而就那样傻傻地杵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呢？这究竟是一项让人难以忍受的脏活累活，抑或同时也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直接恐吓？或许两者皆有。他们在用自己的行为传达这样的话：你们无处可藏，有人在盯着你们呢，我们始终和你们在一起……不止一次，我们一些从未引起我们任何怀疑的好朋友会突然冲我们扔过一句话来，于是我们就明白他们是什么人了，他们为何要与我们保持友谊。这种公开性应该纳入普通教育体系，因为这种话语能稍稍敞开一道门缝，让我们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之后，我们的语言就会憋在嗓子里，我们就会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比如，我就常常听到一些劝告，让我别再抱着奥·曼的残存手稿不放，要忘掉过去的事情，别再往莫斯科跑了：“有人同意您住到塔什干去……”没有必要问究竟是谁同意的。对于此类问题，他们只会用微笑作答。这些暗示、带着微笑的话语和意味深长的表达，常常会在我心中激起一种疯狂的抵抗：这一切或许只是一个不学无术、仅在对时代主导势力进行模仿的讨厌鬼所道出的无聊闲话？这样的模仿者数不胜数。但也发生过另一类事情。就是在塔什干，当时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住在那里，我们回家时常常会看见被别人扔满烟头的烟灰缸和来路不明的书籍、杂志或报纸，有一次，我还在餐桌上发现一支艳得让人恶心的唇膏，旁边还有一面从另一个房间拿过来的化妆镜。在箱子和抽屉里，有时也会发现这种昭然若揭的无序状态。这些痕迹究竟是按照操作规定的要求有意留下的，还仅仅是那些奉命搜查我们箱子的人开的一个玩笑？开心一笑：“没什么，让他们欣赏去吧！”两种情形都完全可能……要让我们老实一点，干吗不直接来吓唬我们呢？……顺便提一句，他们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恐吓要超过对我的恐吓……
说到被我们称作“瓦夏”的那些人，我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当时已是战后。那些天十分寒冷，他不停地跺着脚，像车夫一样疯狂地舞动胳膊，好让自己暖和起来。一连几天，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出门时，都会不好意思地从这位跳舞的“瓦夏”身边跑过。后来，他的位置被另一个不那么激情四射的人所取代。还有一次，当我们走进喷泉楼位于彼得堡（当时称列宁格勒），阿赫马托娃当时的住处。的里院，身后有闪光灯闪了一下，他们在给我们拍照呢，看来他们决定辨认一下，前来探访这位被黜女诗人的客人究竟是谁。要进入里院得穿过主楼的门厅，通往院子的门由一位门卫把守。在有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天，我们不知为何在门口被耽搁了很久。耽搁的理由听起来十分荒谬：他们丢了钥匙，或诸如此类。莫非那位偷拍者是在听到我们回来的消息后才开始往相机里装胶卷的？这一切是在那份关于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决议指苏共中央1946年8月14日颁发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该《决议》点名批判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左琴科（1895—1958），幽默作家。颁发前不久发生的，对我的女友的这种特别关注顿时让我浑身掠过一阵寒意。
他们并未给我以这样的关注：我几乎从未有幸获得专人监视。围在我身边的通常不是特工，而是一些庸俗的告密者。只有一次在塔什干，拉里萨·格拉祖诺娃，一位秘密机构高官的女儿，警告我提防来我家补课的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是由一位数理系女大学生介绍来的：“她只是想跟您学点东西……”拉里萨偶然在我家门口碰见那位女生，她告诉我，这姑娘“在他爸爸那儿”工作。我安慰拉里萨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这位可爱的女学生从不在约定的时间到来，老是希望让我猝不及防，然后再道歉，说最近很忙，要求延期上课……此外，她有着小密探的典型癖好，当我在房间里走动时，她总是忍不住要斜着眼睛盯着我。不难理解，她为何需要来上这些她从不温习的课程……被拉里萨揭穿的这个密探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介绍她来跟我学习的那位女大学生是个不错的姑娘，但显然已落入蛛网，她显得很慌乱，老是试图向我解释什么。我尽量回避这些解释，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密探一遍又一遍的感叹：“我非常喜欢阿赫马托娃和您的伴侣……”在这个圈子里，他们把丈夫称作“伴侣”。伴侣，一个多么高尚的称呼！而在中央委员会，则称“同志”……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而在一九三四年，我们甚至还未发明出“瓦夏”一词，也猜不透到底是谁把我们到家的信息通报给了那位契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