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全副身心地投入了此类所谓的奔波。她设法见到了叶努基泽叶努基泽（1877—1937），任苏共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书记，后被枪决。。叶努基泽认真听完她的话，却一言不发。她然后去找谢芙琳娜谢芙琳娜（1889—1954），女作家，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后者立刻打电话给她熟识的一位契卡人员。“但愿他在那里别被整疯了，”那位“熟识的契卡人员”说，“我们的人在这方面可是好手……”第二天，他告诉谢芙琳娜，他打听过了，这个案子最好别再介入了……什么？……没有回答。谢芙琳娜于是两手一摊。当有人劝告我们不要介入某桩案子时，我们总是两手一摊，立即退缩。这是我们的生活中一个令人惊讶的特征：我的同时代人在提出愿望和请求、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开始行动之前，总是要先搞清楚“上面”关于这件事是怎么说的。要想不管不顾，背道而驰，所有人都会十分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无援无助。“这些事我可管不了。”爱伦堡在拒绝为一些事情提供帮助时常常作这样的解释，这些事情往往就是退休金、住房和户口等方面的问题。要知道，他所能做的只是请求，而不是坚持……对于领导阶层而言再没有比这更方便的手段了！可以制止任何一种社会言论，方法就是暗示一下，说“上面”会对这一言论感到不满。中层机构和高级机构均会运用这种手法以达到其目的，从而制造出一些不得涉略的话题。自二十年代下半期开始，“社会舆论的低语”便越来越微弱，不再能转化为行动。一切逮捕行动，自然均属于“不得涉略的话题”，能出面奔走的只能是家庭成员，所谓奔走也就是去见彼什科娃，然后再去检察院。如果一位旁人介入奔走，这便不是常规而是例外，这位旁人将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奥·曼的案子当然更不值得介入，因为他竟敢在诗中冒犯那位威严之极的人物。因此，我非常珍重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诗人、小说家，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一九三四年不怕被牵连的举动，他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起来我们家，询问他该去找什么人。我建议他去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因为我已清楚布哈林对于奥·曼被捕所持的态度，我还建议帕斯捷尔纳克去见杰米扬·别德内杰米扬·别德内（1883—1945），诗人，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
我提起杰米扬并非偶然。通过帕斯捷尔纳克，我向杰米扬提起了他一九二八年许下的一个诺言。当时，奥·曼偶然在街上遇见一个与他姓氏相同的人伊萨克·别涅季克托维奇·曼德施塔姆，他听后者说起一件案子，说有五位银行职员，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五位老“专家”，不知是由于挪用公款还是因为经营不善而被起诉，竟被判处枪决。出乎自己和那位交谈者的意料，奥·曼违背不介入他人案件的通行规则，他跑遍莫斯科，要救这几位老人的命。他在《第四篇散文》中曾提及这些奔波。除了其他“门路”，他也找了杰米扬·别德内。他俩是在“国际书店”一个僻静角落见的面。杰米扬是一个狂热的爱书人，他经常光顾这家书店，或许常与熟人在书店见面，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已经不敢请任何人去家里了。杰米扬断然拒绝为几位老人说情。当他得知这几位老人并非奥·曼的亲戚，甚至连熟人都不是，他便质问奥·曼道：“那您干吗还要管他们的事？”但他随即又添了一句，说奥·曼本人如果出了什么事，他杰米扬一定会出面帮忙的。
不知为何，这个许诺让奥·曼感到很高兴，虽说我们当时还坚定地觉得：“他们不会触动，不会杀人……”曼德施塔姆《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1924）一诗中的诗句。到雅尔塔之后，他告诉我这次谈话：“还是让人高兴的……他是在骗人？……我看不像……”正因为如此，我才在一九三四年建议帕斯捷尔纳克去和杰米扬谈一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即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在我们家那只箱子遭到第二轮搜查的当天就打去电话，可杰米扬好像已经对此事有所了解。“无论是您还是我都不能介入此事。”他这样对帕斯捷尔纳克说……杰米扬是否知道此事与一首反诗有关呢？那首诗写了那位手指肥粗的人曼德施塔姆1933年11月写有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诗中有“他粗胖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一句。，杰米扬自己与那人也有过冲突。要么他只是在用这个普通的苏联公式作为回答？这公式便是，最好永远远离感染了鼠疫的人。或许，这两种情形都有可能……至少，杰米扬本人由于过于爱书已经失宠。他很不谨慎地在日记中写道，他不喜欢送书给斯大林，因为后者会在书页的空白处留下肥粗的手指印。杰米扬的秘书决定邀功，便把日记中的这一段抄给斯大林。叛卖似乎并未给那个秘书带来好处，杰米扬却很长时间都穷困潦倒，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藏书。等到他的作品得以再度出版，十五年的版权继承期已经过去，他的最后一次婚姻好像也没登记，我曾看到，他的继承人，一个瘦弱的小伙子，如何以母亲的名义到苏尔科夫苏尔科夫（1899—1983），诗人，曾在法捷耶夫之后任苏联作协负责人。那儿祈求施舍。即便当着我的面，苏尔科夫也是一口回绝。杰米扬最后的屈辱已经传给了后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知道杰米扬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可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发自良心的。我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我不时也会被军靴踢上几脚的话。我或许还没有资格摊上这样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中旬，杰米扬与帕斯捷尔纳克在一个会上见了面，好像是一个组建作家协会的筹备会。杰米扬让人把帕斯捷尔纳克拉到我家，我记得，他放走司机，自己开车在莫斯科转悠了很久。当时，我们的许多活动家还敢于在汽车上谈话，后来出现一种传闻，说汽车上也装有窃听器。杰米扬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们射向俄国诗歌的子弹百发百中”，他还顺便提及马雅可夫斯基。在杰米扬看来，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闯入了一个他感觉陌生的领域，而杰米扬在这个领域里却感到很自在。
谈够了话，杰米扬没把帕斯捷尔纳克拉回他家，而是开到了富尔曼诺夫胡同，在这里，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正坐着，因为两次搜查而惊魂未定。
在当时举行的一次记者代表大会上，巴尔特鲁沙伊蒂斯巴尔特鲁沙伊蒂斯（1873—1944），立陶宛诗人，也用俄语创作，是俄国象征派重要成员之一。四处奔走，挨个说服所有人出面拯救奥·曼，他对众人提起死去的古米廖夫，央求大家站出来。我能想象出，这两个名字会对三十年代那些草木皆兵的记者们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巴尔特鲁沙伊蒂斯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无法对他说：“不建议您介入此事……”
巴尔特鲁沙伊蒂斯很早就预感到了奥·曼的结局……早在二十年代初（一九二一年，在古米廖夫遇害之前），他就建议奥·曼接受立陶宛国籍。此事有可能成功，因为奥·曼的父亲曾在立陶宛居住，奥·曼本人也生于华沙。奥·曼甚至准备了一些文件，还把它们拿给巴尔特鲁沙伊蒂斯看，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要知道，自己的命运毕竟是无法摆脱的，甚至没有必要去尝试摆脱……
奥·曼第一次被捕所引发的议论以及人们为此进行的斡旋显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案子不是按老办法处置的。至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是这么认为的。要知道，在我们当时的环境下，甚至连这种轻微的反应，比如轻声的议论和耳语，也同样是一种非同寻常、令人吃惊的现象。但是如果细究这些声音，却很难从中发现什么东西。我曾天真地以为，社会舆论永远站在弱者一边抵抗强者，站在被欺辱者一边抵抗欺辱者，站在牺牲者一边抵抗野兽。那位更为现代的丽达·巴格里茨卡娅巴格里茨卡娅，诗人埃杜阿尔德·巴格里茨基（1895—1934）的妻子。擦亮了我的眼睛。一九三三年，当她的朋友波斯图帕尔斯基波斯图帕尔斯基（1907—1989），作家、文艺学家。被捕时，她冲着我痛苦地抱怨道：“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比如，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即曼德施塔姆。被捕时，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认为该抓。可是现在呢？倒抓起自己人来了！”
不能不赞叹丽达·巴格里茨卡娅的这种表述。她以斯巴达式的简洁表达出了一些人基本的道德法则，这些人将成为我们的知识分子，社会舆论不正形成于这一阶层吗？将人划分为“自己人”和“异己”，后者当时称为“异己分子”，这种分类从内战时期就开始出现，它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法则，即：“谁的人？”胜负分明之后，战胜者永远会获得奖赏、恩惠和纵容，而战败者将被根除。可是，留在“自己人”范畴里的权利原来并非世袭的，甚至并非终身的。过去和现在都得为这一权利而进行不间断的斗争，昨日的“自己人”会在一刹那间被划入“异己”范畴。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推论，“自己人”和“异己”的分类会导致每个走下坡路的人成为“异己”，就因为他是向下方运动的。只有在一个这种分类已达到其最终阶段的社会中，一九三七年及其一切后果才有可能出现。
通常，在照例获悉某人被捕时，一些人默不作声，更深地躲进自己的洞穴，顺便说一句，这洞穴其实救不了任何人，另一些人则齐心协力地起哄。我的朋友索尼娅·维什涅夫斯卡娅在四十年代末每天都会听到她的朋友被捕的消息。“到处都是叛徒和反革命！”她恐惧地感叹道。只有日子过得比较好、还有东西可以失去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或许，这感叹声中就包含着某种咒语成分，诸如“妖孽妖孽离开我！”……除了驱魔的巫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